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言辞结构”——基于《元史学》的历史诗学分析

陈栋

【内容提要】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诗学理论，他主张每部历史作品均具备普遍的诗性特征，并且包含决定特定历史思想范式的先验诗性结构。怀特运用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系列文本中亦存在一种独特的深层“言辞结构”，即体现为马克思不仅采用两种主导性的比喻方式对历史进行隐性的诗性预构，而且分别运用特殊的情节化、形式论证式、意识形态蕴涵式的解释策略对历史进行显性的诗学分析。在笔者看来，以上“言辞结构”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文本事实，《元史学》中就唯物史观所展开的历史诗学分析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阐释、历史想象与历史叙述等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

【关键词】《元史学》 历史诗学 唯物史观 “言辞结构”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简称“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简称《元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诗学”理论，即“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与思辨历史哲学探讨历史本身的运动规律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反思历史认识、研究均不同,“历史诗学”主要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及其结构，它关注的重点是文本的形成”，强调语言诗性因素在历史叙述与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怀特认为任何历史作品及其思想中都先验地包含一种体现史家建构、想象与创造的深层结构，而且这种结构具有诗性的或文学修辞性的特征。在此意义上，怀特“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verbal structure）”。

在怀特看来，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尤其是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文本中同样存在一种特殊的“言辞结构”。为求揭示出以上“言辞结构”即“说明马克思关于一般历史结构和过程的思想的主要风格”，怀特在《元史学》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的形式主义方法，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等重要文本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宣称确证了马克思历史作品中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学界对以上分析的客观有效性尚存在争议。为实现对其真实面貌的系统把握与同情理解，本文将基于怀特本人的历史诗学理论框架，就他在《元史学》中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诗性分析进行全面的梳理与阐释，并对其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做出整体反思。

一 马克思在历史隐层的诗性预构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构筑起一套分析历史著作深层诗性结构的基本形式框架，包括隐层的诗性预构与显性的历史解释。参与诗性预构的特殊比喻类型（历史文本的隐性层面）与特定历史解释策略组合而成的“历史编纂风格”（历史文本的显性层面）便是历史想象的深层“言辞结构”。

如表所示，怀特将语言学中的比喻理论运用到分析历史解释与叙述中，他认为“在历史作品隐性的、未经批判而认可的更深层”，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运用所选择的主导性比喻为历史编序，对历史领域进行“诗性预构”。他们在历史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选择何种历史材料、如何组织情节顺序、如何论证事件关系、如何解释与评价历史事实即采取何种特定的历史解释策略与风格进行说明，都取决于隐性历史意识的先验“诗性预构”。怀特“用四种诗性语言的比喻名称来称呼这些预构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换言之，怀特以四种语言学比喻规则来类比四种先验的历史意识模式，“为我们在历史想像的演进的特定时期内，提供了一个对其深层结构的形式进行分类的基础”。

在语言学比喻理论中，“隐喻本质上是表现的，转喻是还原的，提喻是合成的，而反讽则是否定的”。“隐喻支持用对象与对象的关系来预构经验世界；转喻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而提喻用对象与总体的关系。每一种比喻也促成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规则的形成。这些语言规则则可称为同一性语言（隐喻），外在性语言（转喻）和内存性语言（提喻）。”而“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它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运用隐喻。反讽基本的修辞方式是用词不当（从字面说是‘误用’）”。

由于历史写作与叙事依赖于语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致地来理解隐喻的四种类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中的实际体现：隐喻所建立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类比关系。我们在历史著作中常常看到，以植物的生长、繁茂和衰败来类比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兴衰起落，或者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象来表述个体或民族经历危机而重新焕发活力的历程。转喻其特征是把整体还原为部分，如将对殖民主义的个别抵抗行为视作给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赋予了意义，视作某种普遍现象的代表；又如以伏尔泰一生言行作为启蒙运动的人格化身。提喻与转喻相反，其运作方向不是从部分到整体，而是从整体到部分。由‘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或‘一切历史都是贵族的灵床’（帕雷托）这样对全部历史的意义做出判断的命题出发，一切个别事件或事件组合都由此得到理解并获得其意义。反讽对于某种关于历史的判断采取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展示出与之相反的意涵”。

根据比喻理论基础上的诗性预构学说，怀特在《元史学》第八章的“导言”“马克思历史思想之精髓”“基本的分析模型”“历史存在的‘语法’”部分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历史思想中的诗性预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众多文本中是如何展现的。

