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

本研究把1924年和1993年发生的两场各导致80多名女工死亡的工厂大火视为社会历史事件，在时间与空间的框架下理解“相似”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本文使用“历史时间”的概念，说明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以再现；分析一种历史停滞的现象，透过对女性底层劳工的历史命运的思考，质疑有关历史进步之宏大论述。理解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以及外来资本、新兴资本、官僚政治以及父权制的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呈现出的女工命运的历史相似性。由此关注改善底层劳工命运的历史使命以及历史进步观下之人性。

一 历史重演

历史能否再现？再现的历史能够说明什么？我们在读历史资料时常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相似的“社会事件”令人驻足。由此需要把当下与昨天相连，思考那些相似性是什么？变化了的又是什么？特别是在时间框架下，底层劳工命运的相似性更值得反思。

笔者遭遇的历史场景是这样的：1924年，上海一家丝织厂发生一场大火，烧死80多名女工；1993年，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一场大火，烧死80名女工。这两起“社会事件”或“社会历史事件”带有某种“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特点，因为它的悲剧色彩让人过目难忘，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有更多的问题要思考。这一社会事件，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脚本”加以分析。这需要运用“社会显微镜”和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事件后的语言，呈现人们内心冲动和可以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价值（伯克，2001:46～47）。这种“社会历史事件”把人带到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场景中，事件的相似性使人们可以抽离掉时间和空间，而剩下的是女工命运（底层劳工之命运）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会是如何嵌在历史的发展路径？相似事件的背后说明了什么？时间消失的背后掩盖了什么？结构因素与事件相似性的关系是什么？

（一）1924年的大火

1924年3月11日至3月20日，《申报》以《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1-9》为题连续报道了1924年3月10日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火灾。

1924年3月10日晚10时停工，本地男女工人回家，来自盛泽、湖州、南浔、嘉兴、广东（3人）共计400多名女工，当晚分卧于东厂底层和二层楼之地板上，10点40分起火，起火时女工皆已入睡，只有女工一人在厂房平房内洗衣，发现厂房起火后大叫……

各女工闻声跃起，则火已延烧东屋，东屋本有可通西屋之大梯，但晚间在东屋的门皆关住，故无论西屋之梯已烧断或不烧断，皆无从逃生。只得向东屋之梯奔逃，此梯由厂屋右侧一小弄内出入，人多梯狭，门口又极小，而可怜之女工，虽际此生死关头，犹不舍其饭篮与铺盖，于是体大口小，愈是难以挤出。混乱中互相践踏，反将门口堵住，二层楼本有窗三扇，然皆用铁栅阻止，不能跳出，及十一时余……救火车到时……中有照顾其儿女，而不及逃生者，有因扶携其亲母，致葬身火穴者……焚毕者约百人，有方哺乳之幼儿及怀孕之妇女多人，皆罹于灾，可谓浩劫矣。

（《申报》1924年3月11日）

川公路织绸厂，又名祥经丝织厂，是一家拥有700多名工人的工厂，厂房、厨房和工人的睡房在一个相互连接的四层楼房。有近3/4的女工来自周边农村。睡于底层的女工都在火灾中逃了出来，但有20多人受伤。第二天，工厂对从火海里出逃的女工以每人发放银圆十五元的方法令其回原籍。当时100多名女工没有动身，因为那些死者要么是其同乡，要么是其姐妹，梅堰一地区就有13人被焚烧致死。这些没有回原籍的女工住在宜乐里的四个房间中，她们睡在地板上，晚间没有被枕，寒苦异常。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极大愤慨。《申报》连续9天报道此事件。邵力子于次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发表社评，强烈谴责资本家罪恶，指出“各厂不但没有保障工人安全和生命的设备……而且在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眼中看来，女工不是娼妓，便是盗贼”。天津《妇女日报》对此事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报道。国民党上海妇女部、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职业女子联修社、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竞雄女学等五团体，除向受害女工表示声援外，还联名函请各工会及工业委员会共同向各工厂提出改良工厂建筑、增加消防设备、制定赔偿条例等要求。上海市各界群体团体，如工团联合会、纺织工会、商联会、学商公会、红十字会、南洋烟草公司职工会、中国工会、中华印刷工会也纷纷对被害女工进行援助。例如，上海纺织工会3月12日下午4时召开紧急会议，请求本埠各团体对受害女工进行救助。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做出决定：第一，派人前往火灾地点进行调查；第二，对于设备不合格的工厂，应督促从速改良；第三，要求该厂主从优抚恤被害女工。

