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调查研究的一生。

1．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提基础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17年夏，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长沙、宁乡等五县，考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生活情况，初步认识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重要性。1918年夏初，他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月，了解社会情况并写成通讯在报刊发表。

青年时期形成的注重调查研究、重视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习惯，在革命实践中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成为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依据。建党初期，他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多次到矿区进行调查研究。1925年后，他开始领导农民运动，经常深入农村进行农民状况调查，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1925年，在韶山进行农村调查，深入了解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主佃关系。1927年初，他用了32天时间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状况，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用事实驳斥攻击农民运动的谬论，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阐明了建立农村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必须要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要顺利完成土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乡村中的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问题。阶级问题的关键是准确地划分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准确划分出地主、富农、贫农、雇农等不同阶级和阶层，分析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政治态度。土地分配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土地分配的方法问题，即按照什么标准和原则来分配土地，解决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即土地的所有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阶级成分是特殊而复杂的，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两大阶级鲜明对立的情况不同，同俄国的情况也不相同。为此，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对阶级划分、土地分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逐步确立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井冈山时期，他对农村的阶级、土地、农民情况等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27年11月，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进行调查，形成了《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5月上旬，在永新的秋溪乡、西乡的塘边进行调查，形成了《永新调查》。对于这些调查工作，毛泽东多次提及。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的序言中说道：“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1941年3月再次提及这两个调查研究报告，他说：“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掌握了井冈山的实际情况，为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探索土地分配的方式方法奠定了基础。1928年12月，他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在土地分配方法上，坚持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进行平均分配；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主张没收的土地归政府而不是农民所有，农民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在没收土地方面，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

离开井冈山后，他在兴国又做了兴国调查。在此基础上，1929年4月，他领导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使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划分清晰起来，斗争的对象更直接地指向地主阶级。1929年7月，他指导中共闽西“一大”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较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有了较大进步：区别了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把土地革命的目标集中于地主阶级；分配土地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补少”原则。1930年的“二七会议”制定了《二七土地法》，在土地分配对象上提出，暴动后立即没收土地分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是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提出，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才由苏维埃（政府）管理；在分配的方法上，按人口平均分配。

这一切都表明，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起，已经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制定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线、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基础。

2．具有典型意义和特别价值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寻乌调查很具有典型意义，对于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具有特别的价值。

第一，寻乌调查是规模最大、调查资料最详细、调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调查研究。具体说来，一是调查规模最大，调研报告最长。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调查之后不久，他在江西宁都的小布对调查资料做了分析整理，写出了《寻乌调查》报告，共8万余字，是他所有调查报告中最长的一个，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二是调查对象全面，具有典型性。直接参加调研的人员共11人，包括了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商人、农民、小地主，有城区人，有乡下人，有年轻人，有上年纪的人，既考虑到广泛的代表性，又考虑到他们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情况；以寻乌城作为调查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三是调查时间较长，形式多样，思考深入。在寻乌县的马蹄冈，毛泽东亲自主持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口问笔录；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业群众的生活思想状况，获得了生动、丰富、真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这次是静下心来的仔细调查而不是潦草从事，调查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第二，寻乌调查进一步弄清楚了富农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案，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寻乌调查之前，毛泽东已经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探索土地分配的方式方法，展开土地革命斗争。但是，此前的土地斗争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只注意土地数量上的按人平分、抽多补少，而对土地质量上的好坏、肥瘦搭配问题没有照顾到，这就严重影响了贫雇农的分田积极性。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做寻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他把富农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贫农同富农的斗争是乡村土地革命中极其重要的阶级斗争，广大贫农所提出的“平田”、“彻底废债”口号就是针对富农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支持广大贫雇农对富农的斗争，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贫农和富农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土地分配方面，特别是肥瘦不均的问题是富农同贫农斗争的焦点：

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由此，他提出，必须把“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对地主富农进行真正的斗争，达到土地革命的目的。对于这个认识，他后来说道：“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毛泽东提出的“抽肥补瘦”方案，在1930年6月的南阳联席会议上得到了初步的落实，之后不断加以完善，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的正确原则：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