怀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作为将历史以独特风格哲学化的代表，他的思想表现出对一套比喻性结构的持久追求，这种结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到《资本论》（1867），一直赋予其思想独有的特征”。这种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的普遍“比喻性”结构体现为“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无论他分析的东西在社会演化中处于哪个阶段，是哪种价值形式，或者社会主义本身的形式，他都倾向于将研究的现象分为四种范畴或类型，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比喻”。那么，这四种作为诗性预构的历史思想范式如何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得以具体呈现呢？

怀特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转喻”与“提喻”两种预构类型。正如他所言：“马克思关于历史、关于它的结构与过程的思想的精髓，与其说在于他试图结合黑格尔、费尔巴哈、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有益的东西，不如说在于他努力在一种关于历史世界的可以理解的想像中，将转喻和提喻的比喻策略加以综合。”强调部分的“转喻”规则与重视整体的“提喻”规则如何在马克思文本语境中并存呢？怀特继续指出，“马克思思想的变动有一个范围，一端是转喻式地理解人类在其社会状态中的分裂处境，另一端是提喻式地暗示他在整体历史过程的终点发现的统一”。

一方面，“马克思以转喻模式来理解历史领域。他构想的范畴是分裂、区分和异化”。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代表着一种完美的提喻，即部分融合为整体，该整体本质上优于构成它的任何实体”。这种整体即是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不过是以一种完美的提喻式整合模式来设想的社会秩序”。因此怀特认为“转喻”与“提喻”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共时性的结构，而是具有历时性的特征。“转喻”规则最终将让位于“提喻”规则，后者作为结局而出现，即体现为“人与自然相调和的形式——那个自然被祛除了它那神奇而令人恐惧的力量，而服从于技术规则——并转向创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其目的是创造出自由的个体——他们之所以自由，乃是因为他们不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别人斗争，而只是与自己斗争”。简言之，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实践的分裂异化状态将趋向统一整体的境界。怀特认为，“转喻”与“提喻”并存的诗性预构模式，必然决定马克思将社会历史的规律理解与表述为既统一又分裂、既解放又压迫、既奴役又自由的双重机制。

除“转喻”与“提喻”外，怀特还分别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的现实前提及其运动理论（人的意识经历了隐喻—转喻—提喻的三阶段发展历程）、《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商品价值四种表现形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反讽）的详尽分析中阐述了“隐喻”与“反讽”两种预构类型以及四种预构类型之间的依次转化过程。

总而言之，怀特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及其思想的剖析，从中梳理总结出对应于四种比喻规则的四种普遍历史思想模式即诗性预构类型，这被怀特称为马克思分析“历史存在”的“语法”。

二 马克思对历史的显性解释策略

怀特认为，“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的诗性预构是其历史文本隐性的解释结构，那么由此决定的三种历史解释策略及其组合而成的历史编纂风格便相当于马克思历史文本显性的表现结构，而隐性结构与显性结构共同完整地构成马克思独特的历史想象的深层言辞结构。

（一）悲喜交织的情节化解释

怀特在“历史诗学”的“导论”部分系统阐述了“情节化解释”策略，他认为“情节化是一种将构成故事的事件序列展现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辨识被讲述的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情节化就这样构成为进行历史解释的一种方式。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是在按悲剧的方式来解释故事；倘若他赋予故事的是一种喜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是在按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故事了”。

“喜剧”与“悲剧”体现在历史解释中的差别在于“喜剧末尾出现的妥协正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妥协。作为世界中看似不可改变的对立要素之间的冲突的结果，社会环境表现得更纯洁，更明智，也更健康。而且，从更长远来看，对立要素都显示出能够相互和谐共处，并使自身和他者合为一体。悲剧末尾的各种妥协则要郁闷得多。他们更多地带有人类在世界中要顺从其环境的特征”。

