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

沈骑

[摘要] 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沟通、合作乃至竞争都必须以语言互通为前提。面对国家定位转变的新形势，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亟待战略转型。本文论证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提出加强外语规划，服务“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家外语能力；战略转型；语言规划

一 引言

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语言不仅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而且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有专家已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发表真知灼见，提出提升“语言互通”的观点，对语言规划问题进行积极有益的初步思考。在新形势下，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竞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而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迫在眉睫。李宇明从国家转型角度指出尽快开展外语规划，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必须明确当前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新任务，积极推进国家外语战略转型，深入探讨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二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面临的战略转型任务

国家外语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外语事件或是运用外语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衡量国家外语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并使用外语资源的种类和质量。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从来都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汉唐盛世的“译经”运动，首开早期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之先河，是致力于丝绸之路“语言互通”之创举；晚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中的外语教育，是服务于“洋务运动”需要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之举，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方兴未艾，有力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外语能力更是国家战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同时，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需求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是正相关的，也和国家的战略定位关系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战略定位处于变迁之中。中国的国家定位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为“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转型升级的需要。在这样的国家战略定位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之下，国家外语战略规划必须审时度势，谋定而动，认真思考新形势下国家外语能力提升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具体而言，当前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面临如下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

（一）国家外语能力导向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型

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外语战略规划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64年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但其实施因为“文革”而中断。另一次是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于它确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外语战略方针就是服务于改革开放，为“引进来”大局服务。1977年7月至9月，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教育改革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加强外语教学问题。自1978年开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打开国门，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全球化的挑战。国家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和教育等诸方面都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亟须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优秀文化和思想，引进国外最新科技和经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于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建议，明确外语教学的方针就是“学好外语以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对外开放，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服务。从战略角度看，这就是坚持取长补短，“炼石补天”的“引进来”战略和定位，这在当时是一项“政治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发展外语教育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随着国力提升得到长足的进步，成就斐然。可以说，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赞叹的成就，与外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无关系。“引进来”外语战略为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懂外语的科学技术人才，国家掌握的外语资源有了一定数量和质量上的积累。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外交流互动增多，海外利益范围日益扩大，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日趋频繁，原来“引进来”为主的外语战略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战略转型的需求。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导向必须在“引进来”的基础上，考虑向“走出去”转型，实现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双向互动”。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仅要满足“引进来”需求，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还需要明确服务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外语战略导向，服务于“走出去”大局，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加以建设。在新时期，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必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行走，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服务，为“一带一路”新格局架设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二）国家外语能力需求从“内需型”向“外向型”转型

外语需求分析和调查是外语规划的重要依据，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基础是科学准确的需求分析。需求是分类分层次的，根据需求对象和属性，外语需求可以分为战略需求与现实需求、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两大类型。近几年社会对中国外语教育非议不断，“外语无用论”甚嚣尘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个人工作和生活不需要使用外语”。我们必须科学客观地对待这种论调。个人需求和当下需求确实需要重视和考虑。从世界范围来看，外语教育是国民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水平和文化素养。但是基于“公平”“正义”“效率”“可选择性”四个教育价值取向，我们的确需要反思“全面学外语”热潮背后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从国外经验看，外语需求研究除了针对学习者调查之外，更侧重公司企业对员工当下外语能力的需求调查，重点考察学校外语教育与社会和企业需求的衔接问题。同时，国外研究也从宏观层面考察国家和军队对外语能力的战略需求。相比之下，国内目前对于学校外语课程需求调查较多，很少关注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需求对接问题。此外，在战略需求和社会需求方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仅有个别学者曾对国民外语能力需求进行过较为细致的研究。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于2013年至2014年在上海市民中开展外语能力调查，基于网络的外语需求调查显示，在超过10000人的受访者中，88%的上海市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外语。这说明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绝大多数上海市民已经有了有限“外语生活”。随着上海逐步迈向全球化城市，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外语能力的需求会日益影响到“寻常百姓家”。但是调查也发现，上海市民外语能力的实际需求主要来自单位求职或是学校考试之需，并不是直接对外交往的需要。市民学习外语的动机也以工具性为主，即为了顺利求职或通过考试。这种外语能力需求属于“内需型”，且对外语能力要求相对不高，主要满足国民有限的外语生活需要。

