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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制度”一词现代含义的确立

王国维先生曾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对“新名词”与新思想的关系有过精辟的阐释：“近年文学上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即言语是一国民众思想的代表，外来观念的传入往往导致民众思想变更，而最终引起言语含义的变迁。而周祖谟先生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词义的变迁，“词在语言里应用久了，意义往往会发生变化。因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活不断地有改变，人对客观的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也不断地有发展，旧的概念形成为新的概念的时候，词义也就有了变化”。

王氏与周氏的看法恰好可以用来说明“制度”一词的现代变迁，即“制度”一词的新含义是外来观念与自身社会发展共同影响的结果。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人们需要更加通俗的词语来表示日常生产活动，该词原有的作为“制作”、“建造”等层面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抛弃。其二，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层，“制度”一词用来指代等级礼仪规范的含义逐渐被抛弃。其三，近代西方行政、宪政、司法、经济等表示具体某一领域的规则、法律，或某一种宏观规范体系的引进，使得旧有“制度”汇入了新内涵。“制度”一词用来指某种具体的规范，又用来表示某种政治、经济体系，现代“制度”的概念最终得以确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抉择。

一 近代以来“制度”一词旧有含义的继续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制度”概念的确立是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时开启的。而在这之前，在晚清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度”一词的旧有含义继续被使用。如《清史稿·洪秀全传》载：

 

是年，秀全大封诸王。初，秀全定都金陵，一切文武之制，悉由伪东王杨秀清手定。是时为秀全建国极盛时代，其宫室制度：第一，为龙凤殿，即朝堂也，主议政、议战诸大事。每有大事，鸣钟击鼓，会议，秀全即升座，张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贼将则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第二，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军政议事局，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当日伪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

 

此处从政治、宗教、军事角度来论述太平天国的宫室制度。龙凤殿为朝堂，是太平天国讨论政事的场所；说教台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礼仪场所；而军政议事局则是太平天国的中央军事机构。故此处的“制度”是指各种等级礼仪规范。又清人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志》载：“日本自开港通商以来，其所得者在力劝农工，广植桑茶，故输出之货骤增。其所失者在易服色，变国俗，举全国而步趋泰西，凡夫礼乐制度之大，居处饮食之细，无一不需之于人。”

另外，“制度”一词用做“建造”、“制作”的含义也经常被使用，如郭嵩焘《使西纪程》中载：

 

随偕刘副使、黎参赞至总督署见哲威里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每房可容百余人。家眷房二列，以处官及兵人之有家眷者。兵房后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兵房一。大炮十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置之墙端，皆有架。大千里镜一，具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炮台绝异。

二 现代法律、规则及体系——清末以来“制度”现代概念的最终确立

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借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洋务派“器物强国”的主张并未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开始转向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试图从中找到新的救亡图存之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连上奏稿，请求开“制度局”：

 

臣前请用日本例开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任之，皇上睹临，日共商榷。其有变法之折，并下制度局商议，拟旨施行，然后挈领振裘，目张纲举，新政可见，自强有效。臣所请开制度局者此也。虽然，以皇上之明，岂不知筹全局而全变哉，其有不能者，或势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就皇上所有之权，行方今可为之事，举本握要，则亦可一转移间而天下移风，振作人心矣。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为之，已迟不及事，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以救中国，天下幸甚。

 

康有为请求按照日本做法开“制度局”于内廷，通过“制度局”来商讨国家的政治与立法。至清末民初，随着清政府立宪活动的展开及民国政府的宪政实践，西方的各种司法、教育、政治等原则大量地传入中国，并逐渐为国人接受和采纳。“制度”一词与行政、司法、教育、审判、监狱、警察等外来词汇结合在一起使用，表示某种具体的法律、规则。如《清朝续文献通考》载：

 

查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分遣各使，周历外邦，最先整理行政及司法制度，其次整理地方行政制度，后八年乃设元老院及大审院，后十四年乃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而先开设地方议会，又以教育未能普及，即与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乃先改定普通教育制度，又先设裁判所构成法，设会计检查院。

 

1911年，《国风报》所刊文牍更是详细考察了各国司法制度的具体内容：“宣统二年十二月，臣部代奏呈递万国监狱会报告书……许世英呈称，所有考察司法制度报告书，兹经分类编拟，加具按语，皆就考察所得，悉心参酌，比较异同，要必取其足资我国采用者为之准，计分五类：曰法部制度，曰审判制度，曰监狱制度，曰感化院制度，曰司法警察制度，悉皆欧美各国讲求已久，规模宏阔，诚非报告所能详尽。”

从文明要素的角度来理解制度，也有将“制度”等同于“法”的看法。如章炳麟《訄书》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章氏将“法”作为“制度之大名”，“法家”等同于西方的“政治家”。

更多人倾向于从宏观上来理解制度的含义，将“制度”理解为一种体系。如1913年报纸上载《制度与民性》一文，论曰：

 

制度为一国文明要素之一，夫所谓文明要素者，若言语，若信仰，若美术，若文学等，无一不为民性之表征，而制度其尤著者也。昔吐克威尔谓一国进化之原因，当求之于制度，而鲁本氏非之，以为制度者进化之结果，非其原因也。各国有特殊之民性，发而为特殊之制度，于以成其特殊之文明。文明之肌髓，制度之精神，盖深蕴于其积千数百年相累而成之国民心理组织。