怀特在《元史学》第八章“历史的‘语义学’”部分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对待历史的情节化解释策略，以《共产党宣言》这一文本尤其是第一部分中所阐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对立、转化和扬弃的过程趋势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怀特认为马克思实际运用隐喻的手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理解表述为一幕幕阶级斗争以不同表现形式继次上演的戏剧，根据阶级对立的简单化历史趋向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设定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两大主角，进而怀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情节化解释呈现出资产阶级的悲剧与无产阶级的喜剧（四个阶段：痛苦—冲突—分裂—突转）交织并行并且最终以人类历史的宏大喜剧谢幕的特点。“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作一部悲剧情节化时，无产阶级的历史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及将人类转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悲剧。怀特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按如下情节进行叙述与书写：第一，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长期发展变革的产物（中世纪的农奴—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的中间等级—现代大工业中百万富翁与产业军统领），它在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宗法关系和不断创造出超越往昔的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含有在自身之内自己消解和自动转变的种子”。第二，资产阶级由于追逐利益的利己主义打算导致信仰与道德的堕落，将人的尊严贬低为交换价值并对其进行公开无耻的剥削。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爆发出来且难以克服。资产阶级在“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驱动下，不断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甚至造成生产过剩的荒唐“瘟疫”，产生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面对困境，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努力开辟新的市场并彻底利用旧的市场，但只能迎接与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第四，最具讽刺意味的悲剧情节在于资产阶级及其生产体系亲手催生与锻造出消灭自身的物质武器和革命主体——现代无产阶级。

其次是无产阶级的喜剧。在怀特对《共产党宣言》的分析中，无产阶级的喜剧是与资产阶级的悲剧相伴而生、相互交织且逐渐成为主线的另一条重要情节线索，“这部喜剧按四幕剧方式编排情节，它对应的是古典戏剧的四个阶段，即依次是痛苦（pathos）、冲突（agon）、分裂（sparagmos）、突转（anagnorisis）”。在第一阶段，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生，其来源与构成十分广泛多样，最初在完全分散的状态下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只存在个别的工人同个别资产者的零散斗争，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敌人是资产阶级而相反与自己敌人的敌人即君主专制的残余势力做斗争。“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只是一种情感（痛苦）。无产阶级纯粹是自发地存在，而不是自为地存在，更没有存在于其他人的意识中。”在第二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的出现，无产阶级在不断加重的剥削与异化下被还原为纯粹的商品地位，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由于人数与集体的扩大，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要反对资产阶级。“它自为地存在，栖息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无产阶级主动形成工联等同盟组织，积极展开与剥削者的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越发团结从而进一步建立政党即“在政治领域中有组织的斗争集团”。这是一个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冲突阶段。在第三阶段，紧随而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分裂与崩溃。虽然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从而建立政党，但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和对阶级利益的背叛等原因而不断遭到破坏。但这一阶段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将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意识到自身潜在的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的联合，工人运动将不断地重新产生与再度崛起。在第四阶段也就是突转阶段，资产阶级自身中所发生的分裂成为重要契机。早在资产阶级与传统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时，便向无产阶级呼吁联合与帮助，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政治教育。而这一阶段那些在资产阶级竞争秩序中成为牺牲品的贵族分子和沦落到无产阶级境地的资产阶级成员，加之一部分主动脱离统治阶级队伍、从理论上认识到整个未来历史运动趋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些人转而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己任，并且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在以上转机的促使下，无产阶级逐渐发生转变，意识到自身是无阶级、超阶级、一切阶级、世界主义、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没有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必须摧毁全部现有的维护私有财产的占有方式，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意识到自身的处境、本质与使命，“无产阶级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它不仅是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也是同时既自在又自为的阶级，因而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那个解决‘历史之谜’的阶级”，因而将迎来喜剧的结局。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没落促使无产阶级上升，并且在世界历史中意识到它独特的喜剧式命运。也就是说，由于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旁观者，整个历史过程才能够被赋予一种喜剧的结局作为其注定的目的”。

分析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的情节化处理后，怀特强调，“很明显，无产阶级的这种四重运动是一种历史性描述，它并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实际经历的四个阶段，而是马克思认为的，如果他想像为一切历史发展终点的这种社会将成为现实的话，无产阶级就必然要经历的四个阶段”。

最后，怀特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喜剧结局具有拯救与解放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在历史的戏剧中，正如马克思实际上认为的那样，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剧幕占主导地位：先是奴隶主与奴隶，接着是贵族与农奴，随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被赋予这样一种作用和本质，就好像让他成了整个戏剧中的真正的主角，这样的话，整个的历史过程自开始以来就倾向于此。无产阶级如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很明显，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就是整个的人性，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同部分的人性以其各式各样的化身努力（而没有成功地）追求的。”由此可见，这种喜剧不仅是关涉无产阶级自身的喜剧，而且是消除一切主奴关系结构模式的整个社会历史的喜剧，标志着“史前历史”的终结与“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

总而言之，怀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采取了一种悲喜交织且以喜剧收场的情节化解释策略，即他所谓历史的“语义学”。

