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本刊特稿

隧道之光：史上三个半和谐盛世述论（上）

——一种基于和谐伦理维度的研究

刘长明[1]

摘要：一般说来，“三态”——心态、世态、生态是检验社会和谐与否及和谐状态的三个维度，这样，心和、人和、天和“三和”在客观上就成为衡量和谐度的三个指标体系。依据以“三和”为核心的和谐度标准，可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划分为和谐社会、失衡社会和不确定社会。和谐社会，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盛世，就是自我、人我、物我相对和谐的时期。和谐盛世，恰如历史隧道中的和谐之光，令人向往。以和谐伦理的维度回望历史，悠悠上下5000年，和谐盛世三个半：尧舜治世，神州风和，天人合意，开显盛世先河；文景之治，道法自然，黄老思想一以贯之，70年盛世令人叹为观止；贞观之治，君明臣忠，安人静俗道一贯，遂成20多年盛世欢歌；半是辉煌、半是悲情的“康乾盛世”，恰如落日前的辉煌，盛世悲歌中埋下了乱世的种子，遂有“半个盛世”之谓。漫漫时空隧道中，洗尽的是铅华，留下的是和谐之珠——恒久闪光的盛世。

关键词：隧道之光 尧舜治世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

所谓社会形态，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合成的社会结构类型。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社会景象令史学家、思想家眼花缭乱。洞穿时空隧道，和谐盛世犹如隧道之光，令人神往。梳理上下5000年文明史的和谐盛世，成为许多史学家、思想家孜孜以求的工作。历史上，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一直为史家所称道，没有多大异议；至于“康乾盛世”一说，则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于是，就出现了“三大盛世”与“两大盛世”两种观点。无疑，两种划分法皆持之有据。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以往对和谐盛世的界定，缺失和谐指标。有鉴于此，本文拟用一种新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这种全新的标准是基于和谐伦理的和谐度建立的。所谓和谐度，是用来量度评价对象和谐与否及和谐指数的数量界限。[2]一般说来，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可一分为三：心灵界、社会界、自然界。基于这一划分，本文拟将“三态”——心态、世态、生态作为检验社会和谐与否及和谐状态的三个维度，故而，心和、人和、天和“三和”在客观上就成为衡量和谐度的三个指标体系。依据以“三和”为核心的和谐度标准，可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划分为和谐社会、失衡社会和不确定社会。和谐社会，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盛世，就是自我、人我、物我相对和谐的时期。具体说来，所谓和谐盛世，需大致符合如下标准：在心灵界，身心和谐；在社会界，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文化大成、军威远播；在自然界，天人合意；在总体上，综合国力强盛，能够站在纵向历史和横向世界的制高点上。据此观之，上下5000年，和谐盛世三个半：尧舜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及半是辉煌、半是悲情的落日辉光——“康乾盛世”。

一 神人以和、海晏河清的尧舜治世（约4500年前）

历史，在最初的影像里总是模糊的。黄河和她的儿女们，是如何走到文明时代门槛的？要揭开这个谜底，除了要依靠考古文物资料，还要利用古籍记载的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人类可知的历史最初就是从传说开始的。传说中有真实的“历史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说就是最初的历史。穿越5000年的时空隧道，视线尽头是五个秉承外圆内方之道的帝子：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屹立在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史的起点，历史地成为第一座界碑。于是，历史的庞大根系就深深扎植在五帝的麻履之下，华夏道统就起自这几位大神。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舜、禹。这时已是龙山文化晚期，处于氏族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从尧帝开始，古史传说系列中的帝王，神话的色彩越来越少，历史的成分越来越浓。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皆推崇取法尧舜二帝，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比其他诸帝更多些，也更真实。《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不能排除后人重新编写的可能，但并非凭空杜撰。司马迁将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整合为《五帝本纪》，谱写了《史记》第一章，亦有充分史实根据。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如椽大笔将尧舜治世的清明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太史公行文的严谨和自洽，《史记》用笔的生动与周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史有所考”的五帝，确曾在人类蛮荒时代出现过，他们的雄才伟略、文功武治，的确在遥远的时空中留下过伟岸耀眼的身影。当重新梳理五帝特别是尧舜时期的历史时，我们会很快发现令人向往的原初状态的盛世景象——尧舜治世。

尧舜禹时期处在华夏民族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过程中，此时的社会治理结构，当属标准形态的兴盛社会。尧舜治世，堪称文明门槛处的和谐盛世。尧舜治世，海晏河清，以心灵界、社会界、自然界的三维和谐为后世称道，开显盛世先河——当然，这只是一种原生性和自发性的和谐。

1.心灵界：揖别野蛮，人心如初

传说中，炎黄时代已是和谐质朴的男耕女织社会，相互之间无有相害之心。尧舜时代更是个美好和天真的时代，人们纯洁高尚，没有钩心斗角，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勾勒出一幅无欲无求的心灵和谐风景画。庄子对这种心意圆融的描述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

《周易》曰：“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被称为垂拱而治的榜样。何以如此？其一是因为他们治理社会立意高远，心底无私；其二是因为万民心一如和，无有杂念。出自《尚书》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警句说明，心魔作怪，会得罪于天，旨在教导人们顺天应人，回归本我，谨防心灵失真。

被广为传颂的“禅让制”，是允公允能、境界清高的典型范本。据说，尧在帝位，谘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做继位人。舜受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舜帝效法前辈，依然将帝位让给禹而不是儿子商均。我们能够感到，舜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屹立着尧的高大身影，他的内心被一种人格之灯所照耀着。禹在位时，众举皋陶做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做继位人。据传，帝尧还曾将天下让与重义轻利、不贪富贵的贤人善卷，善卷回答说：“我生于宇宙之中，冬穿皮衣夏穿葛布，春种秋收，有劳有逸……我要天下干什么！可悲啊！你太不了解我了。”帝尧访贤，古籍中记载最多的首推访许由的故事。许由崇尚自然无为，不贪求名利富贵，坚持自食其力，生活简朴，无求于世。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以为耻辱不堪入耳，到河里去洗耳朵，后有洗耳河之名。有人牵牛去河里饮水，碰见许由洗耳，问明原因之后，便说，“你洗了耳朵把这里的水弄脏了，我不想让我的牛喝这污水”，就牵着牛到河的上游去饮水。许由后来到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田而食，非常快活，终身不贪求帝位。这是何等的人格境界！看来，淡泊名利，勿生权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在让与辞之间，心灵界的和谐可见一斑。

据史料记载，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寿命有120多岁，黄帝之子少昊活了100多岁，少昊之子帝喾活了105岁，帝喾之子尧是享年118岁的寿星。他们的长寿之道是平时注意约束自己的思想，不产生过多的欲望，心情安定而不受外界的骚扰。

