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谈起

（一）

云南省出版的《学术研究》杂志1964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声明，他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点”是：“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说”。文章作者所说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就是：“氏族”是第一种类型，“部落”是第二种类型，“部族”是第三种类型，“民族”是第四种类型。文章作者所说的“民族共同体”的“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氏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部落”是第二个发展阶段，“部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民族”是第四个发展阶段。

文章作者把“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总称为“广义的民族”，也就是他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又把他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的第四种类型和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民族”，称为“狭义的民族”，再把“狭义的民族”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文章作者认为：“氏族”和“部落”是原始社会的“民族共同体”,“部族”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共同体”。

文章作者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他的这一套“理论”，还画了如下的示意图。

文章作者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确是系统又完整的。但是这一套“理论”并不是他自己创立的，而是从苏联民族学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文章作者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一套“理论”是“现代民族学”的“理论”。他说：“然若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广义的民族却仅能包括着代表四种类型和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那便是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

文章作者所说的“现代民族学”，就是苏联“民族学”。他宣传的这一套东西，完全是苏联“民族学”的东西。“民族共同体”（Этницecкaяобщность）这个特殊的名词，就是苏联“民族学者”创造的。

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前所长托尔斯托夫在他写的《普通民族学概论》一书中说：“民族共同体作为地域—语言—文化的统一体，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这就是说，自有人类之日起，就已有了“民族共同体”，而且只要人类存在，“民族共同体”也要永远存在。

托尔斯托夫在这本书中还说：“对于阶级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民族共同体的典型是通常由几个氏族组成的部落。……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这些共同体在民族科学中往往称为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又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在历史科学中称为民族（Нация）。”这就是说，所谓“民族共同体”是包括“氏族”、“部落”、“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和“民族”（Нация）在内的。这就是文章作者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说”的来源。

评论苏联“民族学”的整个内容，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这里仅仅谈谈文章作者所宣传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这一套“理论”究竟和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是不是一回事，这就是这篇文章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二）

首先应该指出：把民族分为“广义的民族”和“狭义的民族”，并把氏族和部落也划到“广义的民族”里面，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问题理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凡是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人都清楚，氏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一种共同体。氏族的突出的特点是：氏族内部绝对禁止通婚，这一氏族的成员只能与另一氏族的成员通婚。氏族和民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部落是由氏族结合而形成的。恩格斯说：“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以典型的氏族制度形式来说，几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极弱的部落则多数缺乏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部落和民族还不是一回事。摩尔根指出：“‘部落’和 ‘民族’严格说来不是等同的东西。”

摩尔根还指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形成的。他说：“在氏族制度下，只有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意摩尔根的上述观点的。

从氏族结合成为部落，并不是氏族就消失了，它作为部落的成员而继续存在下来。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也不是部落就消失了，它也作为民族的组成部分而继续存在下来。氏族制度一直存在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逐渐消失。

氏族部落在某些方面和民族有相似之处，氏族和部落有自己的共同的方言，有共同的住地，有共同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民族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但是，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的。这是氏族部落和民族在本质上的不同。

由此可见，把氏族、部落、民族混在一起，认为氏族和部落是原始社会的“民族共同体”，是“广义的民族”的两种类型和两个发展阶段，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这样的理论根据，它不符合人类发展史的实际情况。

（三）

这里我们再谈谈“部族”的问题。文章作者认为：“部族”也是“广义的民族”的一种类型和一个发展阶段。又说“部族”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

在全国解放初期翻译出版的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是有“部族”这一名词的。其中有如下的一段译文：“至于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这段文字中的“部族”一词，就是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的汉文译名。实际上，斯大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词，是专指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言的，汉文译作“部族”是不确切的。

这里我们暂且抛开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先谈斯大林的这一段文字讲的是什么意思。非常明显，斯大林的这一段文字讲的是语言问题。斯大林认为：人类的语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语言）。斯大林根本没有讲过“民族共同体”有“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苏联的一些民族学家把斯大林讲的语言的四个发展阶段篡改成“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这完全是对斯大林的语言理论和民族理论的一种歪曲。

