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验与性别考察

女性更年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珏 陈芬苓

前言

更年期的相关课题在20世纪初才引起各界学者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和女性月经有关的事件一直被视为禁忌，很少被公开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20世纪以前，女性的平均寿命未超过50岁，经历过更年期的女性不多，所以并未引起重视。但是现在由于医药与生活各方面的进步，女性平均寿命增加，停经后还有二三十年的人生，因此有必要对它多了解。在台湾地区亦是，由于过去很少有人谈，老一辈的观念遂难以探究。然而近年来西风东渐，许多西药也以停经妇女为主要诉求对象，是否会随着西方观念和医药的引进，而改变台湾地区妇女与民众原有的“更年期观”乃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受西方观念影响，过去更年期被视为是个充满“抱怨”的时期，虽然有许多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异质性越高，在更年期间没有任何身体及心理困扰的妇女会越多。但在台湾地区社会中，更年期仍被当作一个负面用词，含有戏谑的意味，并带有一些刻板印象。究竟更年期是其他中年问题的代罪羔羊，或是它本身真的充满许多问题？更年期对妇女而言是正向转变，或是负向转变？妇女在更年期间是否需要协助？事实上，对更年期的种种现象，目前尚无定论，所以一般社会上对更年期的看法，究竟反映的是事实，抑或是传播作用所造成的假象，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即在有限的条件下，对收集到的美国文献以及台湾地区的研究做一回顾整理，以期有更多学者投入此研究领域。

更年期的定义

一般而言，停经年龄是50岁，台湾地区妇女的停经年龄依林美珍的研究约为48岁，但近年来的调查则认为是接近50岁。更年期被视为是成年女性最大的转变时期，台湾人在谈及更年期时亦常以“转”这个字眼来代替“停经”的说法。

事实上，更年期（climacteric）与停经（menopause）的意思并不相同，但在英文的使用上已可互相通用。若要仔细分辨，menopause代表月经终止；climacteric则是指妇女在心智及身体方面开始由性成熟步入老年的一段时期，有两年至五年的时间，女性体内会产生种种因停经而带来的生理变化，这段时期称为“更年期”。一般说来，更年期除了有生理的变化之外，心理的自我影像会跟着改变，社会关系与角色同时也面临新的转变，对于更年期各相关名词意义的划分请参考图1。

更年期观念的回顾

一 中国观点

国内早期有关停经或更年期的文献，主要由医书中获得。在《古今图书集成》及《医宗金鉴》中，妇女自然停经的情形被称为“经绝”；因生理上因素，导致月经不再来的情形称为“经闭”。

《古今图书集成》谓：“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天癸指的是月经，表示在清代以前，妇女停经的年龄即49岁左右，与现在妇女一般停经年龄相同。《医宗金鉴》谓：“妇人经断复来，若月水不断，不见他证，乃血有余，不可用药止之。”古时对妇女停经的情形，多采自然观点，很少提及停经后的症状与治疗方法，仅提到大量出血时的治疗方法。又“血隔与血枯不同，隔者阻隔也，枯者枯竭也，奈何今之为医者不论有滞无滞多兼开导之药，其有甚者则专以桃仁红花之类通利为事，岂知血滞者可通，血枯者不可通也。血既枯矣而复通之，则枯者愈枯其与榨干汁者何异？”可见停经若是因废血排尽，则不主张用药使月经再来。

古代医书上的一般药方以治疗经闭为主，对于经绝则很少提及需要治疗。经闭大致有血滞经闭、血亏经闭及血枯经闭等几种，《医宗金鉴》称血滞经闭为“月事不来胞永闭也，胞永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故月事不来”。血亏经闭指“女子有隐曲不得之情，心脾气郁不舒，以致二阳胃病，饮食日少，血无以生，故不月也”。血枯经闭指“过淫精竭，产多乳众，伤血血枯，经来渐少，二三月后经闭不行”。而大胡连丸、卫生汤、导经丸、万应丸等，则是治疗经闭或因经闭所引起的某些不适。

