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一 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

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根据；“逻辑化”的基本属性是“普遍性”，它要求哲学概念应当成为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先天真理”（即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真理），它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逻辑化”在语言分析中的基本实现手段是原子论的，它把陈述性语句当作基本的文本单位，把对语句的成真条件的描述当作重要的处理手段。在此理解中，哲学概念应当是“唯一的=普遍性的”逻辑语言。它属于一个单数形式的语言世界，即logic的世界。单数形式的语言没有“翻译”的必要，逻辑如果是可翻译的，就不再成为逻辑。

如果囿于上述理解，“翻译”的确不是探讨哲学概念的合适角度。因为它首先承诺的是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即与特定自然语言、理论制度和信念束（a stock of beliefs）相关的logos的世界。但也正是因为从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入手，哲学概念的一个长久被遮蔽的特性才可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哲学概念的栖身性”（dwellingness）——任何哲学概念或叙述总要栖身于特定的“语词世界”。由此可以解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

实际上，在20世纪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那里，“翻译”已经是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对“翻译”的研究使他们的着眼点从纯粹逻辑立场转向语词关注立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词”是个隐喻。它既指解释学中一向考察的“本文”（text），也是奎因在1960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一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针对奎因的说法，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语词反对对象”（word against object）的问题，在那里，他特意将“语词”与逻辑性的概念区别开来。此外，奥斯汀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命名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虽然中文通常将其译为“如何以言行事”？我却宁愿用笨拙一些的译法：“如何用语词做事？”此外，库恩早期讨论的“范式”（paradigm）、戴维森所讨论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等，也大体涉及语词世界的问题。

“语词世界”就是解释学最为关注的“本文”世界。在伽达默尔那里，“本文”的基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流传性”。而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又给“本文”存在加上了另一个特征，即空间性的“流通性”。无论是“流传”还是“流通”都受制于时间的、地域的等非超越因素。在此语境下，“翻译”对于哲学概念或哲学本文的“持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人们一向期许着单数形式的理论形态，即philosophy，但哲学理论总是以复数形式展现出来，即philosophies。

Philosophy和philosophies的区别十分类似于翻译中的“原本”与“译本”的区别。人们心目中单数形式的philosophy似乎是一“原本”，而复数形式的philosophies则像是各种“译本”。对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想原本的philosophy与作为诸译本的philosophies的关系问题。假定将“原本”与“译本”的关系记作“原本-译本”这样一个二项式，其中的关系符号“-”具有明显的“两可性”（ambiguity）。

其一，如果把“-”理解为“=”甚至“≡”，则得出“译本=或≡原本”。在这里，符号“-”象征着一座通达无碍的桥梁，只要采取还原的方式就可以从“译本”走向“原本”的彼岸。显然，上述等式蕴涵着“原本中心论”的信念，它使“原本”对“译本”具有绝对的支配和裁判关系。即使在现实翻译中这个等式无法成立，其责任也只在“译本”一方。

其二，符号“-”也可以被视为“≈”并由此导致“≠”——这就是那个用以表达“翻译之难”的表达式：OT（原本）≈TT1（译本）≈TT2≈TT3……≈TTn，但TTn（可能）≠OT。在此背景下，“原本-译本”中的符号“-”就被改写为“/”，它包含着不可还原的“差异”、“间隔”、“中断”、“对峙”等含义，意味着对“原本-译本”支配关系的解构。

“-”的两可性是人们对哲学现象感到“困惑”的根源。有趣的是，中文中的“惑”字由“心”与“或”组成，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的思想在“或此或彼”状态下进行抉择的困境。此外，“困惑”的“惑”也就是“诱惑”的“惑”，这样它就与哲学意义上的“惊奇”（wondering）接近了。如果说哲学始于惊奇，那么，当我们从翻译角度来看待“哲学”自身，由上述“原本-译本”的两可关系所表现出的“源始性困惑”则意味着一种“诱惑”。

显然，一旦代入体现着“原本-译本”两可关系的翻译视野，我们就不可能仅仅关注那种单数形式的语言——无论是《圣经》意义上的“神圣语言”（holy language），还是纯粹分析性的“逻辑语言”。它要求重申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所谓“本质”总要栖身于具体的所予方式中。这种“所予性”与上面所说的“栖身性”是一个意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固守住思想的属人的权利，这里的人不仅是“普遍的人”，而且是生活在具体语词世界和传统中的人。这一点恰好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相背离，因为形而上学坚定地假定思想世界只有一个唯一原本，那就是“存在”；思想只有一种有效的语言，那就是以逻辑为理想的概念语言。

“背离”以形而上学为理想的哲学是思考哲学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自动转换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翻译如何使哲学成为一个问题”？正是后一追问使当代哲学再度成为一个产出大量启示的“问题”。这种“背离”并非外在地抛开“概念世界”而纯粹地面对“语词”——因为logic毕竟不是与logos完全无关的内容，而是为了让作为“语词”的logos不再受到“无视”（disregarding），意味着不能无条件地用logic取代logos。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