我们再来谈谈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在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俄文中，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两个词，都可以当作“民族”一词使用。但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俄文原著中，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时，用的是Народность，讲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时，用的是Нация。这说明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使用这两个词时，它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专指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ция专指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翻译这本书的同志可能认为如把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这两个词都按其字面的含义译为“民族”，文字上就讲不通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旧的中文译本就把 Нация 译作“民族”，而把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成了“部族”。从字面上看，似乎有了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没有准确地表达出斯大林著作的原意。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澄清混乱，还事物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中文译本，有重新翻译之必要。重新翻译这本著作时，首先要忠实于斯大林原著的精神，不要把他的意思搞错了，同时，也要照顾我国汉文的特点，使读者读后一目了然，不再产生误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不应译成“部族”，而应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ция一词不应简单地译作“民族”，而应译作“现代民族”（或“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这种译法对斯大林提出的语言发展的四个阶段并无任何损伤，原来是四个阶段，现在还是四个阶段，即：氏族语言、部落语言、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语言。不过把原来的“部族语言”改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把原来的“民族语言”改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语言”。这样作的好处是：既正确地表达了斯大林著作的原意，又使读者看了不再产生误解。

看来，文章作者不同意把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改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坚持仍应译作“部族”。文章作者认为：如果把Народность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把“部族”一词取消，这样，“岂非将原来所说的四个阶段修改成三个阶段，这还象话吗”？为什么把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不再译成“部族”，而改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就不“象话”呢？因为文章作者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里面，“部族”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和一个发展阶段。如果今后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不再译作“部族”，文章作者的“民族共同体”就缺少了“部族”这一类型和这一发展阶段，这就破坏了他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的完整性，所以他表示反对。但是我们把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这才正确表达了斯大林的原意，全国广大读者也是会表示欢迎的。

顺便还要说明一下，在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原著中，他们使用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两个词，并没有作任何机械的规定，而是在不同的文章中采用不同的用法。例如列宁有时讲到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落后民族”时，也用Нация这个词，斯大林有时讲到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民族”时，也同样用 Нация 这个词。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俄文的Нация这个词在列宁和斯大林的一切著作的中文译本中都应译作“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也不认为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个词在列宁和斯大林的一切著作的中文译本中，都应译作“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的态度。

（四）

文章作者认为：“部族”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部族”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果我们把“部族”还原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原始社会只有氏族和部落，没有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起源的理论。按照文章作者的说法，民族并不是起源于原始社会，而是起源于奴隶社会。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即文章作者所说的“部族”）时，他只说这种民族存在到封建社会崩溃，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就发展成为现代民族（Нация即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他并没有讲过这种民族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在原始社会是否已经形成，斯大林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文章作者认为“部族”（即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也不是斯大林的原意。

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早已有了答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原始社会的民族作了许多论述，他明确地肯定民族起源于原始社会。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分期采用了摩尔根的方法，即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野蛮”两个时代，每个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他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总称为“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摩尔根是头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导入一个确定的体系的人，直到日益增多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他所提供的时代划分法，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多次提到“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例如：“对于尚处在蒙昧高级阶段的诸民族”, “一切蒙昧的及处在野蛮低级阶段的民族”。“亲族关系在一切蒙昧及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有决定作用。”“游历者及教士们关于蒙昧民族及野蛮民族女性都担负奇重的工作的报告，是与上面所说的并不冲突的。”如此等等。恩格斯讲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指的就是那些尚处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民族，这些民族毫无疑问都是原始社会的民族。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来看，最初的、人口很少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小民族，最迟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已经形成，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民族”。到了“野蛮时代”，才形成了普遍的、大量的、人口众多的民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民族”。

摩尔根说：“在这个阶段（即 ‘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引者注）产生了奴隶制，它和财富的生产有直接关系。由于它（即奴隶制）产生了希伯来式的父权制和拉丁部落中处于父权之下的家族形式和希腊部落中这种家族形式的变体。由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由于有了农业而扩大起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民族便开始发展起来，开始在共同管理之下有上万计的人而不是以前的几千人。”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即“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不仅已经有了民族，而且已经有了上万人口的民族，在当时人口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上万人口的民族，是相当大的民族。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虽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没有明确指出原始社会已有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但是从恩格斯的论点来看，至迟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已经开始产生了由部落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蒙昧民族”）。这就说明民族起源于原始社会，而不是起源于奴隶社会。苏联民族学家认为原始社会只有氏族和部落，没有民族（即他们所谓的“部族”），这种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不符合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我也画了一张示意图，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民族发展史的看法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民族发展史的看法，作了一个对比。

读者可以将其和文章作者画的那个示意图对比去看，究竟哪一种是科学的，就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牙含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