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框架：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

道格拉斯·C．诺思曾经提出了对经济史解释的任务：“建立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本书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制度变迁的追溯，梳理制度变迁与经济结构的关系解释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结构特征。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石包括：“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这其中，“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推进中国制度演化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属于礼治价值观。只有对礼治价值观进行分析，才能清晰梳理中国制度演化的路径。而根据路径依赖的理论，礼治价值观也将成为制约社会转型的核心因素。

一 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最早来自Paul A. David从技术上分析通用的QWERTY键盘并不比DSK键盘更有效率，但通用键盘的使用历史悠久，使用人数众多，其使用的报酬递增，即使DSK新键盘更有效率，但转换新键盘的成本过高，故而效率不高的旧键盘无法被淘汰。诺思将路径依赖的理论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中，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

Scott E. Page总结了从Paul A. David到诺思在路径依赖理论上所做的贡献，归纳了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就是当前以及未来的状态、行为和决策是由过去的状态、行为和决策所决定的。Scott E. Page还指出了路径依赖的三种形式：一是部分依赖；二是状态依赖；三是路径依赖，并通过球翁模型，介绍多种路径依赖的特征。James Mahoney认为，“路径依赖理论是以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未来的影响的状况所进行的一种较为模糊的定义”。

应用路径依赖理论对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解释，并不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就与当前的状态有关。James Mahoney认为，路径依赖的分析至少要有三个定义性特征。“第一，路径依赖的分析需要包括对于一个随机过程的论证，这个随机过程应该是在整个历史时间段上与历史事件高度相关的。早期的时间顺序段比后来的时序段重要得多。第二，在路径依赖的时序中，早期历史事件偶然的发生并不能解释为‘初始事件的基础’或者是‘初始条件’。路径依赖是一个系统的属性，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的结果，并不可以由任何特定的一个初始条件集决定。第三，一旦偶然的历史事件发生了，路径依赖的时序就会被标注为相对确定的随机模式或者可以看成惰性的（inertia）。一旦有过程被设定为特定的发展方向并且开始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结果时，这些过程就会倾向于保持在这种发展方向中，同时继续去达到该目标结果。”

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应用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分析，必须注重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初始状态，二是初始状态带来的系统变化，三是形成稳定结构，如图1-1（James Mahoney, 2000）。

Scott E. Page描述了初始状态依赖的定义，“所有随后的结果仅仅依赖于第一个结果的产生”。“在自我强化的时序中，诞生一个制度的时间段就相当于一个‘临界连接’。临界连接的标志就是从两个或以上的类似的制度中选择出特定的制度。这些连接之所以是临界的，是因为一旦采用了这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变回初始状态的难度将会极大地增加。”见图1-2（James Mahoney, 2000）。

二 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与经济转型节点

秦统一全国是大一统帝制国家在中国形成的标志，春秋战国则是礼治观念推动中国形成礼治秩序的初始状态，2000多年王朝周而复始的重建，使中国礼治治理秩序日益完善和严密。从此化礼为俗，礼治观念与礼治行为成为国家与社会构建的基础。正如诺思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及其制度的构成与变迁。可以说，推动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建立，以及最终塑造小农经济，皆奠基于礼治观念。所以，梁漱溟说，“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和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一种秩序即是一套法制礼俗。无革命就是说中国社会构造历久不变”“我们所习尚的为‘礼’，无论是宗教、法律、政治、外交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统化为‘礼’”。秦始皇创建第一个中央王权国家之后，中国确实没有出现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秩序改建，只有王朝周而复始的重建。

到鸦片战争，这个中国即将迎接巨变的前夜，礼治观念已经在中国塑造了几乎凝固的“大一统”国家的制度与小农经济的社会。在社会层面，此时已近乎一个凝固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男耕女织的“天仙配”式的社会图景是民间的美好社会理想。在国家制度层面，职业官僚队伍驻扎的城市高坐在小农经济的肌体上，城市越庞大、越发达，则制度成本越高，小农经济越虚弱。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构成的等级森严的礼治秩序，成为中国迎接鸦片战争社会巨变重大节点时的状态。

鸦片战争向中国输入的是新兴城市经济，这种新兴城市以市场为主导，以机械式大工场工业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后盾，以资本为推动力。更重要的是，新兴城市建构在市场经济之上，代表着一种新的交易主体平等的制度体系。

在鸦片战争的这个节点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时，对于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态，学界已有共识，但是对建构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变迁，却有诸多争论。