2.社会界：文明初降，犹如璞玉

在社会领域，尧舜时代文明初开，盛世风来满园春。在表征社会领域和谐的政治、民风、经济、文化、军威诸方面，皆为之一新，开启新篇。

（1）为政以道

古史神话是中国道德治理思想的最初表达，自黄帝始，就留下了勤政的美德。他开山修路，努力打通部落地区的隔绝，增进部落之间的交往。传说黄帝一生“未尝宁居”，在120岁那年出巡河南时死在荆山，人们将他护送回陕北，葬在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之上，这就是今天的黄帝陵。道德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以道而王天下，以道而治天下，以道而传天下，以道而誉天下，是道统理念的基本内涵。尧舜时期，更是为政以道，为德政而邦国从之。尧帝，因封于唐，故称唐尧。帝尧德高望重，天下归心。《史记·五帝本记》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贵而不骄，富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所以他即位以后，局面大变：举荐本族德才兼备的贤者，首先使族人团结一致，做到“九族既睦”；尔后考察百官的政绩，区分高下，奖善罚恶，使政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邦族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此基础上，推定历法，教民稼穑。于是，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就个人生活而言，尧非常简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为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

舜帝，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故称虞舜。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是道德文化。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有“重华之德”，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而又宽厚待人，一心向善。舜勤劳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受到大家的信任。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为政以道，是尧舜治世的鲜明特点。“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尚书·多士》）这就是说，天不会把大命赐予那些不明道德的人，四方大大小小的国家之所以灭国，都是因为有罪而招致丧亡的惩罚。所以，仅受命于天还不行，还要以德配天。尧舜皆能做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圣贤人物。难怪，“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史记·五帝本纪》）。这样的厚德之主，百姓怎能不怀念呢？其实，何止时人，数千载之后的我们，数万年后的来人，都将用尊敬的目光不断投向道德帝子，高山仰止，为他们谱写高迈的人格礼赞。汉代陆贾曰：“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新语·辅政》）

（2）民风归化

《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上下和睦，和谐一统，是对尧舜时期淳朴民风的真实写照。尧舜之道，一脉相承。虞舜承唐尧“允执厥中”之道，和谐一贯，又与时偕行。如虞舜针对当时社会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乃令于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曾针对当时社会的“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乃令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尚书·舜典》）这里的“五典”“五品”“五教”，一般认为，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据《郭店楚墓竹简》之《唐虞之道》上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让之□（缺字），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让，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史记·五帝本纪》总结道：“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当是时，神州风和，民心向善。此诚如《尚书·洪范》所载：“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无反无则，王道正直。”

尧舜之道，德化天下，万民归心，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无怪乎，老子赞赏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四书贯穿尧舜之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所言不虚。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篇》赞叹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文中所写，即是尧舜治世中民风的真实写照。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大化流行的民风。《孟子·告子下》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寥寥数语，流露出对尧舜治世的向往和对夏桀乱世的鞭挞。

（3）经济始兴

早在炎黄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开启了农业文明的大门。史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神农教耕五谷，以致民利”（《管子·形势》）；“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周易·系辞下》）。此时，还出现了零星的市场交易活动，神农“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史记》）。对于农耕规律性的认知，尧舜时期已经有大大提升。《尚书·洪范》载：“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房。”在尧舜禹时期，中国的粮食作物已有粟、黍、稻、麦等种类，其中又以粟和稻种植的时间最早、分布的地区最广。

尧天舜日反映了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帝尧带领民众同甘共苦，发展农业。尧“寻蚁造井”，被认为是水井的发明者，“尧井”被称为“天下第一井”。水井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明，从择水而栖到围井而居，加速了村落、乡镇到城市的发展。故城乡又称市井，远离家乡又叫“背井离乡”。《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制定历法，颁布天下，“敬授民时”，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劳动人民能够按照节令从事生产活动，不致耽误农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历法，对农业生产意义重大。尧舜时代显然是以农为本的时代，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定居农耕生活，制陶是主要手工业，兼营渔猎与采集。《韩非子·难一》云：“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尧可能出身于陶器世家，舜也是制陶好手。墨子有言：“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墨子·尚贤上》）尧舜治世也不例外。《管子》云：“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尸子辑本》云：“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这就不难理解，古人为何将帝尧时代视为农耕文化飞跃进步的时代。

由于唐尧、虞舜治理有方，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盛世景象，一时间，“天下大和，百姓无事”。

（4）文化初成

还在黄帝时，“大臣”仓颉创文字，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诸如此类，标志着文明初降。尧舜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强劲萌芽期。从唐尧和虞舜的称谓看，就带有浓重的文化意蕴。尧，会意字，从垚，从兀。“垚”是土高，兀高耸突出，所以“尧”表示高。许慎《说文解字》释“尧”曰：“尧，高也。”《论衡·须颂》曰：“尧亦美谥也。”《白虎通·号》曰：“尧犹荛荛也，至高之貌。”

尧舜文化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道德文化为要义，以礼乐文化为内涵，以民本文化为旨归。

尧舜治世，农耕文化渐趋形成。当时，农业、手工、法律、音乐、教育都有专人管理，社会井井有条。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天、地、人三种祭祀；任命夔为典乐，掌管音乐与教育；任命皋陶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正；任命垂担任工师，主管百工，百业兴旺；任命益担任虞，主管山泽，山清水秀；任命弃担任稷，主管农业，五谷丰登；任命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百官亲善；任命龙主管宾客，诸侯都来朝贡，纵横千里，皆得安抚，四海太平。可见，尧舜治世的管理文化已具雏形。

道德文化是尧舜治世文化的应有之义。舜是道德楷模，道德文化鼻祖，故有“德自舜明”（《尚书·舜典》）之说。舜的主要美德是孝和善。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舜道在心、德为先、重教化，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伦理上忍辱负重，仁爱敬孝；社会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政治上施政以德，举贤任能；思想上以和为贵，人神共乐。

礼乐文化是上古文化的重要内涵。尧舜治世，乃礼乐之始，善孝之源，故有“圣贤”时代之称。《尚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韶乐，又称舜乐，歌颂尧德，并示忠心。《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元年已未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益稷》）人神共舞，天籁鸣奏。《礼记·乐记篇》:“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主席故里韶山，就是与舜和韶乐传说有关的一座山。清同治《湘乡县志》载：“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凤为之下。”

肇始于黄帝的民本文化已有雏形。《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就是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定，强本固基，国家才能安宁。可以说，这是民本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

禅让文化千古传诵。尧舜禹三帝开启的禅让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朵奇葩。求贤若渴，乐为天下人才而乐，忧为天下人才而忧，是尧舜治世对人才的鲜明写照。战国时庄周赞叹道：尧治理天下万民，使海内政治清明，曾到汾水北岸的姑射之山，去参拜四位有道之名士，怅然若失，好像丢了天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滕文公上》）这可以视为当时的人才文化。

掩卷而思，《尚书》以《尧典》开卷，《论语》以《尧曰》压轴，文化意味可谓深长。

（5）军威镇远

翻开中华文明史的首页，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剑戟飞舞，刀戈交鸣，“神农时，诸侯相侵伐，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乃至发生上古时期最著名的两次战役：先是黄帝率众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后是与蚩尤征战于涿鹿之野。当时，各部落均需听从黄帝的号令，不听从号令的，黄帝即出兵进行征伐。文明史以屠戮和杀伐作为开场的锣鼓，耐人寻味。无独有偶，蓝色文明的源头也以打杀的铿锵锣鼓开场。《旧约》记载，人类始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牧羊的该隐，一个是耕田的约伯，约伯奉行正义敬仰上帝，招致该隐嫉妒，而遭到杀害。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这是文明史屡试不爽的逻辑。