（二）双重机制的形式论证式

在怀特看来，历史解释的第二种策略是“形式论证式解释”。“论证是要通过援引某些人认作历史解释的规律性的东西，来表明故事中究竟发生的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历史学家要通过建构起某种规则——演绎性的论证，来对故事中的事件（或者是他通过某种模式的情节化而赋予事件的形式）做出说明。严格缜密者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立场，暧昧俗常者如‘有兴盛就有衰落’这样的老生常谈，都可以作为论证所要援引的规则。论证模式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以何种方式来看待历史的。形式论的论证是要通过辨识出历史领域内某一对象的独特性，来达到对于对象的说明。有机论论证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将单个实体视作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的部分，而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在性质上也与之相异。机械论则认为历史领域内的对象都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之中，表明了支配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规律的具体运作，研究对象就得到了说明。情境论的论证模式则强调，将事件置于它所发生的‘情境’之中，通过揭示它们与在同一情境之下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具体关系，我们就可以对该事件（或事件序列）何以如此发生得到解释。”

怀特认为，在马克思对历史领域进行诗性预构与情节化解释之后，还亟待为历史事件序列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提供“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因此，怀特在《元史学》第八章“历史过程的‘句法’”部分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主义经典表述中体现出的“形式论证式解释”策略，他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模型的分析认为马克思采取了“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双重论证模式。怀特称以上形式论证式解释为“历史过程的‘句法’”，它“支配着经济基础和它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系统内，核心的句法原则赋予整个历史过程‘意义’和‘重要性’”。

一方面，在怀特的理解中，马克思认为“一旦经济基础（包括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有所变化，上层建筑（社会和文化制度）中的组成部分也将随之变化，但是反向关联却不存在（如意识的变化不会影响经济基础的变化）”。“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因果性作用都是通过直接途径从经济基础深入上层建筑，而不是通过辩证的途径。”质言之，“尽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反之则不然。也就是说，在历史存在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不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严格说来它还是机械的，它根本不存在辩证可言。”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强调马克思所谓“决定”并非指经济基础决定了“个体精神过程的确定内容”，而是决定了“公开认可的人类意识形式”。简言之，在怀特看来，马克思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时使用的是一种服从“机械性”因果律的论证策略。

不仅如此，怀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基础自身的变化发展时也采取了“机械的”论证解释。根据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在经济基础之上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生产方式与自然界辩证地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相反，生产方式上的变化都是由精确的机械律引发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严格说来是机械式的，渐近式的，而不是辩证式的。”

另一方面，怀特认为马克思的论证中仍然存在“辩证性”或“有机论”的因素。他指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产生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辩证’可言。并且，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运用的手段也无任何‘辩证’可言。具有‘辩证’性质之处在于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演化，这些‘形式’是意识尾随经济基础中的转变造成的社会问题得以解决之后构成的”。简言之，怀特认为马克思唯一辩证之处在于运用“辩证”方法来分析上层建筑形式的演化进程本身。“马克思用‘辩证’方法来分析呈现在历史中的社会和文化存在之形式的真正内容”,“辩证”的东西“正是由公认的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式的转换模式。在人类意识和意识形态中适应由经济基础中的变化导致的转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怀特在此所用的概念是“辩证的”论证模式，其实与“有机论”模式是同义语，都意指一种具有“关系性”“动态性”从而是“整合性”的形式论证模式。

总之，怀特断言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存在“机械论”与“有机论”的双重论证机制，共同构成“历史过程的‘句法’”，不过其中前者是核心的“句法”原则，后者则具有从属地位。在怀特看来，由于双重论证策略的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一方面带有宿命论与决定论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喜剧趋势。正是在此意义上，怀特在第八章“结论”部分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历史学家通常指责马克思是粗俗的还原论者，这实在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相反，尽管马克思的历史观受到一种在宏观方面是可以辨别的整合倾向的想象的支配，但他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还原论者。”

（三）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

怀特强调，“正如伴随着每一种意识形态的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及其过程的观念，因而，我认为，每一种历史观也伴随着特殊而确定的意识形态蕴涵”。“意识形态蕴涵是情节化和论证之外历史叙事概念化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反映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研究过去对于理解现在而言具有何种意义这样一些问题上的立场。而所有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号称自身具有‘科学’或‘现实性’的权威。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蕴涵来进行历史著述。意识形态的立场关系到人们对于当前社会实践的现状如何评判，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是（急剧地或渐进地）改变它还是维持现状——等问题上的观点。”