在近代的《医师典》（1949年）中，认为经绝期即所谓更年期，开始于47岁。治疗以精神疗法为主，可改善妇女环境、转移注意力于某一事业；药物治疗则提到雌激素等卵巢制剂钙剂。至于雌激素治疗的副作用，则认为部分患者会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昏眩、衰竭、感觉异常、口渴及皮疹等，不可服量过大或过久。医师典中所提到的处理方式及药物观点与下文中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相似，其间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查证。20世纪70～90年代，台湾地区的杂志对更年期及雌激素的报道渐多，作者也以医护人员为主，但内容似以西方对更年期的观念为主导，对台湾地区妇女本身的观念及实际情形则很少探讨。

至于台湾早期的实证研究，则以1908年台北医院妇产科黄登云医师，针对全省102位妇女所进行的月经调查最详尽。在他的调查中，22位已停经受访者的平均停经年龄为47.8岁，众数为50岁，平均来潮年数为34年，报告中也探讨了本地有关月经的禁忌，但对停经民俗方面则未深入探究。

二 西方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学者对更年期多半有所误解，如弗洛伊德派学者视更年期为“精神官能症”（neurosis）；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师视之为“罪恶”（sin）及“退化”（decay）的象征；1893年法国科学家瑞吉波尔多（Regis de Bordeaux）更视女性更年期病人为“疯狂”（insanity）；而蒂西耶（Tissier）于1885年则认为妇女在停经后，会与经过阉割的男性一样显示严重的忧郁症，即“阉割情结”。

20世纪60年代医生普遍视更年期为一种“激素缺乏病”（hormone deficiency disease），认为因为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分泌不足所致，所以需要服用雌激素才能防止生理机能发生异常。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A. Wilson）把女性更年期和糖尿病相比，认为都是因体内缺乏激素造成，并大力提倡使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Estrogen Replacement Therapy, ERT），将可预防更年期和其他与老年有关的疾病。他甚至还认为ERT可预防癌症，危险性极小，且可预防一些因雌激素变化所造成的不稳定，而减少酒瘾、药瘾、家庭破碎等社会问题。他的妻子在《芳龄永继》（Feminine forever）一书中更是大力鼓吹使用ERT，主张ERT可使女性永保健康年轻及女性的魅力。从此，医师开始介入更年期事件，到20世纪70年代雌激素已是医生常用药之一。这个观点无异视更年期为一种“疾病”（disease），需要靠药物来治疗。

然而，ERT的问题也陆续被提出来，19世纪90年代就有人怀疑雌激素与癌症有关；1975年美国洛杉矶华盛顿大学Kaiser-Permanente医学中心发现：停经后的雌激素治疗与子宫癌有关。截至1980年，美国至少有九篇以上的研究报告证实，使用ERT的妇女罹患子宫颈癌的概率比未使用者高出4～20倍。世界卫生组织于1981年也指出：70%～80%停经后妇女的雌激素量事实上是足够的，而雌激素治疗又明显与乳癌及子宫癌有关，所以，其必要性需要重新评估。

不仅更年期的治疗受到批判，而且其“疾病模式”的观点也遭到医学研究者的挑战，撒乌耳·格斯伯格（Saul Gusberg）就是第一位认为“疾病模式”标签是一派胡言的学者。基青格（Kitzinger）于1983年也认为把停经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雌激素的减少是不恰当的，因为雌激素并非突然减少，女性从25岁左右体内雌激素量就在慢慢减少，难道女性25岁以后的所有问题都该归因于此吗？显然这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带动起“妇女健康运动”，对长期以来的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定义，认为：社会上对月经和更年期的一些禁忌与疾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目的在限制女性社会角色扮演的能力。事实上，更年期并不能限制女性的生理或心理能力，它只是自然年龄中的一部分，是自然的生理过程。ERT强调“可让女性永保女性魅力”无异是从男性主导的观点来定义女性的生理过程，视女性为性对象罢了；而热潮红（hot flashes）就像青春期男生会变声一样只是自然现象，不需要医学的介入和干预。医学界也惯以父权式的态度对待女性，认为是对女性的保护，因为女性本身并无能力对她们自己的健康照顾做完善的决定。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年妇女受过较高的教育，仍在工作或在社会上活跃，是一群需要充分资讯的健康消费者，也有能力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和为自己的健康照顾做决定。

