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

自2008年开始对亚洲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调查与研究以来，不觉之间已逾6年。6年来，我们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展开调研，调研这10个国家和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

这项研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将其定位于经验性研究，观察、探讨我们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形之上下。我们力图客观地描述发展历程，并尽可能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历史事实中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我们尽量排除主观上的成见与思维的定式。好在实际调查研究过程充满了新鲜事物、意外惊奇，我们几乎从始至终沉浸在好奇和新的发现之中，即使是我们当中的“国别（地区）问题专家”也是如此。

我们采取的方法首先是“直接观察法”，即在以往学术积累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观察”“口述历史”等方法，对于研究的对象国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的事实部分、叙述部分和意识部分，即我们通俗表述的“做法”“说法”和“想法”，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和确认。总之，是尽可能地全面、系统、准确地再现与描述上述9个国家和1个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随着调研里程和笔记厚度的增加，我们自然而然地，甚至情不自禁地将这些观察对象加以比较，在差异性中发现和感知需要研究的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和认识规律。

于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又有了第二种方法——比较研究法。如果说，直接观察法属于一种分析性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则算是综合性的方法。通过比较发现那些真正的问题，通过比较找出事实中埋藏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那些规律性的现象，甚至规律本身。比较研究法使我们进入了亚洲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处，对于亚洲政治发展的由来、主要相关因素、内部差异以及未来趋势有了新的认识。对周边的这些与我们历史起点相近、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与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在一个宏大历史场景中观察认识自己的机会。通过亚洲政治发展观察与比较研究，我们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

经历了数十万公里的奔波，经历了数以千计的访谈，经历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研讨，今天终于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了，希望这项研究能有益于我们的国家，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

一 缘起:崛起政治学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亚洲政治发展？为什么要以国人未曾有过的方式和规模研究其他国家（地区）的政治问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并非十分明白这项研究的真正缘由与意义。只是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倡议和支持下，以希望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参考和镜鉴这样的一个十分简单的动机，我们启动了这项后来被证明是规模浩大的研究。当时的想法十分简单，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这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认识规律。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总是具有普遍联系的，人类历史进程具有相似性。中国的事情仅仅在中国是难以完全看清的。我们相信，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与我们的历史起点、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一定对中国有帮助。

然而，在调研途中随着视野扩展和知识增加，我们逐步了解和意识到，尽管中国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却早就开展过这样的研究。

（一）美国崛起与“冷战政治学”的启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及战后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学术界是当代政治学的执牛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学成果基本上出自美国。在我们看来，塞缪尔·亨廷顿有关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和同为美国学者的曼瑟尔·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以及利益集团的学说，是当代最为重要、最具现实价值的政治学说。而亨廷顿以及奥尔森的理论都是适应战后美国崛起、适应美国霸权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和出现的。

如果更远一点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应算是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开篇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为占领日本和战后管制日本做准备，美军需要了解日本的国情与文化。当美、日海军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之际，美国政府邀请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历史、国情和文化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很快写出了那部后来闻名遐迩的研究报告，它实际上是一本日本占领手册。本尼迪克特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自然善于总结、提炼和概括，后来她把那本“占领手册”提炼成了一部学术著作，就是那本被誉为文化心理学与现代日本学杰作的《菊花与刀》。

战后，因实现其全球战略和建构、管控世界秩序的需要，美国政府策动，由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出面，组织、资助美国学术界对当时美国面对的一系列涉及社会治理与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曼瑟尔·奥尔森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与学术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亨廷顿在研究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进程之后，对于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社会转型做出了规律性的总结与概括，部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原因，为预测和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奥尔森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见长。他通过对工会以及罢工行动的观察与研究，发现了人类策动、组织和维持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奥尔森的理论为认识和控制社会运动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以亨廷顿和奥尔森为代表的学者的理论成果源自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在美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被称为“冷战政治学”。这些学术理论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由此，我们渐渐明白了一个以前不曾意识到的问题——政治学发展与大国崛起的关系。