史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即使失败的刑天，也虽败犹荣，读罢令人酣畅淋漓，肃然起敬：头颅被砍掉了，就用双乳代眼喷射怒火与不屑，用肚脐代口慷慨陈词，仍挥舞斤斧，做生命最后抗争。从聂政、荆轲、文天祥、史可法到谭嗣同、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黄继光、杨根思，一路走来的中华大地上，始终不灭的是英雄的傲岸身姿，是赴死前深含大悲壮的谈笑自若。中华大地，原本就是古典英雄主义的故乡，是行侠仗义、浩歌绝尘的最初母版。

尧舜禹时期，军威远播。在诸子书中，关于帝尧的传说均称，文治和武功俱臻美备。帝尧亲自披挂出征，惩罚不服管理的南方部族。《吕氏春秋·召类篇》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墨子告诉我们，尧舜禹时期，中国的版图已达今南海，是幅员千里的大国。《墨子·节用》里面有一段话：“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而这一切，没有武力做后盾是难以想象的。《淮南子·本经训》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派后羿将那些野兽杀死，并射落九日。羿射九日已是神话，不过其中称颂尧“兴利除害，伐乱禁暴”的意思，确实是推崇帝尧安邦治国有道，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赫赫。

自炎黄二帝到尧舜禹汤，三苗不断与北方武装对抗，不服管理，甚或势同水火。尧舜禹恩威并用，对无道异族，绝不姑息迁就，忍气吞声。帝尧时期，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生活在今湖北北部的丹水流域，首领叫驩兜，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在丹水岸边大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然“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郭濮注《山海经·大荒南经》），于是，舜继尧业，击败了不愿臣服的三苗，为根除隐患，还把他们移民到边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后来，三苗再叛，禹代舜伐苗，《墨子·兼爱篇》载禹《伐苗誓辞》，激励士气，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兼爱下》），大败三苗，“三苗”称谓从此消失。事实上，舜之所谓“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除有文化整合的人文意义外，还有武力刑罚的征服胁迫，彰显了刚柔相济之道。

上古的伏羲氏就铸造过象征国家统一权力的宝鼎；到了黄帝时，又铸造了三鼎，象征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大禹收缴九牧之金，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归于华夏一统。

3.自然界：天人合一，尊天敬地

据传，黄帝在战胜蚩尤以后，便进入东夷活动的地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韩非子·十过篇》）。这说的是在泰山之顶，黄帝演奏亲自作的一支激越悲凉的《清角》乐曲，以纪念涿鹿之战的胜利。天人合一的场景，醉煞先民。出自《尚书·舜典》的“百兽率舞”一词，指的也是各种野兽相率起舞的清平景象。上古时期，四海安晏，六合升平，大地上的众生和平共处，其乐融融。赏析一下《山海经》中曼妙的描述吧：“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万物自得，乐而忘忧，这是一幅多么和谐而恬静的画面啊！

与大自然合一，并巧借自然生产力，是尧舜禹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支点。当是时，人们认为天有意志和知觉，故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之说。先民认为，上天的看法其实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意见其实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关于“唐尧之道”，史书多有描绘：“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尚书·尧典》）帝尧的“格于上下”，即既格于上又格于下，是指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上之对天还是下之对民，都顺理成章、和谐一致，以至于天人合一，“光宅天下”。难怪孔子对其做如此高的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尚书·皋陶谟》中有另一引人注目的论说：“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应当说，这是天人合一关系的初级表述。如此，则不失万物之情。《诗经》中歌咏的“丰水东流，维禹之绩”（《诗经·大雅》）、“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小雅》）、“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诗经·商颂》），皆旨在颂扬虞舜时期治水的功绩。这种克服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历经尧舜的不懈努力，神州大地终于出现了“凤凰来翔，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大和谐局面。董仲舒说，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董仲舒·天人三策》）。有凤来仪、百兽起舞，皋陶唱“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也引吭高歌“元首无大略啊，股肱就懒惰，万事就堕哉”。从此天籁中，我们听到的是清新的国家朝气、竞相勃发的生命活力。对如此盛景，后人心仪久矣，以至于用“尧天”比喻太平盛世，用“尧封”比喻疆域。可见，尧，本就带有盛世之义。这些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尧舜治世的和谐盛景。难怪“仲尼祖述尧舜”（《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陆贾赞叹“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就连名著《红楼梦》也一语道破天机，“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皆应运而生者”。

崔骃有赋曰：“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后汉书》卷八十二）尧舜治世，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最初表达，也可以看作和谐盛世的初级形态，自此，大道开显。扬雄《法言》云：“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时代，那曾是人类最理想的王国。“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伟人的期待，也是伟人对尧舜治世的首肯。

二 黄老为尊、国策一贯的文景之治

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天下苦秦，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急需休养生息。于是，黄老学说历史地成为汉初的国家哲学，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盛世——文景之治。老子以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是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核心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二是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要义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主张“无为而治”。但不管哪一学派，左右不离“道法自然”的道家精义。经过陆贾、贾谊的总结性论证，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独领风骚于汉初，影响了高帝、惠帝、吕后、文帝、窦太后、景帝、武帝（初年）等几代统治者，并与权力结盟，成为汉初70多年的主导治国思想。

文景之治是一个连接汉高祖伟业和汉武帝雄风的特殊历史时代，它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物质基础，同时揭开了西汉走向鼎盛的序幕。文景之治非一朝一夕之功，故不能将其简单地看成是文、景两朝的事。在文、景之前，西汉历经三朝皇帝，共27年：刘邦在位12年，汉惠帝在位7年，吕后在位8年。究其实，前12年是刘邦执政，吕后从中协助；后15年则由吕后主政。有了这27年，才有了文、景、武初年三朝的文治武功。因此，应该把文景之治看成是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到汉武帝刘彻初年为止的70多年的历史过程。汉惠帝、吕后在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到文帝时期的“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初基本国策在连续贯彻中的脉络和效果。

1.心灵界：黄老为尊，身心练达

战国末期，道家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一种以原初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诸家之长的新道家，习称为黄老思想。黄，指传说中的圣君明王黄帝；老，即老子。因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其创始人，故名。始于战国盛于西汉的黄老之学，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黄帝既是传说人物，自然不可能留下什么著作，伪托上古圣人以提高自己著作的权威性，是当时学界的一种风气。尽管此时的黄老思想依旧崇尚清静无为，却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清静无为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两相比较，黄老的无为比老子的无为更具体，脱离了老子晦涩的哲学思辨。从实际情况看，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著名法家申不害之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则“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以史学宗师的卓绝眼力，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道、法两家迥然不同的外貌下内在本质的一致性。因此，黄老思想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是法家路线，而不是消极无为，从而使得黄老思想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具备统治思想的系统性。这也是黄老思想能在汉初指导政治实践的重要原因。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中，人们发现了黄老思想的经典著作《黄帝四经》，使得黄老思想的真面目重见天日，并得以揭开黄老之学的“庐山真面目”。