麦克珀森（MacPherson）曾以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更年期，他认为以用药的观点来看，女性这个潜在的大市场是值得开发的。因为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口，若有30年的光阴需要接受治疗，那无异是个可以开发的资源，所以不难理解鼓励停经后妇女使用药物的潜在因素。也有其他学者攻击威尔逊（Wilson）和其他ERT的支持者的观念是经济利益趋使的结果。

在ERT治疗与子宫颈癌间的关联性被提出来，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提倡之后，ERT的使用率有明显下落的趋势。但在1975～1979年之后，又提出ERT可用以治疗停经后妇女常见的“骨质疏松症”（osteosporosis），由于这个发现使得ERT的使用有回升的趋势。所以ERT的长期治疗又被采用，这次不是为了“永保女性特征”而是治疗“骨质流失”（bone loss）。

总之，有四个理念弥漫在西方医学界对“更年期”的定义中：

1．女性的潜能和功能受制于生理；2．女性的价值由生殖力（fecundity）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来决定；3．失去女性角色将会带来身体和情绪上的问题；4．上了年纪的女性是无用且令人讨厌的。

这样的观点不仅在过去被强调，就连近代的医学研究者也深信不疑，甚至视更年期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活跃的现象，为一种心理防卫机能的表现。

事实上，医生试图透过医疗模式来解决中年妇女的问题，结果很容易忽略中老年人问题的真正根源，而只是治愈其身体的症状而已。一些研究也证实：对中年妇女而言更年期的生理变化并不是她们在中老年期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生活事件的转变、对老年的恐惧，角色的再学习等，可能才是中年妇女困扰的主因。

因此，研究更年期妇女的问题，从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是必要的，“更年期”也不宜只是局限在医学问题而已，更须整合各个学科通过共同努力，使其不再是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每个学科在更年期研究上会有不同的取向。从21世纪初起，便有许多学科涉入“更年期”的研究，是因为更年期本身是个很复杂的转变时期，牵涉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数。而各学科在研究这个主题时，往往也因本身所受学科训练的不同，会特别偏向于研究特殊、狭隘的问题及变项，使各学科对更年期的诠释产生差异。目前，对更年期的种种相关现象的研究，虽然尚无定论；对影响更年期调适的因素，也各说各话，但由于有受过各种学科训练的人投入此专题的研究，已使这个被视为“神秘”（myth）的领域越来越清晰了。坎贝尔（D. Campbell）曾说：研究的目的如果是要发展一套理论架构，由各种不同学科来描绘，将能解释更多层面的现象。以下将各学科在更年期研究上的努力及其特殊的观点简介如下。

一 临床医学

对临床学者而言，通常会把更年期的研究重点放在症状和治疗上，取材也常来自临床的样本，强调更年期的问题及药物使用。这些研究结果倾向认为：女性在更年期是有困扰的，需要接受药物治疗（通常指ERT）。使用药物不但可以减轻因荷尔蒙变化所产生的症状，及停经后的骨质疏松症，也将有助于心理症状的解除。在坎贝尔（Campbell）的书中就提到：ERT不仅可以治疗因更年期所带来的热潮红现象，对沮丧（depression）的改善也有助益；有些研究者也提到中年妇女过了更年期，身体状况会变得比较差，求医率会提高。由于过度强调更年期时所发生的症状及困扰，容易造成一般人的误解和对更年期的负面印象，认为它的问题很多。

而这样的诠释也有助于灌输一种意念（idea）：更年期应被视为是一种症状和激素缺乏症，应接受医生的治疗。然而一些研究结果却发现：除了“热潮红”与“冷汗”是因更年期引起之外，其他症状并不被认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更主张：除了月经中止和雌激素减少之外，各文化间的更年期并无共同现象。