（二）为中国崛起观察世界

理论源于实践，科学出于问题。这是我们熟知的道理，几年的调研经历把这些道理进一步具体化，化为我们切身的体验。最初提议对东亚国家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理事们，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事业要求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他们希望对一些与中国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似的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及政治发展进程进行了解和研究，进而从他国的道路与经验中获取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他们的提议与我们希望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不谋而合。几年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当年多少有些偶然、多少有些个人化的兴趣与学术抱负，无意间契合了宏大的时代需要。我们终于明白了这项工作的真正意义，实际上这项工作正是几十年前美国学者曾经做过的——为国家崛起而了解世界。本尼迪克特、亨廷顿、奥尔森以及政治学家达尔、李普赛特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之所以嵌入了学术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恰逢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他们为自己国家崛起做出了学术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生发于时代需要，强国崛起成就了他们对新知识体系的发现。

今日中国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崛起的中国需要世界眼光，需要发展战略。中国崛起迫切需要智力支持，需要新的知识。在今日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层次而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运动的境界。时代与国家的需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进一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又为中国人认识现代化及政治发展规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今天的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懵懂无知地观看世界，再也不会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头昏目眩、六神无主了。今天的我们，已具有了自身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过来人”了！这样的经历与体验使我们初步具备了客观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础。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给了我们条件，我们幸运地承接了这一历史的使命，我们幸运地犹如当年美国学者构建“冷战政治学”那样参与了构建中国的“崛起政治学”。

二 方法：差异与重复

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都是有差别的，欧洲与美国不同，美国与日本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但迄今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历。当代社会变迁的实质是因工业化而引发社会结构变动，因社会结构变动而导致政治发展。从这个维度观察，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是共同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相似性。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这里的所谓“相似性”是指走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限制性条件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相似的。当然，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又是具体的，这又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是有差别和各具特色的。亚洲国家（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共性与差异是我们研究的焦点，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因为这是窥探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规律性的窗口。

（一）直接观察法

如何发现与认识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现代化及政治发展的共性与差异？工业化、现代化是宏大的历史场景，规律性隐藏在浩繁的历史现象下面，认识复杂的社会进程需要正确而简捷有效的方法。然而，方法并非现成的，研究方法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被感知、被发现、被认识到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社会科学传统的调研方法，或者按日本学界的一个说法是采用了“现场主义”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当事人采访和现场观察。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是由国别（地区）问题专家和政治学者两部分人组成的。这样的团队结构使我们在对象国或地区做调研时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有价值的当事人。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其实没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换言之，对社会事物的调查与研究关键是要“找对人”，即找到那些对事物有认知、价值中立而又愿意告知的当事人、知情者。所幸的是，我们团队中的国别（地区）问题专家对对象国或地区的研究水平和能力是卓越的，这不仅表现在熟练掌握相关国家（地区）的语言和具有足够的知识，更表现在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而后者也许是国别（地区）问题专家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换言之，拥有人脉，是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或“现场主义”方法的关键。具体来说，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些所谓“当事人”“知情者”主要包括四类人：政治家、企业家、媒体人尤其是政治记者和部分学者。

在历时6年的调研中，我们走访了亚洲9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和有见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所在国家和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他们对我们这些诚恳治学的中国学者坦诚相待，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因为希望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有益于亚洲、有益于世界而对我们敞开心扉、不吝赐教的。

对于历史进程进行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刑侦学十分相似，即首先需要做“现场重现”。工业化及政治发展的进程基本上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和全面地再现那些历史场景与事实。而在这方面传统的做法大多是做案头研究，即研究梳理历史文献。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更是如此。社会政治现象的一大特殊性是文本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仅仅依靠文本、文献研究政治问题必然会陷入误区。因此，我们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发现文本背后的事实，搞清历史上、现实中的各种“说法”背后实际发生了的“做法”以及作为形成“做法”初衷的那些“想法”。我们认为：研究社会政治进程，全面观察和认识历史进程中的那些“说法”“做法”和“想法”，即文献中的表述与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以及形成主观论述与客观事实背后的那些动机和意图，并将这三者加以综合，是还原与认识政治进程的基础性方法与手段。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为“直接观察法”。

（二）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

做学术的人们常把问题意识挂在嘴边，殊不知“问题意识”本身就是个“问题”！发现问题或曰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常常是研究的第一步，甚至是决定研究方向和结果的关键一步。