风靡汉初的黄老之学，为人们修身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充说：“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论衡·自然》）黄老学说博大精深，无论修身还是用世，都是上佳的法门。人们从老子道家的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以及黄老之学的政治哲学中，汲取身心和谐的思想营养。黄老思想，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既身心练达，又不主张空灵遁世。于是，在心灵深处，人们拥有了境界提升的归依。受黄老思想的熏染，人们静而不滞，无而不缺，刚而柔顺，柔而刚健，身心和乐。

2.社会界：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1）政治约简

秦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扫六合，统中国，然为何二世而亡？“高帝……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为此，建议省刑罚，尚宽舒。《新语》第四篇名为“无为”。陆贾曰：“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陆贾认为，政治固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并非万能，它只能成为道德政教的辅助手段。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陆贾还主张删繁就简，“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新语·至德》）。陆贾在书中深刻地揭露，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由于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所致。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对人民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为避免“亡秦之祸”，刘邦依照陆贾的建议，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崇尚黄老思想，“悉去秦仪，法为简易”，顺其自然而为之。此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将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

“无为而治”是自汉朝开国以来的长期施政纲领。一般认为，汉初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系统运用黄老学说治国的人，是谋士陆贾；第一个从实践上自觉运用黄老思想治国的人，则是宿将曹参。其实，作为刘邦的军师亦即“帝者师”，张良才是黄老之术不动声色的执行者。司马迁说：“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史记·太史公自序》）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西汉初期的政治氛围有利于推行黄老之学：“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官阍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是亦宗黄老者。”

汉初曹参任齐国相，他延请长老儒生问以治国之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曹参不知所从。无奈之下，他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治黄老之术，乃求教。百十号儒生没抵得过一个治黄老之学的盖公。盖公的策略很简单：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于是，参以黄老之术治国，“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这只是曹参在地方上的黄老实践，一次成功的无为治国尝试。据《资治通鉴》载：“萧何病，上（孝惠帝）亲自临视，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癸巳，以曹参为相国。”萧何死后，曹参继任相国，开始在中央全面实施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日夜饮醇酒”，“不事事”，遭到惠帝斥责。“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为太子时，太傅为叔孙通，少傅是张良，后来又有商山四皓的辅佐，除叔孙通为儒家外，其余多有道家倾向，故而惠帝很快认可曹参的治国理念。曹参为相三年，从不出那些好大喜功、侵扰民间的花花点子，更不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政绩工程。实际上，早在汉高帝刘邦时期，就有“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列法志》）的说法。曹参为刘邦旧臣，自然对刘邦、萧何的治国举措了解至深。司马迁谓之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三年，天下大治。

丞相陈平，也是“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汉书·陈平传》）的一个代表人物。陈平做丞相时，“不沾事，日饮醇酒”。文帝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平曰：“各有其主者。”文帝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接着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汉书》四十卷）。简单的君臣对，彰显了无为管理思想。

文景时期，文帝“好道家之学”，皇后窦氏尤其笃信黄老学说，堪称汉初黄老学说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汉书·外戚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文帝即位时窦太后为皇后，景帝时为太后，武帝时为太皇太后，至武帝建元六年去世，处于中央政权的中心长达40多年。窦太后对文帝时期执行按黄老思想制定的政策的有效性，非常清楚，因而，倍加尊崇。她的时代上承汉高祖伟业，下启汉武帝雄风。汉武帝即位之初（登基六年），黄老哲学基本上还是占据统治地位。有童谣曰：“汉诸臣，研黄老；帝与后，崇道妙；民休息，轻赋徭。”

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完备。《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周政衰败，官制混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史称“汉承秦制”，这大抵是事实。《汉书·刑法志》云：“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然而，“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据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的《九章律》很显然是以秦律为基础的。一国之法简单易行，并无繁复之虞。汉初基本国策的成功，重要原因是无为管理国策的连续性。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70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惠帝在“萧规曹随”的影响下，除了修建首都长安城，几乎没有大兴土木，也没有好高骛远地追求政绩，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种国策甚至没有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而易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制的女性，吕后执政时，诸吕集团同刘氏宗室、开国功臣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然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并没有改变汉初的基本国策。吕后没有改变刘邦对丞相的人事安排，也就肯定了刘邦“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惠帝刘盈和高后吕雉时期，同样是“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上把吕后列在本纪中，而且对吕后做了比较客观的总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可见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于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司马迁不但评价得中肯，而且也说出了文景之治的缘起。

从理论上对汉初治国之道进行说明的还有贾谊。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其行文挥洒、立论高远的《过秦论》，是不可多得的史论和政论，让人一唱三叹。他虽然是在批评秦的为政之失，没有直接说到汉朝统治，但《过秦论》全篇都是在为当时的基本国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根据。司马迁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

在地方上实施黄老无为而治，且收效很大的，如汲黯。《史记·汲郑列传》中载：“岁余，东海大治。”一时间，各地财富殷实，政治清明。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体，俱行黄老。

（2）民风淳厚

陆贾描绘的治世之道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新语·至德》）文景之治，民风至纯，陆贾所描绘的境界已成了人们自觉的追求。

刘邦未做皇帝时，是一个无赖，当了皇帝之后却力行节俭，因为萧何为他修的未央宫过于豪华，就责备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史记·高祖本纪》）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政通人和，社会安定，将门非虎子，却是好皇帝。文帝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十分节俭。《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这正是对黄老自我节制、节俭去奢思想的实践。因其“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迁极力称颂汉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更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保持到了晚年，在遗诏中还一再强调实行薄葬，礼仪从简，不要扰民，这在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他在中央的示范，自然引起整个社会的效仿，加速了社会风气的好转。汉文帝的德政不但得到了地主阶级及史学家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中国人自古政治上讲究“以德服人”，军事上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汉文帝的仁德还感化了南越王赵佗，使之诚心归附。

汉文帝还广兴教化，礼法相辅，训导民风。文景时期，百姓衣食足，知礼节，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互相之间劝勉多做好事，不愿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朝廷的羞辱。文帝时，刑罚大大减少，疑罪从无，全国刑事案件每年一共只有400起左右，刑罚简直都快用不上了，天下一片太平景象，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

汉代以“孝治天下”著称，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自汉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溢，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文帝对高年长者十分厚待，规定了“90岁的老年人，可以一子不服徭役；80岁的老年人，可以免去两口人的算赋”，对孤寡老人也是关怀颇多。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葬于霸陵。死后，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孝文皇帝”。

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文景时期那种“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小农经济“苍生和乐图”:“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可谓和乐者乎”；“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连白发老翁也一个个快活得如同小儿的那种和乐的社会生活，民风淳朴之极，可想而知。

（3）经济繁荣

汉初，由于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举国上下硬是找不到，萧丞相出门也只得用牛拉车。而不久之后的匈奴人，竟能集结40万匹铁骑，将刘邦围困于平城。连年战乱导致的天灾人祸，使西汉初年的人口锐减，刘邦路过曲逆时，见到那里的户数从秦末三万多户减至五千多户时，还高兴地称道城市的繁盛同当时的洛阳城差不多。急需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要求主政者以黄老思想为其主要的施政方针，以达到社会安定之目的。当然，陆贾的无为而治是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局面和秦的唯刑主义而提出的。百废待兴的局面，客观上促使刘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