然而也有学者怀疑ERT使用的必要性。她们认为：热潮红在停止使用ERT后，症状又会出现；而阴道干燥使得进行性行为时有所困难的问题，可用油膏润滑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性行为；至于骨骼疏松症的问题，ERT也只可以停止骨骼快速流失，却不能取代原先失去的骨骼，所以，早期以食物（如补充钙质）或运动方式预防，才是更积极的做法。同时，她们建议医生不应盲目使用ERT，应先通过试用看是否适合妇女的体质。其他症状的发生则是自然的老化现象，过去总被不适当地归因于更年期。

二 社会学

社会学家则倾向于针对大量、非临床的更年期的妇女进行调查，他们认为有更年期困扰的妇女只是少数，大部分中年妇女并不会感到更年期的到来有多悲哀，也不会认为这将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或增加使用医疗服务。只有30%～50%的更年期间及更年期后妇女表示曾有身体上的困扰，情况较严重者也仅为2%～10%。症状多半只有热潮红和出冷汗，而心理上的症状则与停经无直接关系，而是和年龄变化有关。考弗特和麦金利（Kaufert ＆ McKinlay）两位学者更致力于对更年期问题的长期追踪研究，并结合生理、人口及心理社会的变项，力图跳出原本窄小的专业领域（discipline oriented）。

奥图尔等（O'Toole）曾以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 Strauss）于1971年所提的“地位变迁理论”（Status Passage Theory）分析医疗模式与女性主义模式的冲突。主要是以六个概念来说明（参考表1）。

1．需求性（desirability）：这项变迁是不是妇女所想要的，“需求性”代表失去原先的价值特性。

2．可逆转性（reversibility）：这项变迁是否可逆转或停止。当视更年期为疾病时，它被视为可预防和可停止的。医学界企图以可逆转性来解释，并加以干预。此时药物代表的意义很重要，它不只改变了可逆转性，且改变了变迁的其他属性，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团体开始控制了变迁的形成。

3．时间性（temporality）：发生变迁的时间是否正常。

4．形成过程（shape）：许多研究都专注在生理和心理的转变，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控制形成变迁的因素，如朋友、丈夫、子女、专业团体、社会运动。尤其前两者形成的模式化变迁（model passage），提供我们判定及预测正常与偏差的标准。医疗界控制形成的程序是：

5．环境（circumstantiality）：提醒我们注意在冲突的变迁中社会支持及社会控制的问题。医疗界以生病角色和刻板印象来疏离更年期妇女，女性主义者就是要打破这种控制。

6．多重性（multiplicity）：每个时间同一个人可能处于多个地位变迁的状态，各个地位变迁的顺序很重要。很多中年事件会被视为更年期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严格评估这些多重而连续的地位变迁。

社会学家强调更年期妇女最大的转变就是由于“生殖力的丧失”所引发的角色转变，过去母性（motherhood）的角色可能会慢慢减弱，需要接受新的角色。虽然多数妇女对更年期身体的变化都有相当的准备，但对生活角色上的变化却少有准备。不幸的是，这些变化又与停经同时发生，使妇女对更年期的身体变化更难适应，甚至陷入一种悲伤的情绪中。恩格尔（Engel）曾说：婚姻、心理和社会压力使更年期的调适更加困难。

在强调生育（reproduction）及母亲角色的社会，停经可能会威胁到她的自尊，因此，认为纯家庭主妇在停经时期问题较多。

此外，社会学研究较侧重于生活事件、婚姻调适及社会支持网络对更年期事件的影响，也常采用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转变和社会文化等变项来分析；并对医疗问题的定义提出挑战，企图对其赋与新的诠释，如女性主义者视医疗界对更年期的定义是一种社会控制，比如，女性研究者对潜藏在更年期问题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男性偏见的批判；冲突学派学者对医疗问题中阶级意识的探讨；标签理论凸显出社会刻板印象与疾病行为间的关系等。