怀特主张，马克思历史思想也具备特定的意识形态蕴涵。在分析完马克思的诗性预构类型、情节化解释策略以及形式论证式解释策略之后，怀特在《元史学》第八章的“结论”部分指出，“正是在他的历史‘解释’中，马克思在一种机械论的和有机论的论证模式之间变动，因而，在他的历史‘表现’中，他又在关于历史基本形式的一种悲剧式概念和一种喜剧式概念之间变动。这种双重运动把激进主义历史学家与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它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与兰克区分开来）”。简言之，怀特认为在历史“表现”（悲剧与喜剧）与历史“解释”或更准确地说历史“演绎”（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双重运动之下，马克思将必然“亲和性”地倾向于一种左翼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

马克思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蕴涵究竟意味着什么？怀特认为，这必须在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蕴涵的比较分析中才得以彰显。

就社会变革的问题而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都承认变革不可避免，但在变革的可能性与最佳程度上持有不同意见。保守主义者始终对渐进的社会变革运动持谨慎的怀疑态度，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存在一种自我变革的机械调节机制，二者均反对结构性的根本变革。“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同，他们确信结构变革的必要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要求“废弃‘社会’，代之以一种‘共同体’，它是通过个体共有的对共同‘人性’的意识而彼此团结在一起形成的”。而激进主义并非放弃“社会”的组织形式，而是主张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

关于社会变革的节奏步伐，“保守主义者坚持一种‘自然的’节奏。自由主义者赞成所谓的‘社会’节奏，这是一种议会辩论的节奏，或教育过程和遵守既有法律的党派之间竞选的节奏。与之相比，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想像一种大变革的可能，不过，前者倾向于更多地了解影响这种变革所必需的力量，对所继承制度的惯性更为敏感，并因而更多地参与确定影响这种变革的途径”。

至于乌托邦理想在时间上的定位即乌托邦何时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乌托邦即是当前社会制度结构不断演进的过程本身，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设想一种在遥远未来才得以实现的乌托邦并由此反对激进变革与暴力手段，无政府主义者则倾向于复归远古自然人的理想纯洁状态。与以上观点均不同，激进主义者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因而促使他们用心准备革命方式，以便使乌托邦社会现在就到来”。

怀特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指出，马克思作为激进主义的代表，必然反对延缓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覆灭，相反他主张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直至整个历史过程的终结。“在怀特看来，激进主义的立场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预言式论证的总倾向。因为《资本论》表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必然会增长，根本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所以，资本主义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改进。”

最后，怀特还认为马克思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他对历史演进过程与历史知识性质的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历史记述中，倾向于运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移情技巧，而保守主义者则倾向于将他在历史领域内对客体的诸种直觉，整合成一种关于总体历史过程并能得到充分理解的有机论记述。”简言之，他们眼中的历史仍是粗糙神秘的感性印象。与之相反，“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地’和‘科学地’研究历史具有的可能性，但他们对于一种理性的和科学的历史学应该包含些什么存在着不一致的观念。前者寻求历史结构与历史过程的规律，后者则寻求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主流”。那么，“马克思试图做的是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和一种表现策略，它们将允许他以一种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语态来写作历史。主动语态是激进主义的语态。但是马克思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左派的激进主义。他通过主张历史较之自然本身并不更是一种神秘之物，主张历史研究将得出规律，人们既能通过它理解历史的意义，亦能理解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

在怀特看来，根据历史诗学多元性的历史解释原则，马克思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并不优于其他类型。因为怀特宣称，“不同意识形态在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知识概念之间做出决断时，所依赖的基础不会在意识形态以外。因此，既然这些概念源于伦理方面的考虑，那么，用来判断认知是否充分的那种特定认识论立场的假设本身代表的只是另一种伦理选择。我不会宣称某种为一种既有意识形态所支持的历史知识概念比其他的历史知识概念更‘现实’，因为恰恰是在什么构成‘现实’之适当标准的问题上他们存在分歧。在没有对确定的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理应如何进行判断之前，我同样不会认为一种历史知识概念要比另一种更‘科学’”。