从刘邦时代就开始尊奉的黄老学说，文景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汉文帝在位期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他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汉文帝还亲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帝统治时期，“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既定国策，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汉书·景帝纪》）景帝曾和百官一起劝农，并令皇后督导植桑、养蚕、织布诸事宜。景帝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史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食货志》）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重要的是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是农民的富足程度。藏富于民的文景之治，盛世之名当之无愧。

（4）汉化天下

春秋以来的历史变化，到了汉代以一种新的范型稳定下来。所以，秦汉时代历史地成为一个制定规范的时代，一个规划新的社会格局、形成新的制度范式来重整社会的时代。

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圈”共同体至此基本形成。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融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文景之治奉行的黄老之学及后来的王霸之道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在，“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

这是一个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一个以贾谊的《吊屈原赋》为代表的洋洋洒洒的汉赋崛起的时代。惠帝时，文化上开明解禁，除挟书律。“挟书律”是指除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各种书外，民间和个人除医书、农书、占卜书外一律不得藏书。一时间，诸子百家学说得到复苏，诸子书籍大量涌现。今文经与古文经一时并出，真伪难辨。大汉开国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时代，一个思想之间彼此吸纳和相互融合的时代。秦皇焚书，老子的书不在被烧之列，这给汉初老子思想的传播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汉承秦制，于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统属于太常，秩比六百石，多达数十人。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地下出土的《经法》、黄老道家集大成的著作《淮南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无不透露出思想大碰撞和大融合的气息。

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时代。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所以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教育事业。文翁首创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成就也得到了后人的肯定。

（5）威加海内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文事尚需武备，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称不上盛世。

作为北方飘忽不定的邻居，匈奴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经常寇边，防不胜防。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汉高祖忍辱负重，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提升国力，以图后报。同时，汉高祖南抚夷越，赐赵佗“南越王”封号，从此夷越“称臣奉汉约”；之后册封东瓯、闽越王。惠帝、吕后时，朝鲜为汉藩臣，受汉朝册封。

汉文帝即位后，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怀柔政策，在国力还不强大的时候以安抚为主，积蓄国力；二是强军政策，为了消除边界祸乱，汉文帝采纳晁错之谏，针对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实行“募民实边”策略。募民实边的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边种田边备“胡”；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养马30万匹；同时，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举国上下强军实边，涵养实力，苦练内功，蓄势待发，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景帝在位时，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一方面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形成了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同时，继续推行马政建设，通过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积蓄国力，积极备战。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汉景帝时，由于经济接近极盛时期，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匈奴只能“小人盗边”，再不敢组织大规模进攻。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汉武帝可谓丰厚遗产的继承人，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已达巅峰。文景的继承者、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兵定西南，出使西域，三战定匈奴，凡是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所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这些边界，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先后派出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解除边患。公元前119年对匈奴一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此，“漠南无王庭”，北方边境威胁基本解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汉武帝的毕生功业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清人吴裕垂对汉武帝的评价比较到位，他认为：“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经过汉初70多年的积累，方有汉武帝之功。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毛泽东则对汉武帝如是评价：“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3]

3.自然界：天人合意，万物并作

文景盛世，也是生态保护较好的时期。天人一理，合天之道，是黄老之学的要旨。因而，处理好天人关系，因循自然，是黄老政治的应有之义。《黄老帛书》曰：“是故为人主者，时适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4]黄老之学对“无为”的解读，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淮南子·原道》释“无为而治”曰：“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

顺天应时、鼓励树艺，是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初帝王多有承天顺地、调序四时、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和谐意识。[5]汉文帝遗诏将天生万物与爱护生物结合起来：“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班固在《两都赋》中，不仅“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环境之美，可见一斑。《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就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晁错爱及万物的思想跃然纸上。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也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特点。《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论述，是深刻而超前的。

对文景之治，班固在《汉书·景帝纪》赞语中有这样一个总评：“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班固的这一评价，大体为历代史学家所认同。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外乎“开明专制”的典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奉行改朝换代思想的固有本性，即使是所谓盛世，也为后世的衰亡种下了无法治愈的祸根。贾谊的《治安策》对此有着高屋建瓴的独到见解：“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诚哉斯言！在贾谊的《治安策》里，我们看到了盛世之下的危机。

三 君明臣忠、上下同欲的贞观之治

历史何其相似，秦汉和隋唐，一如复制：秦隋皆短命，皆有举世大工程留存，其后都跟着一个史家称颂的盛世，而且盛世指导思想皆为黄老之学。

唐朝开国，接隋之弊，山河破碎，百废待举。自李唐政权建立到李渊“让位”，凡九年。其间又经过几年国内统一战争，帝王皆无法集中精力治理国家。李世民登基后，次年修改国号，以代表宽容和善的“贞观”取代了原来的“武德”，正式开始了历时23年（627～649年）的贞观之治。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百姓生活有所改善，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史称贞观之治。当时，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近100万人口与80平方千米的城区面积，雄踞世界诸都城的前列。大唐的疆域，幅员辽阔，空前广大，真乃名如其实。《说文解字》释“唐”曰：“唐，大言也。”《白虎通·号》解释为：“唐，荡荡也，道德至大之貌也。”可见，唐是一个会意字，基本意是大话、豪言、命令；引申义是道德至大之人所讲的话、发布的命令。执天下之牛耳的唐朝因此得名。贞观之治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成为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范式。同时，唐帝国在当时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为诸邦国所仰视。

史学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去年犯死者仅二十九人。又频致丰稔，米斗三钱，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当时的豪强大户之收敛、世风之良好、社会矛盾之缓和、物价之低廉可见一斑。这是一个君臣国民上下同欲、积极进取的时代，是一个文臣武将齐心协力、强国拓边的时代，是一个以道为尊、确立治国范式的时代。毫无疑问，贞观之治是一次中华民族不折不扣的伟大崛起，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中，它具有代表性意义。那么，作为典型治世之贞观之治的历史魅力到底在哪里？

1.心灵界：无为之心，有为之化

确立合乎大道的治国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净化心灵界的第一要务。

626年10月，初登帝位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此次“治国陈策”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确定唐朝发展之道，规划治国蓝图。深谙道家思想的魏征对“教化”百姓信心满怀，认为适当引导，民可自化，而名儒封德彝视百姓为顽石，认为百姓不堪教化。李世民权衡再三，摒弃腐儒封德彝的陈腐论调，采纳了魏征的“教化”观点。所谓“教化”，大体上是以宽松的政治气氛，简化烦琐的律法，让老百姓专注于农作，安居乐业，由此国家自然安定，国力必然渐强。这与汉初的黄老之治异曲同工。

黄老之术是治国、治军、治家、治身、治气、治心之术，是人类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无为”“清静”治国理念的确定，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黄老之术要求帝王清心寡欲，力行节俭，避免骄奢，以防上行下效。在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指导下，唐太宗闻过则喜，虚心纳谏，为政如履薄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贞观政要·求谏》），他“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目睹隋炀帝骄奢淫逸、身死国灭的下场，由此，总结出治国者当修身养性、戒除骄奢淫逸：“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贞观政要·君道》）矗立在李世民心田的是三面高悬的明镜：用来正衣冠的铜镜、用来知兴替的古镜和用来知得失的人镜。唐太宗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贞观政要·任贤》）有此三镜，自会戒奢克欲。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唐太宗深知守成之难，常以老子之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警诫自己。他亲笔撰写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文有警告帝王“黄屋非贵，天下为怀，居高思坠，持满戒溢”之语，意味深长；亲笔为《晋书》写四篇论赞，是“以史为鉴”思想的体现。