在对亚洲政治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意识到问题往往不是先在的，研究问题的预设未必是研究的前提，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第一阶段研究的结果。实际上，人们说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个范围性概念，即研究的大致范围或目标，而非问题本身。问题本身是需要经过研究才能发现的。

如何发现和确认真正的问题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对于发现与认识问题来说尤其如此。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在认识视野狭窄的情况下，是难以发现问题的，因为人们会习惯地认为许多事物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而不是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见怪不怪、灯下黑。因此，我们的体会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问题。

对比常常可以深化本来的认识。处于相同或相近背景下或复制阶段上的事物各自的表现不同，即可引发对事物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政党政治是我们调研、考察的重点之一。我们研究对象中有些国家（地区）长期实行两党制，有的则实行多党制。以往政治学对这种差别的解释基本上是从选举制度的层面上做出的，即仅仅探究了形成两党制与多党制直接的制度原因，而很少从政党政治形成的社会机制上进行分析。我们在调研中经过比较发现，凡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基本形成两大对抗社会集团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分为“保守阵营”与“进步阵营”，我国台湾地区分为“蓝”“绿”两大利益板块，其权力结构层面的政党政治必定是两党制，中间政党难以存活，即使存在也容易被边缘化。在亚洲，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程度高，呈现多元化状态。如印度尼西亚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地理分散，其政党政治则是多党制。换言之，在社会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是难以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党体制的。

这样通过比较发现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有很多，而类似的问题仅仅从对一个或少数国家（地区）的研究中是很难被意识到和被发现的，通过比较研究才获得了这样的认识。更为可贵的是，通过比较获得的发现，还促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社会的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意识到了利益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深层次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原有的单纯从制度层面认识问题。这对我们最终提出政治体系的三层次结构理论大有裨益。

（三）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

相应于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是比较研究的另一方面内容，二者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本含义。

比较研究中的重复性问题不是现象层面的，对重复性的观察与比较主要不是在现象层面展开的。亚洲政治发展千差万别，即使是一些相似现象未必具有揭示本质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体会，所谓“重复性”，是政治发展机制性层面的问题，是与政治发展条件、动力、趋势最直接的那些相关性意义上的重复与相似。简而言之，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机制是反映规律性的关键。

东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伴随工业化的政治发展呈现出机制上的高度相似性，以至于国际学术界以“东亚模式”对其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进行概括。“东亚模式”主要发生于东北亚的日本与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上述国家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所谓“威权体制”的政治模式，“威权体制”成为这些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体制性原因。“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地区工业化与政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政治—社会机制，这就是我们所概括的“权利与权力对冲”的机制。

在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开启了亚洲国家的自主性工业化进程和带有本地区特色的政治发展进程。在战后几十年间尽管经历了重重坎坷，但部分亚洲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这是亚洲国家在战后创造的发展奇迹。尽管亚洲国家国情迥异，但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现象上看，日本与韩国，东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性，如在幅员、人口、资源禀赋以及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差异性显然远远大于相似性。但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工业化道路所采取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基本是相同的，其体制功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一方面，保障国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从政治发展角度看，政治发展或曰民主政治建构的两条路径——权利与权力的开放是相向而行的，即在开放权利通道的同时关闭权力通道，形成权利与权力发展进程的“对冲”。

宪法、法律与机构，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最表层结构——宪政体制。从宪政体制看，亚洲国家的差异性是明显的。日本、韩国实行的是比较接近于欧美的民主政体，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更具集权色彩。但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当亚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日本的“55年体制”、新加坡的“59年体制”、韩国在60年代初建立起的“军政体制”和印度尼西亚1965年以后形成的军政府体制，无论是建立和实行的时间，还是权力主体及其采取的基本社会政策、发展策略等，都是基本一致的。如权力主体，日本的政官财精英组成的“铁三角”、韩国的军政精英、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其基本来源、性质和功能实际上是一样的。再如时长，上述国家实行的所谓“威权体制”时间也大致相当——30年左右。