新形势下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仅要满足内需的外语教育，提高全民外语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要以“外向型”需求拉动“内需”，倒逼外语教育改革。“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国从外语教育大国向外语强国转变，来自“外向型”需求会日益增多，例如“亚投行”多边谈判、自贸区建设、中国高铁出海、企业海外投资等重点战略领域和行业对外语能力的种类和质量需求可能更高。相比之下，目前相关研究仅针对城市居民日常外语能力需求调查，这是远远不够的，无法应对“外向型”外语能力需求提出的挑战，更为系统全面的外语需求调查亟待开展。

（三）国家外语资源种类从“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型

外语语种规划是外语教育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带一路”沿线语言多元化格局要求中国下力气建设多元化的国家外语资源种类。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经出现过“一边倒”的俄语单语种外语教育规划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语语种规划中注意到语种多样化问题，一部分通用语种得到发展，目前中国能够教授的外语语种有五六十种，经常使用的有十几种。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外语语种规划工作，建立了一大批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在语种规划资源投入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但在新的战略形势下，“单一型”语种结构失衡和非通用语言人才缺乏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中国的外语语种储备显然是不足的，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十分需要的许多非通用语种人才稀缺。

首先，在语种选择方面，英语“一家独大”局面令人担忧。在外语专业教育中的比重竟高达95%以上，一些办学水平一般的高校，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动辄招收上千名英语专业学生。不少综合性大学和地方高校的小语种专业和课程相对匮乏，很多高校的外语学院仅能开设英语、日语等通用语种专业。外语语种单一，势必带来学科同质化倾向明显。

其次，在语种数量和布局方面，我国目前开设的小语种专业和课程设置单一，明显不足。在与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中，至少涉及95种官方语言，还没有涉及更多的非官方重要语种。从开设各语种专业的对象国和地区看，现有非通用语种地区主要以欧洲为主，而面向“一带一路”等语言资源丰富、语言文化多样化地区的语种布局，如中亚、南亚和非洲却很少，这反映出现有非通用语种分布和布局存在不均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战略语言规划起步较晚，关键战略语种建设工作滞后。我国没有借鉴国外语言规划经验，开展基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的战略性语种规划工作，这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攸关。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此消彼长，若隐若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国际维和、国际人道救援和搜救等突发事件此起彼伏，交织复杂。语言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丝路安全问题时，在消除和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战略性语种规划必须尽早实施。

（四）国家外语资源质量从“工具型”向“专业型”转型

外语资源质量决定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纵深发展，其质量高低取决于国家外语人才规划。古今中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外语人才的定义不尽相同，这与具体历史和现实背景有关，同时也是外语教育规划使然。有学者指出，我国晚期洋务运动对于外语人才的定义是通晓西学之才，民国时期注重博雅教育，将外语人才界定为精通中西文学之才，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学科观念束缚，我国外语人才规划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知识和技能培养，工具性和实用性取向明显。这种工具性人才规划的优势毋庸置疑，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语人才仅能满足一般通用性语言沟通和交流，缺乏人文知识积淀和专业知识培养，无法从事国际专业领域工作和学术研究，这样的外语人才规划导致外语市场上出现“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现象，每逢重大国际场合和重要国际谈判时，都会频频面临高水平外语人才“一将难求”的现实窘境。因此，“工具型”外语人才规划不能完全解决“一带一路”对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迫切需求。

“一带一路”外语能力建设要求外语人才规划从“工具型”向“专业型”转变，需要重新定义新时期外语人才的内涵。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出更多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还需要更多熟悉“一带一路”的国别区域研究人才，更需要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面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这一重要契机，提升我国外语资源质量，更新并探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人才规划新路，迫在眉睫！

三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战略转型的对策与建议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既是中国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积极谋划，逐步化解战略压力的需要，也是实现平等对话、双向多边交流的需要，事关改革开放之最终成败，事关复兴中华民族之千秋大业。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必须先行先试，尽快开展外语战略规划，具体对策和建议如下。