3月13日上午对36具女工进行安葬，安葬途中，曾游行闸北各马路，至水电厂前发生冲突，死者家属们认为这是“官办水电之牺牲者”，挽联上写着“被官办水电所害”。最后，事件演变为闸北市民因官办水电的失职而罢市。到3月18日，《申报》刊登出死者的详细资料，以亲属关系的方式公布，总计死亡80人，失踪19人，其中母20人，妻14人，女11人，幼儿2人等。最后红十字会将那些办理后事的女工们送回原籍，按名单给每人各发银圆二元及船票等。

（二）1993年的大火

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中有84人死亡（女82人，男2人），20重伤，25人轻伤。

致丽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葵涌镇厂房进行独立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生产、经营皆由港方负责，利润由港方独享。葵涌镇派一名厂长协助港方经理管理企业。厂房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年5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积2166平方米。第一层是裁衣车间和仓库，第二层是手缝和包装车间，第三层是衣车车间。该厂注册员工418人，事故当天在厂工人404人。

11月19日13时25分，该厂一层东北角仓库起火，火势顺风向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蔓延。全总调查组确认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港商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堵塞。该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厂房内东西侧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港商将东面疏散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一个疏散楼梯，而且这个楼梯通道上堆放了货物；一层有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出口被锁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个出口，并在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间处装上铁栏，形成一条长约8米、宽仅0.8米的窄长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畅通的情况下，近300名工人根本无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的毒气，许多工人窒息在楼梯口处。这是造成火灾事故严重后果的原因。雇用无证电工，违章接线。中方厂长负责消防等监督职责，然而港商对违法行为不加制止，盲目服从。

（《工人日报》1993年11月26日）

事件发生后，《工人日报》《光明日报》都载文对此进行报道和提出抗议。2001年3、4期的《天涯》杂志对该事件有追踪报告，长达4万余字。常凯曾随调查组进入火灾现场，收集了200多封被遗弃的打工妹的书信，他写有《废墟上的凭吊》（常凯，1994）。有两名社会学家用这些书信分析中国的劳工问题，论文值得一读（谭深，1998；陈佩华，2002）。

二 历史时间与社会结构

1924年的火灾已经过去了近80年，80年间改变了什么呢？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最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大都会。街区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成为各类高科技人才、金融人才进出的高端城市。

1993年至今也快10年了，深圳及其附近的东莞、中山等地依然是“三来一补”企业的重镇，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及其周边，打工妹的足迹四处可见。

（一）时间框架

布罗代尔对历史和时间有过精辟论述。他认为，历史变迁是以不同速度发生的，是时间下的变迁。有几种不同的历史与时间，第一种历史是“一种几乎察觉不到其消逝的历史，一种永恒轮回、永远反复循环的历史”。这是人类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地缘历史（geohistory）下的时间。第二种历史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和文明的时间”，虽然缓慢但可以感觉到它的节奏，是有关“局势的历史”。第三种历史是事件和个体的“事件史”。上述看到的两个“事件”，使我们置身在至少两个时间框架下，一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和文明的时间，二是个体的事件史（女工事件史）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框架的相互作用是认识女工地位的关键。

（二）“事件”的历史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阶段充满制度变迁与人们生活的调适，此时期女工的出现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女工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并成为资本最感兴趣的劳动力。这些资本既包括殖民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也包括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