 

作者将“制度”作为文明的因素之一，认为它对一国的民性影响最为显著。该文指出，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习俗、精神，制度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制度与民性密切相关，制度应该与一个民族的民性相一致，中国不应当一味地引进欧美的政治制度，而忽视本国的民性。1925年的《国闻周报》中《不必多谈制度》一文直接将“制度”与“政制”交替使用，“制度”被用来特指“政治制度”。

此外，还有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制度”的，他们将“制度”比作人们所遵守的“途轨”或是“组织”。这在李璜和曹云祥的两篇同名文章中比较明显：

 

所以谈到现今的政治和社会等问题，必得要首先留意制度——一个大家共循，相成而不相背的途轨，——然后能论到人才。换句话说，是要先立定环境所需要，多数所要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然后拿人才去将就制度，不要用制度去将就人才。譬如建筑房屋，先就地方的形势和主人的要求，去研究图案，造就模型，然后将就模型去选择材料，有时材料虽大，大而无当，则须斗而小之，有时材料虽小，适得其用，则亦异常可贵。大木固可以作中梁栋柱，然而工程师不能将就大木之长不忍削弃，而便根本改变模型，使全屋与地势不相称，而有背主人之意也。

 

李璜将“制度”比作“途轨”，即路途、道路也。要求先立定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然后让人才去将就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将就人才。这里，“制度”是一种大家共同遵循的道路，即绝大多数人遵循的政治、社会规范。与之不同的是，曹云祥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制度”及其与人才的关系。

 

制度者即一种组织之解释，凡群众中有共同性之事，均有一种制度。煤油大王落氏曾云：“汝可夺余之钱财，但请勿破坏余之组织。”其意是组织能得保存，则事业可以无虑。由此可知组织是一切事业之基础，欲事业之成就久远，必先有健全之组织，巩固之基础。譬如蜘蛛结网，安居其中，而一丝牵动，便即察觉，初毋劳左顾右盼，事事躬亲，故事务之繁冗者，反得处之以闲逸，不必埋头几案，而责任之重要者，亦得处之泰然，不必焦头烂额矣。

 

曹云祥把“制度”比作“组织”，认为“共同之事”都有一种“制度”。组织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只有组织或制度的良好运行，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同样，良好的组织或制度下，领袖人物也就不必事必躬亲、焦头烂额。“制度”成了共同之组织和良性运行之体系。此“制度”与今人所理解的含义已经无多大差别。

而笔者认为对“制度”理解最具深度、最贴近当代意义的是苏兆骧在1921年所作的白话诗歌《制度与人生》，其内容如下：

 

竹篱上的扁豆藤儿，被几次风吹雨打地枯了，园丁挥着镰刀把伊割断了，更把伊零零碎碎地抱了去喂火炉口了。

残酷的镰刀七横八竖地砍着，无情的热焰烘烘烈烈地烧着，没有个人怜惜：伊也曾长着嫩绿的叶儿，开着淡紫的花儿，结着可爱的荚儿！

草地上几粒豆儿——是从伊荚里落下来的——看见佢们底母亲这样的一生，忿忿地说：“我们誓不再过像这般的生活！”

霜来了，佢们抗不得严厉的驱迫，只得躲在落叶的下面；雪来了，佢们推不得仁慈的拥护，被压在重重的被褥里。

佢们在那里觉得好闷，想伸出头来透一透气；“我们出去罢！”“好和暖的太阳，好温柔的微风，好爽快的细雨！”

和善的园丁早晚小心地看护着，佢们觉得什么都舒服；活泼泼地抽着嫩绿的藤儿，一个个爬上佢们母亲曾依恋过的竹篱。

 

在这首诗歌中，苏氏将人的一生比作扁豆，无论他愿不愿意都需接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霜的驱迫，雪的拥护，微风、细雨的滋润，园丁的呵护，风吹雨打，被镰刀残酷割断喂火炉。这些外在的环境即是“制度”，它在各方面规制和约束人的行为，无论人们主观是否接受，都必须受其制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人所理解的制度与当代有某些类似之处。无论“制度”一词是做“法令”、“习俗”还是“等级规定”使用，它都指某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或准则。因此，今人所使用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内涵的继承。但是，二者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别：其一，古人眼中的“制度”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从先秦时期的“法令”、“习俗”、“典章制度”到汉朝时期具体的“法令”、“礼仪”规范，再从汉朝时期宏大建筑物的“规模”、“建造”到宋元时期的细小器物的“制作及制作方法”。其二，古人所使用的“制度”包含了当今所不具备的内涵，“制度”不只是与政治、文化等活动相关，还直接涉及人类的生产活动。如在古典文献中作为“建造”、“制作”等含义的制度。其三，虽然古典文献中所出现的“制度”也有规则、规定等含义，但与今天相差较大。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忠孝等级观念深入国家的法律、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并使古人眼中的“制度”往往包含着礼仪等级的含义。而当下国人所使用的“制度”则是在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而逐步确立的。一方面，“制度”一词原有的作为“制作”、“建造”等“生活”层面的含义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保留下来的规则、法令等作为“规范”层面的含义在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总之，现代概念的“制度”对其古义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变更的一面，它是传统及外来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