三 对怀特元唯物史观分析的评价

怀特基于历史诗学理论，对马克思的历史文本及其唯物史观思想进行了独特的元史学阐释，堪称“元唯物史观”式的分析。以上分析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力图确证马克思的历史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然而，马克思的历史文本中究竟有无一种诗性的深层言辞结构？与言辞结构相关联的唯物史观是否可能？怀特分析的言辞结构是否具有符合马克思的文本原相的客观性？以上分析对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研究具有何种意义？这里将在前文梳理阐释的基础上，围绕以上问题，就怀特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诗性分析进行评价与反思。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怀特所揭示出的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言辞结构与编纂风格：在其隐性层面，马克思通过对“转喻”与“提喻”两种模式将历史领域诗性地预构为一种自分裂趋向融合的运动过程，历史朝着各种冲突异化实现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美好目标前进。在其显性层面，马克思基于“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伦理的维度），通过“机械论”与“有机论”等形式化论证（认知的维度），书写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大型社会历史戏剧的生动情节（审美的维度）。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主人公，资产阶级的悲剧与无产阶级的喜剧相互交织并演化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宏大喜剧。以上便是怀特分析马克思历史文本及其思想的整体框架与基本思路，其无疑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特征，这是由他贯彻始终的分析方法与研究目的所决定的，而“元史学”的题中之义恰在于此。在我看来，怀特在《元史学》中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诗性分析不仅具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其合理性体现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一种诗性的言辞结构。有学者指出，“诚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一个按照时代顺序而展开的历史叙述，不是从古代到现代，而是从现代如何过渡到未来，明显加进了马克思的主观目的，包含了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历史不可能脱离认识主体与叙述主体而存在。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不是当下的社会状况，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始终离不开诗性预构。就诗性预构为马克思提供精神动力而言，它是积极的”。而且，马克思的历史想象结构之所以是诗性的，在于历史思考与写作的内容与形式均无法完全脱离经验性的语言素材，因此也必然受到文学性或修辞性因素的影响。

怀特的分析切实地表明，“言辞结构”是历史作品中的先验范式，一旦马克思言说与书写社会历史，便不可避免地触及历史意义的预构、历史情节的安排、历史事实间关系的论证以及意识形态立场对历史观点的影响等层次维度，换言之便进入某种特定的言辞结构之中。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自觉地意识到叙述方法的重要性。正如他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尽管马克思在此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区别于叙述方法，然而至少表明马克思本人关注到思想叙述本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自觉地采取某种适合于表述思想的叙述方法。类似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也必然面临以何种方式表述与传达历史思想的问题，而这不仅取决于马克思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洞见，还受到诗性“言辞结构”的重要影响。

诚然，马克思的历史文本及其思想中的确存在诗性的“言辞结构”，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为何是这种而非另一种风格的“言辞结构”？怀特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本人比较熟悉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前文分析表明，马克思独特的“言辞结构”是怀特从马克思重要历史文本的思想内容中提炼与总结出来的。在笔者看来，怀特所总结的“言辞结构”尽管使用的是比较生僻晦涩的术语，在个别细节上也存在套用历史诗学理论框架的牵强附会痕迹，但基本上符合马克思的文本事实与主要思路，并非怀特本人纯粹主观的构想臆测。至于以上“言辞结构”是否可以作为超历史的范式从而推广到马克思谈论历史的一切文本思想之中，我们则必须在更多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做出谨慎判断。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轨迹，因此应当进一步地结合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分析，避免同质性的引用研究。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通过构建一套历史文本分析的新型范畴与框架，成功揭示出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张扬了对历史叙事与写作的自觉反思意识，引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领域的语言学、叙事学或修辞学转向。这一理论促使史家阅读、写作与研究历史文本时深入反思“表述什么”和“如何表述”等问题，一改史学领域朴素经验主义、真理反映论与唯科学主义占上风的局面，从而推动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研究都进入更深层次。受此启发，曾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20世纪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诸如此类的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领域，从而大大超越了19世纪的思维；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当代‘历史阐释学’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其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本属于马克思历史哲学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毋庸讳言，《元史学》中就马克思历史文本所展开的历史诗学分析就是一次具有良好示范性的创新尝试，这无疑拓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域，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阐释、历史想象与历史叙述等主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国内学界主要关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内容层面的阐发，而怀特的分析则堪称另辟蹊径，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写作形式、结构、风格的理解与反思。总而言之，怀特开辟的研究路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但对怀特以历史诗学理论模型分析马克思文本这一路数的制约与界域仍有待明确。由于怀特理论体系向来以多元跨界的特点著称，以上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跨学科的浓厚色彩。这就需要国内研究者少做空泛谈论与外在批判，应虚心消化与借鉴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及批判理论等学科领域内的有益理论成果，努力开辟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