（一）设立外语规划部门，统领外语能力建设

面向“一带一路”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对于整个外语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事关国家战略实施成败大局，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外语教育需要服务于“走出去”这一战略导向，全社会都要正视外语规划的重要意义，建议国家成立专门机构统筹规划外语教育改革这一系统工程。鉴于外语规划和管理工作面广量大，现有各阶段的外语教育主要由教育部各司局办条块分割式管理，这显然无法有效协调各项工作。基于外语规划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同时也借鉴国外经验和做法，中国必然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外语规划和决策机构，负责统筹规划、制定、指导、监督、评价和调整国家重大外语教育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同时这一机构还要承担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咨询、考试评价和服务等职责，从而可以整合教育部现有语信司、语用司、基础司、高教司和职教司相关外语规划的功能，这样设立多位一体化的国家外语决策机构，有利于全国外语教育实现协调发展，提高外语决策效能，形成国家政策的“合力”。

（二）开展外语需求调研，制定外语能力标准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和地区广泛，沿线各国的语言文化状况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外向型”外语能力需求调查必须提前启动，需要做好“内查外调”工作。所谓“内查”指的是对“一带一路”相关重要领域和行业对外语能力的需求调查，如中华文化思想术语丝路传播问题、中国海外投资语言风险调查、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语需求调查等。此外，还需要加强国内“一带一路”中西部地区外语能力现状和需求的调查。所谓“外调”，是指对国外沿线语言状况和需求调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语言资源。国家需要尽快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状况，充分调研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区域的语言文化问题，例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社会语言和文化调查研究、东南亚和中亚民族语言文化调查等。针对非通用语种语言规范相对缺乏问题，根据“内查外调”情况，外语规划部门应及时启动相关的各类语种外语能力标准研制工作，重点做好非官方语言标准与规范工作，用以指导和规范各语种外语教育有序开展。

（三）完善语种规划机制，启动“战略语言”规划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完善外语语种规划机制，不仅需要继续加强国际通用语种教育，还需要逐步考虑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外语语种规划，妥善解决国家外语资源种类均衡与合理布局问题。目前不少地方高校盲目新设小语种专业，不考虑专业建设标准和市场需求，将来可能会产生办学和就业困难。外语规划部门要重视完善外语语种规划机制，在充分调研和分析基础上，稳步推进小语种建设。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少民族语言同时也是“跨境语言”，对于这些宝贵的民族语言应当加以规划和开发，充分利用现有的外语语种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语种规划政策，这对于实现语言多元化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出于非传统安全考虑，外语规划部门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外语国情，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教育等多领域状况，未雨绸缪，规划制定出具有战略价值的外语语种即“战略语言”教育规划。所谓“战略语言”教育规划是出于“一带一路”建设中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防范需要，为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所做的外语规划。例如中东的库尔德语，对于应对和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维护我国海外能源利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所高校开设这一语种课程。因此，开展“战略语言”教育规划，由国家负责调控，利用政策杠杆向“战略语言”教育发展倾斜，有计划、有选择、分步骤地积极鼓励和倡导中学，特别是外国语学校开设“战略语言”外语课程，相关外语院校实行“订单式”招生计划，制定合理培养计划，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顺利实施这一“战略语言”教育计划，对于国家外语能力语种资源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战略意义。

（四）加强外语人才规划，推动外语学科转型

“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加强外语人才规划工作，这是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的学科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偏重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在外语教学中存在“重语言，轻文化”“重工具，轻人文”“重西方，轻本土”的弊病。一方面，外语学科需要创新培养模式，探索培养多元化的国际型外语人才，加强外语教育中国别和区域知识教学，开展和促进跨文化、跨学科外语教学与研究，培养具有人文素养、学贯中外的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外语人才规划更要满足“一带一路”对于高层次国别、区域、领域外语专才的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步推进，除了高水平翻译语言人才之外，培育精通沿线某一国家或地区当地语言，熟稔当地文化，甚至专攻于某一问题领域的专家学者已成当务之急。为此，外语学科应当加大转型力度，研究语言能力与其他专业能力的组合问题，着力提升外语教育的效率，使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能够获得必要的语言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这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

四 结语

“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经贸通道，还是文明互鉴之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只有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才能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才有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宝贵的共识。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是促进中外不同文化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已故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若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大脑；若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心灵。”建设“一带一路”，语言至关重要！当然，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学界顺应国际化发展的大势，做好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又要切实以此为契机，将“一带一路”的建设思路真正融入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