邓中夏先生针对1925年日本已在中国建立41家纱厂，雇用88000余中国员工这一现状，深刻地说：“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华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是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邓中夏，1949: 130）。女工在纱厂中占了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工业化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

当下社会，大批农村女工（常常被统称为“打工妹”）的出现是1980年以后，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再次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此时大批发达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链条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以广东省为例，作为沿海地区它是全国各地外来人口的大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在其中占了八成。一些发达的市镇中，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是本地人口的数倍，这其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1996年总人口345万，其中户籍人口88万，外来的129万是农村人口，其中女性83.6万，占64.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工作，特点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23岁（谭深，1998）。

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依然是：第一，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中国有广大的商品市场；第三，中国虽然有劳动法，但是还有各种可以买通的地方官员，还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在中国都可以实现。从致丽工厂的火灾事故可以看出，中方厂长不仅没有起到消防监督作用，反而协助港商，贿赂消防整治小组人员，骗取火险隐患整改验收合格证。在整改过程中，镇政府没有进行督促整改，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港商。5月28日，镇长写信给市消防整治小组“如不发给，将会影响葵涌镇的经济发展，港商将会集体上访，直接向市政府投诉”（《工人日报》1993年11月26日）。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女工只能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她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生产与资本链条中微不足道的、随时可被丢弃的“小零件”。

三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在相似的经济结构下，为什么是女工遭遇如此厄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性别文化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利用了父权制。妇女在追求平等之路上既要反对父权制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妇女遭受的压迫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或是私有制；另一方面是父权制，它们既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依照性别的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按性别的劳动分工具有等级制，这反映了父权制的主要特点。哈特曼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从四个方面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第一，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制度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妇女具有同男性一样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父权制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第二，劳动报酬制度。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直接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低薪迫使妇女结婚，因为女人可以通过婚姻买到自己无力买到的东西。第三，商品交换。为了生存，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男人从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第四，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不断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合法化，妇女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这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由此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长期互相影响的结果，它使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恶性循环（Hartmann, 1979）。

20世纪80年代初，哈特曼的阶级与性别的重叠理论被杨（Iris Young）以“超越不幸的结合”为题再次被论述。杨认为，阶级和性别关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种简单的结合，关键问题是要清楚地说明父权制的运作规律、内在动力和矛盾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妇女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压迫妇女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把妇女推向边缘并使妇女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妇女起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阶级作用。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自始就建立在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别等级上（Young, 1981）。

那么中国的性别文化与市场化呈现了怎样的关系？从早期女工和打工妹的身上可以看到她们与家庭的内在联系，看到她们为摆脱家庭贫困做出的努力。早期女工常常是因为父母早逝或家乡遇灾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她们的收入成为支持家庭生活下去的基本来源，在1924年的火灾中有两个带着吃奶的孩子的女工。今日的打工妹的书信表明，她们靠加班来多挣一点工资，因此每天12小时的工作反而比8小时的工作显得更为正常，她们“自然”接受超过11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时间。以国际市场为基础的订单企业，看似国际化，实际实行的是一种“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的原始工厂工时。女工们的乡土文化和使命使她们自愿为家人寄钱、自愿供兄弟上学、自愿为兄弟娶媳妇、为家里买化肥。寄钱回家是打工妹们的生活状态和从业目标，挣钱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时能够为父母分担责任、供兄弟上学使她们具有了成就感和自豪感。有学者指出，在家庭决策和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有传统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利益，暗含不平等的性别发展权利，它将男性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而得到鼓励，将女性的发展与家庭利益对立起来而受到贬抑（谭深，1998）。

在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子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利用了中国父权制的家庭文化，无数女工的超时劳动和自我牺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四 没有走出的时间与空间