上述国家不约而同地建立的“威权体制”具有相同的内在机制，即开放了权利通道，同时关闭了权力通道，进而形成了促进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生产性激励”，避免了扩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配性激励”。在这种特殊的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机制的作用下，工业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集团只能通过生产性活动实现社会流动和获取财富，而不能通过政治性活动、通过政党及选举改变利益格局进而获取利益。正是这种政治机制与发展策略带来了东亚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成功，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规律性——凡是采取这一体制和策略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而凡是没有采取这一体制和策略的国家及地区则未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了长期徘徊的态势，甚至不断遭受挫折，经历了大量的困难和曲折。这样的规律性是在亚洲诸多国家及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制度变迁和策略选择中逐步浮现出来，并被认识的。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具体的，是千差万别的，国家、政治体系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是具体的、特殊的，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犹如在一棵树上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没有哪两个国家、哪两条道路是完全相同的。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体系又有共性、相似性，各国政治发展道路亦有许多相似之处。正是这样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赋予了比较研究以价值。根据我们的体会，比较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拿来主义”，即直接参照与吸收。将其他国家（地区）与政治体系的可学习借鉴的部分直接加以改造吸收，就是所谓的“拿来主义”的方法。二是“照镜子”。历史实践表明，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政体之间真正能够直接吸收的制度、体制与做法并不很多。在多数情况下，比较研究的价值在于镜鉴效应，即通过对照物的差异性与重复性，反躬自问，认识自己。在比较研究中，重复性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重复性中往往包含着规律性，重复性现象背后时常隐藏着规律性。

三 理论：策略与结构

亚洲政治发展研究，尽可能地选取和包括了重要的和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地区）为对象国（地区）。历时6年的研究，初步再现了亚洲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条件下政治发展的进程。通过再现政治发展进程和比较研究，我们对于亚洲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性亦有所认识。我们的认识主要集中于亚洲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策略和社会结构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两个方面。

历时6年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东北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我国台湾地区。第二阶段包括了越南、菲律宾、伊朗、印度等国。这种划分更多的是从地域上考虑的，大致是从东至西，但这种有些偶然的划分却无形中将亚洲工业化时代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分别划入了两个研究阶段。回头看，这完全是无心之举。

（一）“快亚洲”与“慢亚洲”之别

通观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为尺度，人们可以大致将亚洲国家（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类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阶段性实行“对冲”型体制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堪称“快亚洲”；另一类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长期实行权力分散型体制的民主政体国家（地区），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社会问题丛生，堪称“慢亚洲”。

从现当代世界历史视野中观察，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尽管内部也存在差异，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如此差异，明显地存在两种发展模式的并不多见。20世纪中叶，东欧实行苏联模式，在欧洲形成了两大板块，应为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另一事例。亚洲国家（地区）作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作为后发国家（地区），形成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模式、两种道路，应是亚洲工业化及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应算是亚洲一大“洲情”。

从所谓“快亚洲”的情况看，日本在战后进入“55年体制”后，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新加坡在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军政体制后，也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泰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了第二个威权体制，此后的10年，即整个60年代，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8.4%；印度尼西亚因1965年政变建立起苏哈托威权体制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伴随着一个个“威权体制”的建立，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一代人目睹了城市景观线的改变。从而也赋予了这些国家政权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与“快亚洲”形成对照的是所谓“慢亚洲”，即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国家（地区）。菲律宾和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批获得独立的亚洲国家。自独立建国后，菲律宾和印度都在西方大国的影响下，效仿英美体制建立起了本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并且在战后长达70年间基本保持了制度与体制的稳定。但在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菲律宾和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经济社会相对迟缓，成了当代工业化、现代化史上的另类样板。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菲律宾在美国的安排下获得独立。独立之初，即20世纪50、60年代，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远超东南亚各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政治上菲律宾人引以为豪的是，菲律宾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被西方舆论誉为“东方民主橱窗”。但是，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素质较好的庞大劳动力群体，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却每况愈下，逐步沦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东亚病夫”。菲律宾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左右，全球排名列在第120位之后，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亚洲大国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成绩更是不容乐观。印度国土辽阔、沃野千里、自然条件优良。1947年独立后，印度在英国殖民地政治遗产基础上，仿效英美宪政体制建立起了以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印度宪政体制给予公民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废除了不可接触制度，禁止各类社会歧视，可谓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充分开放。但印度在建国后数十年间经济发展迟缓，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为3.5%，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仅仅1%多一点，比起同时期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实在是相形见绌。直到现在，失业、贫困等问题依然严重困扰着印度，现在印度仍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当代的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策略”与“结构”之辨