位居九五之尊大位的唐太宗修心若是，其他人纷纷仿效。道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文化及审美的心理准备。在这样的时代，文人豁达爽朗，崇尚自然，追寻本真，渴望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浸透在丰富的文化中，像夸父一样追逐着自己心中诗一样的盛世。

由于唐太宗“志在忧人”，积极采取措施“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也由于受佛道思想影响，平民阶层也能够心境澄明，与开明的君主上下同欲，共克时艰。贞观初年，“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务农》）。

2.社会界：上下同欲，政通人和

（1）政治诚朴

黄老道家思想不仅是修身法宝，还是政治秘籍、治国良策。穿过历史的星空，我们看到了贞观之治和尧舜治世、文景之治大致相同的治国方略。

李唐王朝在建立之初与西汉王朝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在推翻前朝的暴政之后建立的新王朝，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力十分衰弱，亟须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李世民则明确仿效西汉初年的治国方略，因袭了汉初黄老之治的指导原则，在政治统治中将“无为而治”确立为最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并根据发展的社会现实，从务实致用的角度来理解、运用和发挥了这一基本原则。在这一大背景下，帝王、三省六部官员、各地刺史、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皆奉行清静无为之法。

在有唐一代，道家与王朝政治自始至终关系密切。唐代统治者一以贯之地将主要由道、法两家构成的黄老思想上升为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唐代皇室更以老子后人自居。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家为“本朝家教”，始终扶植和尊奉道教。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肃宗、宪宗、宣宗皆“崇道尊祖”，奉老子为宗主，尊道教为国教，刻意奉行道家“清静”“无为”的政治之术，以“自高门第”。唐初，六朝门阀政治的余风还影响着整个社会，在世人眼中，门第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乎，道家的圣人——老子因为“李”姓，被糊里糊涂地请进了李唐王朝的宗祠，做了李唐王朝的祖宗。武德八年颁布的《先老后释诏》云：“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唐文拾遗》卷一）为了标榜皇室威望，李渊明确宣称：“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先，庄子、列子、文子都封为真人。”[6]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继高祖李渊之后，又一次诏令“道在佛上”，并认老子为其祖宗。诏令称：“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全唐文》卷六）

唐太宗李世民“崇道”，具体体现在贞观前期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治理天下，减轻赋役，与民休养生息。李世民在总结隋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隋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君道》）故此，“夙夜寅畏，缅惟至道”。何以有贞观之治的成功？用李世民的话说就是：“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全唐文》卷六）太宗深得“无为而治”精髓，尚清静，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贞观政要·政体》）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志存高远，行简约政治：“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贞观政要·君道》）君王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把自己从诸多繁杂之事中解脱出来，实现无为而治，这才是古代帝王治国的最高境界。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贞观政要·政体》）以养病比喻治国，可谓深得道家要旨。

魏征是贞观名臣，早年曾出家做过道士，道家的思想对他是刻骨铭心的，故深得黄老之学要旨。后来魏征的思想以道家为统领，兼纳纵横家、法家、儒家等精华。魏征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贞观政要·君道》）贞观十年，他回答太宗“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时说，帝王之业，“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政要·君道》）。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书云：“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自……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旧唐书·魏征传》）道家无为而治之要义，在魏征的谏疏中一目了然。后来太宗追忆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容，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我宾服……皆魏征之功也。”魏征堪称“佐成贞观之治”的第一功臣。

唐代奉行黄老之术治理地方的刺史大有其人：漳州刺史陈元光表示要“持清净以临民”；相州刺史许圉师“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荆州都督李瑰“政存清静，深为士庶所怀”；蒲州刺史宇文士及“为政宽简，吏人安之”；邢州刺史冯昭政绩突出，朝廷表彰他“忠于事君，简以临下”；亳州刺史张文琮“为政清简，百姓安之”；冀州刺史李怀远“在职以清简称”；京兆尹源乾曜“政存宽简，不严而理”；澧州刺史崔瓘“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滁州刺史关播“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太原尹严绶“在镇九年，以宽惠为政，士马蕃息，境内称治”；江州刺史李康“讲黄老言，其余枝叶节目，委于有司而不领”；常州刺史李少康“比及下车，无为而治”；衢州刺史殷日用“简易契于黄老”……一时间，黄老施治，蔚然成风，硕果累累。

诗人白居易对黄老思想的感慨，颇具代表性：“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净之理焉。昔宓贱得之，故不下堂而单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阁而东海之政成；曹参得之，故狱市勿扰，而齐国大和；汉文得之，故刑罚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无他，清静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全唐文》卷六百七十）白居易本人曾历任多地刺史，实为黄老“清净”“简易”施政理念的身体力行者。白居易为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诗曰：“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

黄老思想深入人心，就连庶人，也深谙“无为”之理。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借郭橐驼之口，褒扬黄老之学，抨击了地方官吏法令繁苛、民不堪扰的现象。文章最后说：“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餐以劳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柳宗元的这篇寓言，充分体现了他的黄老思想。按照黄老之术，应主张“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

思想路线是方向，是旗帜。在道家“静之”“无为”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唐太宗及其大臣对农民采取相对让步的政策，与民休息：经济上轻徭薄赋，不夺农时；政治上精简机构和官员（如唐太宗时期在册朝官仅640余名），紧缩国家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制度上命令大臣重新议定律令，减轻刑罚，从而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亦承隋制。贞观年间的很多制度都是沿袭隋朝，或在隋朝基础上发展而来。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并加以改革，贞观时，增加了宰相的人数，既避免宰相专权，又能集思广益。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极少的王朝，吏治清明。贞观时期，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由唐玄宗时期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职的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旨在总结唐太宗贞观时期君臣经验教训，以作为统治集团施政的鉴戒，它对唐代以至后来的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之后的朝代多将贞观君臣作为为政蓝本。

（2）民风和合

好的民风源于为上者的言行。崇尚黄老思想的唐太宗，在生活作风上戒奢从俭，提倡“俭以息人”，践行“政者，正也”的为君之道。太宗曰：“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帝范·诫盈第七》）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正身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贞观政要·贪鄙》）。贞观二年，臣下因李世民患有“气疾”不宜久居低下潮湿之处而建议他重修一阁以居之，但李世民追思汉文帝不造露台之事而婉拒了这一好意。答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太宗本纪》）即使在丰收年景，他也提倡并身体力行节俭。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鉴于当时因丰收全国的粟均价约4钱/斗，对身边的大臣说：“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贞观政要·务农》）李世民还倡导薄葬。在他的带领下，上行下效，朝中官吏纷纷尚俭抑奢，蔚然成风：“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贞观政要·俭约》）

