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

一 “原本”概念和“原本中心意识”

在传统的翻译或解释理论中，“原本”（original text）是“文本”（text）概念的一个子类，它与“译本”或“解释性文本”（translation text）共同构成“原本/译本”的二项式关系。但这种二项式关系不是对称的，在很长的时期中，“原本”对于“译本”一直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我们将其称为“原本中心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支配着传统的解释理论，也支配着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是我们对它进行考察的重要理由。

首先，“原本”最常出现在狭义翻译的领域，也就是美国符号学家雅各布森所说的“语际翻译”（inter lingual translation）领域。在这里，原本和译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自然语言L1和L2。如果将L1和L2之间的语言屏障记作符号“/”，那么，全部翻译研究的源始性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使译本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本”？

语际翻译谈论的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文本转换问题，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在其“语言交换的经济学”中将其表述为“文本流通”（circulation of the text）。除此之外，“原本/译本”关系还可以出现于另外一种语境，即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领域。“语内翻译”只涉及单一的语言共同体，因此，它所考察的是美国思想家席尔斯所说的“流传性的”（being handed down）翻译。在这个线性的“文本流传”领域中，“原本”是个“回溯性母题”，而“译本”的任务是使“原本”得到再现。但由于世殊事异，“原本”和“译本”之间仍存在着作为“时间间距”符号的“/”，如何使“源头性的或本真性的东西”得到保真传递就成为人们一向关注的话题。这里依然存在着那个原初性的问题：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

然而，除了上面所说的“文本流传”和“文本流通”的领域外，我们在传统哲学领域还可以看到一种具有隐喻意义的“原本意识”：那里的“原本”或被称为实在，或被称为本质，总之被称为大写的Being，也就是使一切“所是”（或“存在者”）成为可能的那个“是”（或“存在”）。相对于这个“原本”，一切表象、概念或理论都具有“译本”的特性。作为“原本”的实在是人的表象和概念的复制对象，是它们获得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完满性根据。所谓认识的目的就是：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

上述三种“原本”构成了三种知识形态的根基，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知识形态视为三种翻译类型。虽然形态不同，但其“原本”的初始含义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中文里的“原本”是个歧义词——既有文本理论意义上的“原始文本”的意思，也包含着认识意义上的“原原本本”的含义。它是源头、是根本、是真相，是人的思想一向寻求的最终家园。因此，虽然“原本/译本”在上述三种知识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都表现着“原本”的首要的和支配性的地位。我们将这种意识称为“原本中心意识”。

将“原本”与“中心”联系起来，“原本”便具有了神圣性的法相。在“语际翻译”中，“原本”的神圣性或许来自这样一个并非偶然的事实，即许多民族在早期都曾用母语对具有神圣性色彩的“宗教典籍”进行翻译，这种翻译对其文化形态曾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圣经》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曾被译为上千种语言。就中国而言，从后汉到宋代期间，佛教学者曾对佛经进行了长达800多年的翻译。在这里，“原本”的神圣性自不待言。

不过，从发生学的意义来看，“神圣原本”观念最初是起源于严格意义的“语内翻译”而非“语际翻译”领域。从“语内翻译”的角度来考察“原本”，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重要现象：

其一，无论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文明”还是罗伯特·莱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都有一个明确的“本文指标系统”，那就是本文下面要讨论的“体制性的经-传传统”。这里的“经”具有“原本”的意义，它体现着特定文化共同体关于神圣源头的集体记忆。“传”是围绕着“经”生成的各种解释性的“译本”。

其二，就解释性活动而言，体制性的经-传传统是与“等级性的作-述观念”相对应的：在一个“经-传传统”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享有严格意义上的“作者”身份的。“作者”是“经”的创制者的身份，而作为“译本”的“传”的作者则被理解为“作为译者的述者”。

其三，因此，当我们在“文本流通”的领域内使用“跨传统”（transtraditional）或“跨文化”（inter-cultural）这样的概念时，它应当是指两种“经-传传统”的相遇。这是语际翻译的解释学需要特别留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