女性主义者虽对长期占垄断地位的医疗模式提出批判，赋予更年期以新的观点与正向的定义，但也不免受到批评。麦克雷（McCrea）认为大部分研究更年期的女性主义者还只是在“意识形态”及社会心理层面探讨，而忽略了结构因素，及女性在健康照顾体系中的角色的问题。波斯纳（Posner）则认为女性主义模式与医疗模式相同的是：常把更年期妇女的问题归因在“全看你怎么想”（all in your head），其实如果妇科医师是巫师，那么女性主义者就是文化海洛因，他们企图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对女性有帮助，而使更年期成为“心理问题”，从而否定自己荷尔蒙的变化。

三 人类学

人类学家常针对不同民族及文化的地区进行实地研究，他们的贡献在于呈现西方社会以外，说明不同文化中由于角色转变的差异，带来更年期现象的不同，对传统西方社会所描绘的“更年期事件”作了新的诠释。角色（role）、地位（status）、自尊（self-esteem）是常用的变项。人类学家认为：月经或生殖力结束，完全是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事件，不同社会中更年期症状的差异，来自女性生命周期中所接收的地位信息的不同。弗林特（Flint）认为西方女性一方面因为空巢期症状，另一方面又因丈夫在更年期容易有外遇，同时，社会对老人又容易产生负面态度，而更年期正是迈向老年的标志，因此，她们会有许多困扰出现。在其对拉其普特（Rajput）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过了更年期的女性可自由访视其他人家，可在大厅中会见男士并谈话、欢笑，甚至可以喝酒，可以说她们完全从月经未停止前的禁忌中释放出来，而拉其普特（Rajput）的妇女几乎没有更年期问题。因此，她认为更年期对妇女而言若是正向的角色转变，她们所出现的症状会比较少。

在安赫（Aher）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中指出，过去中国女性因经血所受的限制会随停经减少，但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绝不会随停经而逝。我们深信，不同社会中对更年期事件，都有其独特的看法与经历。

此外，拉·方丹（La Fontaine）于1960年通过研究吉苏（Gisu）地区的妇女发现，更年期妇女自杀率大幅上升，因为丈夫和家庭内都排拒她。斯滕宁（Stenning）在研究富拉尼（Fulani）地区妇女时，发现当地妇女在最后一个女儿出嫁时，会将自己的葫芦全交给她；在最后一个儿子结婚时，会将自己的罐子交给他，而所有子女结婚后，富拉尼（Fulani）地区的妇女会离开丈夫而同长子住在一起。在以牛乳生产为主要经济作物的当地，葫芦代表经济上的地位及生产的角色——结婚时接受它们，等于接受生育子女的角色；交出它们代表生育角色的终结。对当地妇女而言，生育力结束（一般所谓的停经）的象征，在于交递葫芦与罐子，而非身体上的改变。葫芦和罐子传给子女，表示地位的失落，“空巢期”对富拉尼（Fulani）地区的妇女而言，是社会和经济角色的终点，即“社会性死亡”（socially dead）。弗林特（Flint）认为以富拉尼（Fulani）地区为例，停经只是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反之，若是更年期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仍是较高的，则更年期调适的困难也会不存在。

巴特（Bart）则认为：从这些跨文化的研究结果似乎可以证明，美国的年轻取向的社会文化增加了更年期的问题。在养育子女阶段后的角色定义、相称（appropriate）地位及重要的生活任务，是影响女性停经后情绪及身体转变的重要因素。洛克（Lock）也提出日本妇女有1/3的人视停经为生命的转变，认为困扰不可避免，且有两种含义，一为再度进入童年，行动自由；另一为身体伤害。

但角色转变却不一定是更年期事件的关键因素。为了证实文化与更年期之间的关系，贝耶恩（Beyene）挑选了文化价值观相似，对月经、生子、女性角色方面的态度也相近，但更年期经验却迥然不同的两个村落进行比较性研究。结果发现，玛雅（Mayan）地区的妇女欢迎停经的到来，觉得从禁忌中自由，不需再因月经而感到焦虑、紧张，反而像小女孩一样，与丈夫的性关系也更好，几乎没有人有任何症状出现；但希腊（Greek）地区妇女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她们视更年期为接近年老的象征，虽然和丈夫有较佳的性关系，但停经前的妇女仍对更年期有负面态度及焦虑的复杂情结，认为这象征自己将退出生活主流。此外，希腊（Greek）地区的妇女在停经前后有症状的比例颇高但没有人因此而就医，因为他们都视之为自然现象。所以，贝耶恩（Beyene）认为：以“文化因素”来解释妇女更年期经验似乎不足，应考虑“生理文化（bio-culture）因素”，如饮食、生育模式与遗传等对妇女体内荷尔蒙生产的影响。