第三，寻乌调查进一步弄清楚了城市商业状况，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寻乌调查前，毛泽东已经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但是这个理论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尤其是要对这条道路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乡村和城市问题加以深入分析。当时，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主要在乡村转战，对乡村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对城市情况则缺乏足够的了解。为此，他急迫地要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对城市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在《寻乌调查》中就谈到自己“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还谈到自己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正因为这样，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了解城市问题。8万字的《寻乌调查》文本中，关于寻乌商业的内容就多达3万字，其中关于寻乌城的内容有2.7万多字，对城市的行业状况、人口构成、阶级状况、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等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他对寻乌城内生产生活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无所不至，涉及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等20多个行业，从中剖析了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毛泽东对城市的分析紧紧围绕着各阶级的地位和态度来展开，通过对寻乌城中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织发展的调查分析，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城市的阶级关系是相当复杂、相当具体，甚至是非常模糊的，对城市人口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必须做具体的分析，绝不能照搬照抄经典作家书本上的描述，也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情况。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同深化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结合起来，仔细解剖了寻乌城这个“农业手工业城市”的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从中分析出不同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把握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为制定正确的城市阶级斗争策略、正确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实现农村土地革命与城市阶级斗争有机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料支撑和实践基础。

第四，寻乌调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性文献，这个文献就是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创作的，二者相互影响，互为支撑。首先，寻乌调查为毛泽东集中整理思想和系统表达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和时机。此前，毛泽东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做过深入思考，但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并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很难静下心来进行系统整理。寻乌调查期间，环境相对和平安定，他能够冷静下来把多年来的理论思考凝练成系统的理论文章，这就是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反对本本主义》。其次，寻乌调查不仅验证和深化了毛泽东此前的思想认识，而且推动了他根据调查资料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形成新的理论观点。调查研究验证了此前的诸多观点，如中国革命的具体性、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农村不同阶级阶层的划分及其政治态度等，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寻乌调查又促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如关于城市问题、富农问题、商业问题、土地分配中的抽肥补瘦方法等，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思考。由此，他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就更加丰富、全面和深刻。再次，寻乌调查同《反对本本主义》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寻乌调查同《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是同一时间进行的，寻乌调查是在初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调查研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前的最后一个调查研究。寻乌调查从《反对本本主义》中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贯彻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始形态。《反对本本主义》从寻乌调查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和实践依据，从而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说服力，寻乌调查的许多论断直接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当中，《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的很多表述非常相近，很多论断基本相同，《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更具有理论抽象性，《寻乌调查》的论述则更具有现实具体性。

3．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

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把调查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当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首次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把调查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科学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支撑。

第一，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理论指导，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从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把握事实，对调查所得的材料必须进行认真检证、辨别真伪，力求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形式主义的片面和表面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在井冈山时期的多次调查研究中，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思想路线，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土地问题、商业问题、富农问题不了解，抱着弄清问题、追求真理的态度甘当小学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

第二，调查研究必须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从一个地方的分析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在典型性调查方面，他提出，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也就是抓住典型深入剖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特殊性分析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例如，在寻乌调查中，他先是马上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情况，这部分内容在调查报告中只有400字的内容；再深入一步下马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历史、地理、交通等概况，这部分内容在调研报告中有1300字的内容；之后进行更加深入的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重点了解与土地革命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土地关系、阶级关系、土地分配的具体情况。

第三，调查研究必须是有的放矢的而不是盲目的，必须注重在调查中提出和解决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对策，致力于对调查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在当时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始终围绕着当时实际工作的中心即土地革命斗争来进行，着重调查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乡村和城市的阶级关系、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土地分配的方法，以及城市问题、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力图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考。例如，在调查寻乌的区划、交通情况时，他不限于一般性的客观描述，而是着眼于实践斗争主题来考察，分析了土地革命的影响；寻乌调查一开始他就明确自己要认真研究城市问题，为制定城市工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提供基础，要深入研究富农与贫农斗争这个土地斗争的核心问题，在调查中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寻乌调查》报告的第五部分，用了9000字的篇幅来分析土地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调查中形成的许多观点都吸收到《反对本本主义》当中；调查之后，他在小布做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形成了理论性认识。

第四，在调查研究中要树立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怀着满腔热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实践学习。在寻乌调查中，他就“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正做到了眼睛向下，不耻下问，抱着寻求真理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解决自己过去不熟悉的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

第五，调查研究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采取多种多样切实有效的方法，做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调查。他曾经讲过，“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研究时，事先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调查项目，在调查会上亲自“做主席和记录”，掌握调查进程，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弄清要分析解决的问题。调查研究必须掌握科学的调研方法，否则“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专门辟出一章来论述调查研究的技术和方法，列举了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选好调查对象、确定好调查人数、定好调查纲目、亲自出马、深入调查、亲自做记录等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在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这些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丰富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