帝王清静无为，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于是，君臣一致，无为风化，社会和谐，世风日上。《资治通鉴》记载：“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词，但所概括的贞观时淳朴民风，基本可信，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皇皇治绩的背后，正是道家化成天下的魅力。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贞观元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来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归来，无一逃亡。这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之意。李世民的成功经验说明，维护社会安定，并不是法律条文越多越好，法律宽简，适当宽松，反而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的治世民风，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令史学家无限神往。苏辙曰：“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

（3）经世济民

隋炀帝的暴政和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2000万人以上。“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这是见于《隋书》和《全唐文》的对隋末社会现状的描绘。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王朝的主要任务还是统一国家、“削平区宇”；即使到了贞观初年，洛阳以东直至沿海，仍然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直谏》），“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贞观政要·政体》），“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新唐书》卷五十一），户口仅及隋盛时890多万户的1/3。唐太宗估计时势时，也只是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初登帝位的李世民，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

寓“济世安民”之意的李世民，名如其人，“深根固本，治安中国”。唐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役，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初年，为了减省开支，安抚百姓，李世民将幽闭深宫的宫女3000人遣送回家，使各自寻求配偶，“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贞观政要·仁恻》）。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大旱大饥，一些农户因灾荒而卖儿卖女，李世民知道以后，深深自责：“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因此命令御史大夫杜淹“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贞观政要·仁恻》）。洛阳大水，冲毁民房，李世民曾下诏拆除一些宫殿，将木材分配给老百姓以用于修房。

唐太宗坚决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十分重视农耕的重要性，曰：“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帝范·务农第十》）让一个人耕种，而养活百口人，这样做的危害，比秋天的蝗虫吞噬庄稼更可怕。同时，唐太宗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用免除几年赋役的办法招诱逃亡农民归业。唐太宗还一改歧视商业的历朝习惯，鼓励发展商业，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如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都是知名的商业城市。

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形势很快好转。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年丰谷贱、国富民殷、社会升平的景象。史载：“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新唐书》卷五十一）贞观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唐太宗死后3年的统计，全唐户数增至380万户，贞观时期平均每年增长近7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达到了最大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万里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一时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值得指出的是，贞观之治的显著特征是国强民富。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隋文帝结束了300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后，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为政常有警惕之心，简朴为民，励精图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强盛起来，开创了盛世之局——“开皇之治”。据《通典·食货典》记载，隋朝在西京有太仓，在东京有含嘉仓和洛口仓，在华州有永丰仓，在陕州有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从京城到各州仓库里的布帛有数千万匹之多。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社会繁荣、人人称羡的世界一流富国。就隋唐历史来看，富强和“效率”并未给隋朝带来长治久安，由于发展成果没有惠及百姓，人民怨声载道；而对于公平的追求，却使得满目疮痍的唐朝在唐太宗的统治下走向稳定。太宗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失民心，在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唐太宗曰：“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贞观政要·君道》）隋炀帝难道就不想让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不想让社稷江山世代长久，故意要施行像夏桀一样的政策，以此弄得身死国破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是他认为倚仗国家富强，就没有后患罢了。正如中国道家哲学所言的“祸福相倚”，迅速增长的财富一旦让统治者忘乎所以，一旦异化为权贵集团进一步掠夺弱势群体的手段，那么这种财富的积累极有可能转变为巨大的祸患。一个国家可能在贫弱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也可能在国力强盛的情况下走向崩溃。

贞观之治为后世的可持续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继续推行唐太宗国强民富政策。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匡复唐太宗伟业，他实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使社会经济达到盛唐顶峰，出现了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

对李世民这位“经世济民”之君，《新唐书》评价道：“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

（4）文化大唐

国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道家的哲思、宽阔的胸怀，为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唐朝创造了被后人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文化空前繁荣，尤以贞观年代为最。贞观年间，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文化，及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交融互构，社会充溢着阳刚之美。壮阔的时代精神，在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激荡生成。

在学术文化上，大唐以道家学说为主，兼容百家，形成了碰撞、交融、互补的思想文化格局。譬如，李唐皇室既奉老子为先祖，也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唐太宗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众多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有3700多人，留存当世的唐诗有54000余首。唐诗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是一种文化，一种唐朝人的生存形态，一种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博大精神。

为了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大兴学校，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贞观二年，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后来，唐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求贤若渴的李世民，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唐太宗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唐太宗善于用人，并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用人文化。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任贤主张。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然人有所短，用其所长。太宗曰：“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贞观政要·任贤》）唐太宗认为，人非圣贤，不可能完美无瑕，因而，英明的君主对人才不会求全责备，应和能工巧匠选用木材的道理一样：“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帝范·审官第四》）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

贞观年间的纳谏文化，算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太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并鼓励群臣直谏，所以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向李世民进谏有记载的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

民本文化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贞观初年，唐太宗在与大臣们谈论为君之道时，提出了“存百姓”的思想，要求治理国家要“先存百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存百姓是为君第一要义，若不顾百姓而自肥，国家可能很富裕，君王有金山，官员有银库，官僚阶层吃得大腹便便，但供养官僚的百姓面黄肌瘦，甚至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失去造血功能，从而导致“腹饱而身毙”。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强调以民为本，曾数次引用古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贞观二年，唐太宗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贞观政要·择官》）广施善举，笼络人心，是唐太宗实施“以人为本”政治主张的重大举措。刚即位不久，唐太宗就“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五年四月，唐太宗命以金帛赎回在隋末战乱中被突厥掠为奴婢的中国“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使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返回家园。

民族文化加速融合发展。贞观时唐人有着十足的自信心和健康的胃口，正所谓长鲸汲百川。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使唐太宗及其群臣对外来人口和文化无歧视排斥之心，并善于吸收其中有利成分为唐所用。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即中国化运动。当时的日本，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贞观王朝。遣唐使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他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新罗也仿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唐朝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贞观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促进了西藏的发展。长安郊外的唐十八陵大抵都有石狮，这些石狮的原型来自波斯。让异邦动物来守护陵园，心态开放的唐人并不觉得有损于中华大国的面子。异国的礼俗、服饰、饮食文化潮水般涌入长安，胡帽、胡服、胡舞、胡乐、胡食、胡酒等，都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唐人大有胡气，这种胡气正是西域和南亚文化熏染的结果。贞观年间，朝中的西域各使臣及东方的日本使节，街上的胡商和店铺中的胡姬，交相辉映，共同演绎了繁华如梦的贞观之治，彰显了唐长安城的繁华景象和世界文化中心的面貌。“华夏正声”与异域“夷音蛮乐”之和畅，汇聚成唐乐的灿烂气象，沉醉了无数仁人志士。

大唐的文化繁荣，与李世民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唐太宗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辞赋上也颇有名气。李世民酷爱书法，其书法以隶书见长，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李世民喜好诗作，有《赐房玄龄》《赐萧瑀》《辽城望月》等流传。唐太宗还亲自参加修史工作，特别重视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晚年著《帝范》一书总结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并以此教诫太子。理学家真德秀赞：“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

大唐特别是贞观时期的政治文化是世界许多国家效仿的模本。日本的清和天皇也给自己起了一个贞观年号；高丽王朝、安南的李陈黎三朝，“参用唐制，历代遵行”；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是东亚各国统治者的必读书；甚至汤因比也倾情于大唐文化，在回答池田大作“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这一提问时，汤因比毫不犹豫地答道：“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5）文武合道