考弗特（Kaufert）认为人类学对更年期的阐释中，以范·盖内普（Van Gennep）于1960年所做的诠释最具代表性，主要有三点：一是尚不知更年期有何惯例及常规可循；二是更年期是“生活新阶段开始”的标志；三是女性先前的地位和角色通常在更年期后会产生倒转，且通常是正向的转变。

四 心理学

在心理学方面，则视更年期为“人种中心”（ethnocentric）事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和态度的重要性，有一部分研究者则专注于针对更年期妇女沮丧情绪或身体症状进行的咨询与行为治疗，以及更年期后的性问题。

更年期被提及的心理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易怒与神经质、健忘、易激动、睡眠不好、不能专心、感觉恐慌、担心身体、头痛等。在林美珍对台湾妇女的研究结果中，除了易怒与神经质、易激动、头痛外，上述的各种症状更年期组与其他年龄组间都有显著差异。此外，“沮丧”是最常被研究的主题，其与更年期之关联性的说法有五种：一是因停经所造成之生理不适引起；二是持传统女性角色者在更年期易沮丧；三是与人格有关；四是中年妇女的沮丧与停经同时发生的生活事件有关，如子女离家、双亲或配偶死亡及婚姻问题等；五是更年期妇女不会出现特别沮丧的现象。

心理学对更年期现象差异的研究，主要在“认知”上。博林格（Ballinger）的“易受伤害模型”认为：在更年期由于荷尔蒙分泌的改变，不仅使女性有生理、情绪上的症状，而且易受压力源的伤害。亨特（Hunter）的“认知模式”则假设：若加入认知因素则有助于了解和预测因子间的联结（如生活事件、更年期经验）。因此，建议妇女要反抗负面刻板印象，创造新生活的信念；在更年期前若能帮助妇女处理经前症候群或经痛问题，将有助其更正面地处理更年期。其模式如下：

雷斯尼克（Resnick）提出的“生涯与生命发展观点”则企图结合各学科而成为一个总括性（comprehensive）的模型，他认为“负面期望”是影响更年期调适的重要因素，造成负面期望的则是过去月经经验及心理社会调适因素。其模式如下：

研究方法的缺失

综观上述各研究，可发现一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抽样方面

1．样本来自临床或医院若非针对一般健康妇女，其症状出现程度可能会过度夸大，而与事实不符。

2．一般研究多以中上阶层妇女为对象，在有些研究的受访者中，职业妇女或专业人员的比例也比平均人口高，只有少数研究对象以中低或低社会经济人口为主。事实上难以用语言明确表达其身体不适的低社会经济者，及以家庭为生活主轴的纯家庭主妇，更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二）症状定义方面

1．一般研究喜欢采用“您在更年期间有那些症状？”的问法，如纽加顿（Neugarten）等人的研究；或是“在过去几年内……”的问法，如麦金利（McKinlay）等人的研究。第一种问法无异是让受访者自己决定何时为更年期，及哪些症状是和更年期有关；第二种问法则需要受访者回忆过去曾有过的情形，这就会有偏差，尤其是对心理症状的描述。所以，考弗特等建议询问受访者两周内的身体状况，应以更年期状态为自变项。

2．症状的问法有些是以数量统计表，有些是采用开放式问项，数量统计表的项目长短差异很大，如布拉特（Blatt）更年期指标只有11项，纽加顿（Neugarten）的数量统计表长达28项，然而仍然没有可以无被大家都接受的数量统计表。