首先，关于产权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末期，从“开阡陌，废井田”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以土地私有为主的变革，此后，土地私有成为中国2000多年帝制时代的主流。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实行财产家族共有制。综合来看，中国长期以来的帝制时代还是以土地私有为主，但也确如梁漱溟所说，民间存在许多宗族共财的现象。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指出，农民土地的90%以上是继承所得。而所谓的土地国有，则应该将帝制时代的国家性质看成“家国一体”，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因此土地国有事实上也是皇室私有。

其次，从对国家的解释来说，因为“家国一体”，国家就是皇室家族的“江山”，显然帝制时代的国家属于掠夺性质的国家体制，而不具有契约性质。因此，杜赞奇认为民国时期，政权“内卷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未能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制，而延续了帝制时代对财富的掠夺机制。这使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成本也建立在礼治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方面国家开始承担从帝制向近代共和制转型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却未能完成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城市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基础变革。因此，中国在面临制度转型之时，都不得不在礼治治理的框架之内进行市场经济转型的补课。

所以，鸦片战争前夕，推动中国产权变化、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无疑是“礼治”价值观。这也是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由路径。

鸦片战争之后，在五口通商口岸以及接下来的沿江开放口岸，新兴城市的经济体系开始强行植入中国小农社会的肌体，由此出现了以新兴城市为代表和以传统乡村为代表的二元经济体系。黄宗智指出了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制度变迁的二重性：“二元经济模式：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得中国经济分化为两种决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商埠、城市；另一个是没有受到此刺激的腹地‘传统经济’。这两个体系分道扬镳，极少互相渗透。”

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这两个不同体系的融合，这包括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的转变，更包括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农村城市化，也包括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市化”。

而这场城市化的路径最终形成了市场对礼治秩序的适应，礼治秩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形成了“礼治市场”的模式。

三 礼治驱动的制度演化路径

1. “大一统”观念与社会的凝固

“礼”在推动国家形成、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以其深入人心的价值观为依凭。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是先有“礼”再有制度，然后才有国家的。这其中对制度构建、国家形成、社会整合推动最大的，应属“大一统”的礼治观念。

瞿同祖认为西周属于封建时代，这种封建与宗法制相关，宗法制正是“礼”的形成源泉之一，这当然是将封建制按照“礼”的“大一统”模式构建的。但侯外庐则认为西周只具有城市国家的雏形，国家是从氏族联盟发展起来，早期的国家互不统属，并未经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时代。按照礼治“大一统”观念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只是战国至汉时期的儒生们虚构的，以迎合他们心目中“礼”的理想。

从《周礼》对制度的设计来看很难说是为封建制所设计的。因此，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制王朝，更像《周礼》制度的具体落实，此后的历代皇朝的建立都循此路径。

“大一统”驱动国家制度的建设，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对外关系上，正如瓦迪姆·叶利谢耶夫所说“中国没有邻国”，任何遥远的地方一旦出现新的国家或任何文明形式，它要么最终纳入王朝统一体中管辖，要么成为王朝的藩属，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二是在对内关系上，中国没有“化外之民”。

“大一统”的礼治观念不仅体现在国家制度建构上，也不仅是从中央王朝的话语权角度认知，而且表现在民间社会的价值观上。这种价值观，从中央王朝的体系来说，就是必须建立一套等级分明、经纬清晰的官僚管制体系，以符合“大一统”的王朝形象。而从地方体系来说，也必须构建一套“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相对封闭且没有其他权威的迷你“大一统”地域社会。

“大一统”既是庞大帝国构建的基石，同时也是孤立和封闭的地方社会形成以及凝固的根源。以往我们大多从中央王朝的话语权角度看待庞大古老的帝国，但从地方社会构成考察，其也是由一个个“大一统”且相对封闭的宗族社会或地域社会所构成的，可以将这种具有迷你性质的“大一统”社会看成一个个“土围子”，即从中央王朝到地方社会的“土围子”，一旦稳定必定会逐渐内向凝固。

2. “等级”观与社会治理

在礼治原则中，“大一统”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形态的整体框架，而“等级”观念则是社会运行与治理的指南。

在“礼”的观念中，核心是“别贵贱，序尊卑”，即社会的运行遵循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礼”不仅是价值观，也是一种创立等级制的法理依据；等级制的合法性来自初创者。礼治的网络扩展，依据与创制者的亲疏尊卑秩序构建。一旦礼治的原点确定，无论朝野，都会按照礼治的原则自发地编制新的礼治网络。这个礼治网络既是社会运行的内在驱动力，也是社会财富交换和分配的渠道。