一代明君李世民文武兼备：他大智大勇，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曾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当时打着金狼头军旗的突厥骑兵，由此折服；他虽“稍逊风骚”，却也才华横溢，天生骄子。当文则养菩萨心肠，当武则用雷霆手段，绝不会为和谐而和谐，而牺牲战略利益。太宗指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典范，掀起了舍我其谁的大唐雄风，涵养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军队意气风发，每战必胜，“高奏凯歌还”。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还包括对印度用兵的胜利。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当属出击定襄、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国军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无独有偶，因失臣礼而被前来讨伐的唐军活活吓死的高昌王曲文泰，亦载入史册）。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贞观三年，唐太宗在做好战争准备后，派李靖等率大军出击定襄，深入突厥，活捉颉利可汗，突厥部落遂四分五裂，唐朝的版图由此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平定突厥之后，唐太宗再次远征，将吐谷浑纳入唐朝版图。随后，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也相继降服，唐遂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这是继汉朝之后，再次对西域实行有效统治。后唐又大败吐蕃军。松赞干布遂向唐太宗谢罪求和，请求和亲，唐太宗将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唐与汉初的和亲不同，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屈从，而唐与吐蕃的和亲，则是一种强势之下的怀柔）。这样，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贞观十九年，唐军向辽东进军，攻破高句丽卑沙城，饮马鸭绿江，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当时的大唐版图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唐之国威远播四方。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就在现哈萨克斯坦境内，大唐疆域比现在几乎要大一倍。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抑或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措置有序，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如联薛延陀扼制突厥；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势力均衡，如联新罗攻高句丽、百济以及联铁勒诸部扼制薛延陀；联近抗远，服近慑远，稳定近邻以攻击或威慑远方政权，如联吐谷浑以对付吐蕃。由此可见唐太宗地缘战略决策之成熟、纵横捭阖战略制衡思想之高超。

唐太宗一方面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另一方面用怀柔方式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争取其归附拥戴，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贞观四年，朝中有人主张对唐王朝“表疏不顺”的“林邑蛮国”实施讨伐，李世民不予采纳，并引老子之言回答上书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贞观政要·征伐》）贞观元年，岭南诸州官员上书奏称蛮族首领冯盎、谈殿等起兵反唐，要求举兵讨伐。李世民接受魏征的建议，“怀之以德”，“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贞观政要·征伐》）。文武不废其一，得道之华，国力迅速增强，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贞观政要·诚信》）。以战促和，使得突厥和其他少数民族归心大唐。李世民不仅有攻城略地的威武，更有为突厥首领亲自吸毒疗伤的善举以及将西域800将士不计前嫌列为贴身卫士的大度。感于大唐的恩威，西北周边20多个国家前来朝贺。在高昌王的建议下，李世民被各国拥为“天可汗”，也就是“腾格里可汗”。一时间，远人归来，万方乐奏：“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李世民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成为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君王，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唐太宗把其文武之道归结为“中国既安”“绥之以德”。他说：“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绥之以德，岂非上策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因此，太宗才会被尊为“天可汗”。《新唐书·北狄列传》载：“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今天，从残缺的昭陵六骏中依稀可见贞观之治的盛世风采。那六匹战马伴随唐太宗一生，是其武功之象征，然牵马坠镫者乃是西域各民族首领。这些人均为唐太宗手下败将，却甘愿和六骏一起永世为其守灵。突厥大汗闻唐太宗崩逝，竟多次自残要为其陪葬。唐太宗“天可汗”的威名显然不是武力胁迫的结果，乃是文治武功感化所致。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成为中华5000年历史的一大亮点。

在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绩之辉煌，为史上罕见。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催生了记述重要军国大事的边塞诗派。“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豪言壮语，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成为古代、近代史上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

武则天延续了“贞观时期”的尚武精神，面对吐蕃族的入侵和骚扰，给予铁腕还击。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打通了河西走廊，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格鲁塞高度评价李世民，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在令人惊奇的亚洲出现了……现在汉族人征服了游牧部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3.自然界：顺道而为，自天佑之

贞观时期，赖道家思想支撑，行道法自然之事，天人一理思想被广泛接受。

古语云：“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就是说，支流没有了水，整个水源就要枯竭；树枝都凋落了，树根就会枯死。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唐太宗深知深根固本之意。唐太宗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贞观政要·君道》）在亲笔撰写的《帝范》中，唐太宗提出了“应务适时，以道制物”（《帝范·建亲第二》）的观点，要求顺应时代潮流和当前形势，因时、因地制宜，依据事物运转的规律来驾驭万物。为了使万物各适其性，各成其长，李世民命令将宫苑的鹰犬放生，免除各地进献贡物。这实属难能可贵。为了防止自己“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贞观政要·君道》），唐太宗经常自省。他目睹隋炀帝暴殄天物的下场，自己从不滥用资源。唐太宗曰：“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贞观政要·君道》）如果能够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思考大唐得天下的经验，一天比一天谨慎，焚毁殷纣王的鹿台、宝衣，拆毁秦始皇的阿房宫，居住在宏伟的宫殿之中而心有危亡之惧，居住在简陋的屋舍里却感到安全，这样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之中相通，虽无为而天下大治，虽简朴而幸福常在。这才是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唐太宗时期，自然灾害频仍，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观之治就是在与自然灾害的抗衡中形成的。唐太宗在救灾过程中，总是顺自然之理，在天、地、人三才之道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以图持续发展。魏征也一再强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谏曰：“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贞观政要·纳谏》）不要只图眼前一点利益，应该从长远角度着眼，多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方为和谐发展之道。

纵情于山水之间，隐逸情怀与山水田园的纯朴自然一致，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崇尚自然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唐朝诗人中有田园诗派，他们选择以山水田园为题材创作诗歌，畅想云天外，放眼宇宙自然中。山清水秀的景致，在诗人笔下尽情挥洒。“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可谓是诗人格物致知、格物畅想的绝响。李白说他兴酣执笔赋诗，可以摇撼五岳，凌驾沧州，无疑受到时代风气的熏陶，大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豪气。天人合意的文化乳汁，成就了“诗仙”的美名。

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开创了唐帝国的强盛。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其疆域之广大、国力之强盛、文化之灿烂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纵向比较，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历史地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横向比较，唐朝的强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贞观之风，万世歌咏。直到今日，世界各国依然习惯称我们为“唐人”，所住的社区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为“唐山”，可见唐朝给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上下同欲，君臣和谐，四海升平，万邦来朝，天下归心，23年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唐太宗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对不世明君唐太宗，无论是文人还是史学家都给予最高的礼赞。傲骨铮铮的杜甫有诗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司马光评价道：“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欧阳修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宋代曾巩盛赞唐太宗：“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国学大师范文澜认为：“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7]

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黄老思想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唐代以后，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历代明君皆效唐太宗而有所建树。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为强盛、辉煌的王朝，大汉雄风、盛唐气象遂成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骄傲的民族性格和魂魄。鲁迅先生对汉唐精神赞扬有加：“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读后，汉唐雄风，顿觉扑面而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