3．自然停经与因手术停经者间并未分开讨论，事实上两者间在症状困扰方面有很大差异。

（三）更年期的定义方面

1．有些研究是让受访者自己判断其是否在更年期，然而受访者是否都有这样的能力？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访问月经状况，而以停经3个月到12个月为停经中期，之前为停经前期，之后为停经后期，即以研究者客观判断的方式来界定。若两种方法都采用，可兼顾主客观层面，并可检验受访者对自己更年期的认识程度。

2．在“停经”和“更年期”之间，由于在概念上和实务上都缺乏详细区分，使有些研究以年龄层分类，如纽加顿（Neugarten）等，有些以停经状态分类，如麦金利、格林尼、考弗特（McKinlay、Greene、Kaufert）等人。

（四）文化刻板印象对症状的影响

考弗特（Kaufert）等人认为问卷中若直接采用“更年期”的字眼，反映出的可能是文化对更年期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或许会影响对妇女症状的判断。所以，问卷中应避免采用“更年期”的字眼，且最好同时问月经与更年期的问题，并尽量表示出对妇女健康的关怀，其目的是希望妇女将注意力放在自我健康而非更年期上。

（五）研究内容方面

更年期研究多专注在对症状的探讨和量表的建立，在探讨态度上也常以客观量表为主，戴维斯（Davis）曾批评客观量表在跨文化研究中并不适用，唯有以主观探究方式才能使对方的内在心理与感受反映出来，了解文化如何影响态度。因此，除运用量表外，若能采用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如伯克温（Berkun）的研究，或许可反映出更有意义的内涵。

以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架构为例，可说明心理学对更年期妇女生活调适的诠释，关键在于认知。波利特和拉洛卡（Polit ＆ LaRocco）的研究结果也认为：更年期心身及心理症状与人格有显著相关。

此外，对更年期的态度方面，一般来说年轻的女性对“更年期”持负面态度，对更年期相关资讯的了解程度也较年老者、无工作者及低教育程度者高；而教育程度较低者及已过更年期者则较赞成采取“医疗模式”。但米伦坎普（Muhlenkamp）等人以vignette方式研究的结果则发现，妇女是否经历更年期与其态度无关。她认为从纽加顿（Neugarten）时代至今，对更年期的态度或许已有所改变，可能是受妇女运动的影响。

虽然心理学强调认知的重要性，但这些结果不应被错用，因为这并不表示妇女的人格或态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妇女们的抱怨也并非“全看她们怎么去想”（all in her head），而是希望借此能了解特殊妇女的经验，以期为她们提供适时的支持与帮助。

结语

由于更年期是最近才开始被重视的研究议题，也可由对文献的回顾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延也会对研究重点有所改变，而女性主义的出现更对此议题有全然不同的看法。而在综合上述对各研究文献的陈述与对研究方法的批判中，也肯定了更年期是目前台湾地区急需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涉及传统对妇女偏差看法的厘清，也呼吁重视“妇女健康”，因此，再次将研究的重要性详列如下：

一、“更年期”或者“停经”几乎是所有妇女都会经历的事件，而女性月经历程中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女性怎么去看自己。

二、更年期不仅仅是个“生理”事件，更是社会文化事件。因此，对它的研究应超越病理主题，而扩及对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

三、在西方国家一般的认知中，它是有困难、负面的；但女性主义及跨文化研究者却有不同的诠释，所以，实际状况可能不像刻板印象认为的那样。

四、过去对更年期的印象多半来自以男性为主的医界，有必要从女性角度重新诠释这个属于女性的议题。

五、“更年期”与其他中年期重要的生活事件和角色转变往往同时发生，如空巢期、丧夫、婚姻危机、祖父母角色的获得、丈夫提早退休等；所以更年期与生活转变间的关系有必要厘清。

六、“更年期”可视为中年过度到老年的转折点，许多妇女也视停经为步入老年的象征。所以，若更年期有较佳的调适，对未来适应老年生活或许会有助益。

七、虽然更年期常被视为步入老年的象征，但不表示女性社会角色将会受限制，它也可能是女性走向成熟和发挥潜能的大好机会。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