在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一阶段，即以东亚国家（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地区）为研究重点时，我们的主要发现集中于这些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及功效方面，我们也将之看作东亚地区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采取的一种成功而有效的发展策略。但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对冲”体制及策略并非是导致东亚地区快速工业化的单一因素，在东亚地区诸国（地区）所采取的看似成功的策略背后仍另有原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的深化正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获得的。

在研究菲律宾和印度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东亚国家（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曾实行的“威权体制”，其实在菲律宾和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也一度实行过。如1972年至1986年，马科斯总统在菲律宾实行了长达10多年的威权统治；1975年至1977年，印度英迪拉·甘地总理实施紧急状态，也短暂地建立了比较集权的体制。虽然，菲律宾和印度一度实行了权力较为集中的体制机制，在菲律宾，马科斯的集权统治也使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菲律宾与印度最终还是没有建立起较为巩固和持久的“对冲”体制，当然也未能获得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地区）那样的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菲律宾、印度的现代史走的是不同于“东亚模式”的另外一条道路。

为什么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可以选择“对冲”体制及策略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而菲律宾与印度则未能复制“东亚模式”？为什么菲律宾和印度基本上遵循战后初期选定的政治制度与体制走过了一条缓慢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便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以往国际学术界也曾注意到亚洲工业化与政治发展中“东亚模式”与菲律宾、印度在发展策略与道路上的差别，也曾指出选择不同类型发展道路的国家（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并指出过菲律宾的传统土地制度对其工业化及社会改革的束缚等问题。但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对于本地区工业化进程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与问题尚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我们研究的后半期，我们日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认识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一问题也因此成为我们后半期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经过将东亚国家（地区），如韩国、日本等与菲律宾、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和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对比，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决定工业化时代政治制度与体制以及发展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性因素。

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中凡是采取所谓“东亚模式”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前或启动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或由于战争如韩国，或经过改革如日本、中国台湾，或经历革命如越南，或因为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东亚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动荡与变革性质、类型虽不同，但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导致了相似结果，即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间原本固化的界限有所松动，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东亚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与改变与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结构变化为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而社会流动是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其次，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的利益格局和社会规则也随之遭到破坏与消失，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地位和垄断能力弱化，甚至消失，这样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以实现国家发展为价值目标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精英集团并由其掌控国家政权创造了条件，即形成了产出西方学术界所称“中性政府”的可能性条件。

这两种因社会结构及秩序改变而带来的社会效果，在东亚国家（地区）中表现得十分相似，也十分明显。首先，因传统的社会身份被打破或弱化，工业化时代来临后，东亚社会发生了积极、活跃的社会流动，东亚国家（地区）在工业化时期普遍出现了几乎遍及全民的生产、经商热潮，到处是一派生产、经营的繁荣景象。我们在调研途中，依然可以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感受到那种全民求富的热烈气氛。东亚社会因传统结构和秩序消解而导致的社会能量的释放给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其次，因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瓦解，东亚多国（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了新的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以实现工业化和民族振兴为基本价值，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凝聚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社会权威，这进而为他们建立“威权体制”，实行“对冲”策略提供了条件。日本战后的政官财“铁三角”、韩国的军政集团、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党都是典型的以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使命的新精英集团，他们在各自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历史性发展与变革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

与东亚模式及东亚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和印度的体制与道路。菲律宾与印度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为统治分散化的国家采取了地方与社会相对自治的策略与体制并长期实行，菲律宾、印度两国的这种殖民地经历十分相像。因西方殖民者的长期的统治策略与体制的实施，菲律宾和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并高度稳定与固化。

