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文化系统当中，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加以对照，用马克思主义来观照中国实际，或者站在中国实际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

在这个方面，梁启超是一个开创者，他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家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国外，进一步探索拯救中国的实践路径和理论资源，从20世纪初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上，多次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做过零星的与片段的介绍，从而使中国知识界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力主变法的梁启超，对进化论思想大加赞扬，认为进化论学说“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因此，他在看待西方新学的时候，大都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早在1898年，梁启超就在《论强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有所涉及。他推崇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劳力者反抗资本家强权的革命和妇女反抗男子强权的革命，是“不可避免之二事”；“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梁启超的这种论述显然是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主义，而不是站在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角度来看。

1902年，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简单的介绍。关于马克思的介绍，他说：“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谈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当然，梁启超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对马克思并不是赞同的，他认为“麦喀士赫胥黎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批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不能解决“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这个“世界第一大问题”。相比之下，颉德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著《人群进化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见，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是没有把握其思想本质和基本内容的。

1903年9月，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简单介绍到了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文中在介绍社会主义时说道：“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持执，其性质本绝相反也，而其实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为究竟。”在此，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同干涉主义画等号，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托拉斯画等号，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曲解。基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他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明确提出谁要谈论社会革命，谁就是中国的罪人。

1904年2月24日，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上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以及马克思、拉萨尔的观点，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都有所体现。文中讲道：

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

之后，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的说法，宋朝苏洵关于废井田制造成罪恶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人的这些论断，“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为此，他发出感叹：“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

可见，一方面，梁启超尝试把社会主义学说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提并论，显然，根本没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没有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文化的融合再生。虽然梁启超没有真正实现这个向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是有积极意义的。

梁启超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从实际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他在纽约就深深认识到，“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统计，得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的结论，因而提出，“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的感叹。当然，梁启超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均贫富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尽管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不乏褒扬之词，但梁启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多次访问他，向他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载道：

廿九日，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里逊氏来访。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见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著手云云。

但是，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则不以为然，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因而多次对社会主义者的劝说表示拒绝。他记述道，面对这些社会主义的劝说，“余谢以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期以异日而已”，等等。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指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把社会主义看作同基督教一样的迷信宗教，他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宜。”

针对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曲解，特别是他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的观点，当时就有人进行批评。1903年5月，《大陆报》编辑部发表《敬告中国之新民》一文，对梁启超的歪曲给予批判，文章明确指出，梁启超所说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实质，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文中对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的说法做了批判：

足下论学术，无端及于社会主义。谓许行之说与近世社会主义同。嘻！社会主义为前世纪以来最大问题，而为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岂有如许行之说者乎！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实事。虽今日尚不能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其所以不能行者，乃人类文明之程度尚未足。……足下大同、小康之说，不绝于口，而竟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

在此，作者一方面批判了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淆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综合起来看，尽管梁启超本人并不赞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是只言片语，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乃至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都是有功劳的。

一方面，传播者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被传播内容的扩散力。梁启超本人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非常之大，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介绍，客观上能够引起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后，也在苦苦寻找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他在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时候，没有特定的选择，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在这些思想中做出选择提供了早期的文献基础。青年毛泽东在借到一册《新民丛报》合订本后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信息。

另一方面，梁启超不只是单纯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而是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和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虽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虽然他用中国传统的井田制来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他不是照搬照抄外来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既有文化来理解外来文化，并试图用这种外来文化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探索，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尝试。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看待梁启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程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