礼的学说，大多认为起源于孔子。但事实上，荀子才是将“礼”的学说理论化的人。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无求，求而无度，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制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的出发点是人性，他提出人生而有“欲”，实际上就是今天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但荀子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结果却是，人的关系应由上下尊卑等级的秩序来理顺。社会关系“以礼作为利益分配的原则，既以社会等级秩序为前提，又以社会等级的和谐和稳定为最终目标。因此，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它所追求的是等级和谐，而不是普遍的平等与正义”。

从上古、中古到近世以降，等级制表现出逐渐严密的趋势，而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礼仪”也逐渐趋于烦琐。

等级制可以从官民两方面考察，它不仅仅是构成历朝历代中国官制的基础，也是民间相互交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在官制设计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的一切方面，并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即一切事物都具有与人际关系相联系的等级身份。

中国的官制以隋唐时期作为分水岭，此前的官制还不能说形成了职业官僚制度，无论是官员的选拔还是晋升都没有一定的成规，更多地依赖于家世和出身，因此礼治的等级更多地体现在家族的世系之中，是民间确定社会秩序的标准。

三国时期的曹魏时期，首次引入“九品中正制”作为官员选拔的标准。但这个制度还只是对人进行等级划分再根据每个人的等级地位授予官职，它并不是一个类似于后世职官等级的制度。因此，这种等级制反而更多地体现在家世背景上，而于官职的等级高低影响不是很严格，所谓“上品无寒门”即是其意。但“九品中正制”毕竟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职官制，同时这个制度的提出也表明“礼”本就起源于家族，这与瞿同祖的论述是吻合的，即封建起源于宗法。从“九品中正制”可以看出职官制也是起源于宗法。

如果说，隋唐以前是由家世等级决定职官品级的话，那么隋唐以后，家世出身对于职官的影响就越来越小。这主要源于从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到唐代，这一制度更加制度化，考试和职官品级高低成为中国古代官制的制度化内容。职官的获取越来越与家世出身脱钩，而与个人的科举功名有关。至明代，科举制与官制完全制度化和正规化，从而构成中国职官制度非常完善的等级制。从此，官民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官尊民贱已是常态，这与家世和财富关系不大。而民间社会的等级观念也以官制为蓝本。可以说，唐以前，中国还没有职业官僚制度，而唐以后则实施职业官僚队伍管制国家的制度。

支撑民间等级观念的核心阶层是乡村的绅士，他们包括“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等人士”，他们是民间社会排比等级秩序的主要阶层。但是，除了民间的绅士，并不是说民间社会的其他阶层就没有等级排比的需要，事实上，中国民间社会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等级地位。而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宗族，甚至一个地域、一个集团的身份地位的标准都有所不同。但不管标准如何，所有人际交往中，人们都必须排出等级秩序，例如，梁山英雄排座次，隋唐好汉武功评高低，正是民间社会价值观的体现。

除了人际交往之外，社会对于任何事物的判断都会参照礼治标准予以评定等级。

中国的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在面对外来市场经济的冲击时，当然会遇到困惑进而产生抗拒。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交易主体平等，但在礼治社会中，平等恰恰属于稀缺资源。

中国民间虽然也有商品交易行为，也有集市和市镇，甚至有长途贸易。但这些贸易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民间交易行为的发生，大多是在相对平等的人群之间展开。如果交易主体的地位不平等，那么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易就不属于市场交易行为，而是属于纳贡和回礼；二是有组织的交易行为往往需要获得官方的许可，比如获得各种专卖特权，而这种专卖特权就是基于交易主体的不平等而产生的。

可见，礼治的“等级”观不仅决定了官场的等级身份，也决定了民间社会交往中每个个体的等级身份，更左右着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

先秦至秦汉时期所形成的“礼”的学说，奠定了中国制度演化路径依赖的基本原则和框架，确定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礼”的精神已经化成了世代相承的习俗，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借用陆游著名的《咏梅》中的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无论王朝如何变幻，山河如何改变，人民如何迁徙，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人们总会自发按照“礼”的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这高度体现在中国不重“礼制”，却行“礼治”，家国一体，以礼化俗，以俗成礼。这种“礼”的精神不仅是皇亲国戚、精英士绅们的行事指南，更是每一个普通民众的风俗习惯，而中国的制度演化就在这种“礼”的习俗中形成与发展。

这也就是James Mahoney所说的，路径依赖最终将形成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惰性特征，这个特征会随着这个时序的分析类型而改变。在自我强化时序中，惰性包括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会不断重复生成一种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