历史与时间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关注点各有不同。例如，吉登斯把时间概念与在场或身体的概念相联系，指出时间的三个向度，一是日常体验的时间，它是一种可逆时间；二是个体的生命跨度，是不可逆的时间，是个体生命历程的时间跨度；三是制度的长时段，在这一时间概念下，吉登斯引入了“历史”的概念，它涉及制度的结构化过程（吉登斯，1998: 100～104）。“历史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制度的长时段，在制度的长时段中，个人命运被嵌入制度以及具有结构特征的制度，并被结构化。本文用“历史时间”概念，力求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国女工的命运。“历史时间”是指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的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能再次出现；或者相同的社会事件说明社会结构的历史相似性。此时，时间失去意义，呈现出宏大历史叙述中被忽略的底层劳工命运，它揭示出历史进步的虚伪性。

首先，在工业化的历史演进中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角色走向社会，女性具有了社会角色，而这种历史演进一直在借助传统性别分工而压榨女性的劳动；这种对女性劳动的剥夺并未因全球化的资本规模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与此同时，女性借助工业化走出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进入社会圈子，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能动地对身份转变做出适应性反应。女工能动地借助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型，但其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依然无法得到改变。早期中国女工史（1860～1949年）是女工“自愿”被剥削的历史，女工们因贫困被迫进入工厂，从事每天超过10小时且工资十分低廉的工作，生存的压力使她们别无选择。这种情形与当下中国打工妹的情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有学者用“生存的文化”概念揭示外来女工的悲惨境遇。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生存”使她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这些外来女工已经深深陷入“生存的文化”了。在离开家乡和村庄前，这些工人和她们的父母非常明白工厂中生活的苛刻，但她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她们的家庭深陷于贫困，贫困迫使她们创造出一种生存文化，借以应付每天的基本需求。尽管获得的报酬不确定、工作不稳定，而且工作环境艰苦，但在农村，生存需求仍然促使家庭将其子女送到工厂。女工以疼痛的身体反抗血汗劳动（陈佩华，2002；潘毅，1999）。经济史的叙述使我们看到资本垄断、全球化、GDP增长等因素的“进步”，但掩盖了这些“进步”所倚靠的历史文化，中国家庭文化中的性别等级秩序和性别角色分工的伦理逻辑依然是父权制的，它决定着女工的历史命运。历史事实依然是80多名女工惨死，对此，何言以复！

其次，人性向善的历史在现代演进为个人权利。1993年的大火引发了全球关注，国际社会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残酷，另一方面援助受害女工。全国总工会派小组调查事件，媒体对处理结果进行报道，对当事人进行了各种制裁。有良知的学者们纷纷发出声音，表达对事件的关注，在话语的历史演进中，全球化推进了权利话语体系的普及。80年前经由各类组织发出的话语，表达出对女工个人生活的关怀及对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的呼吁，这些诉求多建立在人性与国情基础上。

最后，女工的自我呈现。埃利亚斯认为，文明史是社会结构变化和人的行为、心理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文明的进程是个人结构变化，是个人自我认识的变化（埃利亚斯，2009）。我们无法了解80年前那些背着孩子做工的女性们对自身劳动价值的定位；但却可以透过当代女工的书信来认知其自我，女工们已经从文盲或低教育水平发展为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现代劳动力，这表明，虽然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并未发生结构性改变，但其自我认识或心理结构则呈现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

参考文献

〔英〕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中译本），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

〔英〕彼得·伯克，2001，《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译本），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2009，《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佩华，2002，《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卷。

邓中夏，1949，《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刘宁元主编，1999，《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毅，1999，《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第5期。

谭深，1998，《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社会学研究》第6期。

常凯，1994，《废墟上的凭吊：深圳“11·19”特大火灾事故纪实与反思》，《中国工人》，第5期，第4～11页，第6期，8～11页。

Hartmann, Heidi Lo.1979.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Zillah R. Eisenstein（ed.）Capitalist Part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pp.206-247. Nwe York/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Young, Iris.1981.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In the Lydis Sargent（eds.）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pp.43-69. Boston: South En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