传统的菲律宾社会是由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构成的，地方与基层精英掌握高度分散化的社会权力，在集中资源、攫取利益的同时为地方与基层民众提供保护。这种社会结构直至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依然在现代菲律宾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菲律宾的社会结构，抑或说“家族型结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菲律宾的家族在工业化初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工业化的起步与初期的发展，菲律宾的家族特别是那些居于主岛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大家族是欢迎和参与工业化的。菲律宾在20世纪50、60年代，乃至70年代，取得了经济发展不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家族的存在，家族势力的影响，菲律宾的工业化又受到了巨大的牵制。当菲律宾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一定进展后，家族因其强大经济、政治控制力，迅速地转向垄断，利用垄断和其他超经济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家族也因此迅速地从推进工业化的力量变为食利集团，进而成为菲律宾工业化的阻力。应当说，菲律宾的工业化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进一步讲，因家族式结构导致的在菲律宾国家权力结构层面的分散，使得菲律宾无法形成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威权体制”以及“对冲”机制。在“冷战”背景下，因反共而得到国际支持的马科斯政权虽然是菲律宾战后最为强势的政权，但其合法性依然要建立在家族“共主”的基础上，必须以实现“家族”利益的广泛平衡为稳定的基础。但在马科斯一家独大，强行改造国家，推行以“土改”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时候，国家政权便失去了基础——“家族”的拥戴与支持，进而利益受损的其他大家族联盟群起反对，马科斯政权最终黯然倒台。随着马科斯政权的垮台，菲律宾社会进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停滞与徘徊，唯一的变化是：菲律宾社会的“前台”转换为更加程序化的“民主政治”“选举政治”，但菲律宾社会的“后台”却依然如故。

印度是当今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世界上社会结构与文化最为独特的国家。在我们调研过的诸多亚洲国家（地区）中真正感到具有独特性的国家非印度莫属。在我们看来，印度的特殊性最根本地表现于印度的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性。印度的社会结构是由十分独特的多维度复合结构组成的，其基本维度有：种姓、宗教、地区与城乡，其中又是以众所周知的种姓为最基本的维度。形象地说，印度因种姓、宗教、地区和城乡被分割成各成一体的许多“印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形成于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尽管印度独立后在法律和政治上部分地废除与削弱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总体上依然保留并在现代印度社会中发挥着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种姓制度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度有上万个种姓，根据现代观念以及印度社会本身的实际情况，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社会分层作用主要表现于高低等级的种姓之间。除种姓以外，不同的宗教如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和基督教又将印度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地区也是印度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分野，不同地区的群体之间交际交流不多。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地区）都有城乡以及差别问题，而印度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城乡界限基本维持不变，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

印度的特色不仅在于社会被多种因素所分割、保留，更在于被分割的各个部分之间少交集、不流动，在于结构的稳定性。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均是与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社会大规模流动以及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相伴生的，而印度的真正特色在于社会结构并未因工业化发展而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印度的多维度的社会分层、社会分隔的界限是稳定的。印度社会是由多个维度的“平行线”构成的。多种“平行线”的存在，意味着印度社会很少有不同种姓之间、不同信仰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交往与流动。即使在工业化来临的时代，印度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很少变动。

缺乏社会流动使印度的工业化缺乏各国（地区）工业化时代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活力与动力，缺乏社会流动使得印度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被分割化、块状化。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积累，印度部分地区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展现出了一定活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印度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明显的区别是，工业化进程与经济进步局限于某些地区与城市，未能形成全国性进程，部分地区对整体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不大。概括地说，高度分割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所产生的最明显的社会结果是，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与政策，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进程。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高度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依然是印度社会缺乏发展动力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印度传统的多维度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又给印度社会注入了“定力”，使印度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给一些城市和地区、一部分人群带来财富，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与信仰的改变，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对于印度工业化进程以外的更加庞大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一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一直以来的印度社会依然存在。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在颠覆着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知识和理论。

策略与结构，是亚洲工业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相关因素。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采取了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在一定阶段内维持了社会稳定。在这种被我们称为“对冲”机制的作用下，部分东亚国家（地区）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在社会结构未曾发生重大改变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不具备采取“快亚洲”国家（地区）的相应体制与策略的条件。这些“慢亚洲”国家（地区）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化依然缓慢地前行，与此同时，社会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得以一定程度地保留，社会在温和地改变和进步。无论是“快亚洲”还是“慢亚洲”，出现和形成这样两类社会进程以及两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并非人力所为，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