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读着陶文鹏老师的《陶文鹏说宋诗》，很自然地联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一是文风之妙，就如白傅所形容的琵琶之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其中分明传出一种奇响来。像这样的有响亮的文章，别说在赏析文字中已经久未遇见；就是今人所写的纯文学散文中，又有几篇能响？古人论诗，常以响哑判高下。其实任何文字，都可以响哑论。但文艺批评的文章，能够将它写响的，今人中陶公之外，实不多见。二是评赏诗艺之妙，与白傅之演绎琵琶乐之妙，可谓异曲同工。在这样的京华盛暑之中，欣赏着这书中的一篇篇妙文，仿佛听到浔阳江头的一片琵琶声。这在我的阅读经历中，还是一种未曾有过的体验。
此书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每一篇文字，都对作品的艺术境界和造境方式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以感性的体味与理性的分析再现了作品的美。作者像一位对景物作过无数次反复阅读、并且充满感情的导游，将读者带入作品的艺术境界中。这个时候，读者应该抱着完全信任、耐心的态度来倾听作者的讲述，就会更好地领略其抽丝剥茧般的鉴赏艺术。如王禹偁《村行》是一首名作，不少选本都有讲析。作者从情景关系的细致辨析出发，认为此诗“运用情景互映的造境方法：首联与尾联都是情景双绘，情中有景，或景中有情；中间两联全是写景，情融化于景中”。此后即循着这一指引，将诗中各联的造境方式都作了精到的分析。最后总结其造境特点说：“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村行》这首七律诗尽管中间两联都是写景，但所写景物和景中情思以及表现方法都有变化：颔联写山，侧重写声音与意态，山峰给予读者一种静穆、凝重之美，情思深沉，略显凄寂。而颈联写山村草木，却从色彩着笔，兼写香味，画面意境明丽开阔，诗人的游兴洋溢于字里行间，达到了极致。棠梨叶落与荞麦花开，又体现出物候的转化、自然的法则、万类有节奏的生命运动。此外，颔联富于深山静趣，颈联饶有乡野气息；颔联用白描、夸张和拟人化，颈联用色彩映照和比喻。”这是一种精读细品的艺术，所需要的是作者充满灵性的诗心。这也可以说是作者运用鉴赏的方法，对诗中的作品的意境，一一进行重新创造。从全书的倾向来看，作者尤其醉心于宋诗中具有壮美风格的作品，每当谈论这类作品时，我们会看到一种笔飞墨舞的景致。如其对苏轼《有美堂暴雨》一诗的赏析，称其首联起笔“如大海之起澜涛，似泰山之腾云气，尤以飞动的气势见长”。分析次联云：“这天外黑风把浩茫大海吹得涛翻浪涌，像人一样直立起来。这一句诗的意象、气势、境界何等雄奇壮伟！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这些文字，都可视为一种艺术上的再创造，本身就是散文诗的语言。但作者并非脱离作品，作漫无边际的发挥与再想象，而是紧扣作品内容，以艺术分析的方法再造一种艺术境界。中国古代的诗论，其主体部分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展开的，有不少文论妙品，最典型的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本身就是艺术品。本书也是这样，其中的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或者是散文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继承古代批评传统，值得今人学习。
自然，在这个具有典范性的鉴赏集中，作者在充分发挥诗意想象、再现甚至再造艺术境界的同时，更重视揭示诗歌艺术的某些法则。在各种艺术法则中，作者最重视的是诗人想象力与构思的新奇对于诗歌艺术的决定性作用。书中许多作品的分析，就展示了作者的这一艺术思想。如对苏轼的作品的鉴赏，对于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的鉴赏，都强调这一点。历来说宋诗，多重其理性之美、老成之境，但宋诗的最大成功，仍在于想象力丰富与无数新奇境界的创造上。在艺术的鲜活度上，比之唐诗毫不逊色。只是宋人生于唐后，在凝炼诗意、创造境界方面，更重在生新与开辟。这一点，在宋诗的一大批代表性作品中表现很突出。苏轼和黄庭坚的诗尤其生新鲜活。一说到宋诗就要举议论为诗、文字为诗、哲理为诗的论者，只要认真读一下陶先生本书的分析，就会放弃那种简单的概括，对宋诗在艺术形象创造上的成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唐诗的艺术创造是常，宋诗则重于反常，但反常而能合道，与唐诗体现了同样的创造规律，是宋诗对唐诗艺术的一个推进。没有这样的推进，就不能成为能与唐诗相媲美的有宋一代诗风。当然，宋诗的艺术创造，更带有法则化，即其中有许多小结裹。对这些小结裹进行抽绎提示，更是本书的一个用力之点。所以，本书是诗歌鉴赏艺术的一个范本。读者从中会获得很多具体的、有效的鉴赏方法，即所谓“美典”的欣赏方法。
作为一种行家的、积学的鉴赏，除了上面所说自身的精到的艺术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历来鉴赏家的成果，甚至要回顾名家、名篇的被鉴赏的历史。这一点也是一篇成熟的、具有学术价值的鉴赏文字所需要的。陶公的鉴赏文字，在这方面最具示范性。陶老师并非只凭其诗人的特长精鉴妙赏，而是发挥其积学之功，在赏析相关的作家、作品时，大量地融入前贤时秀的鉴赏成果。比如他分析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一诗中的“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一联时，有感于前人泛泛之说，有意识地寻找程千帆先生的精到的解读，并在程氏解读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发挥。又如评赏此诗的“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一联时，及时地援引了吴汝纶“纵逸不羁，如见其人”之评。吴氏此评之妙，真如画龙点睛，深化了我们对苏轼的人格特点与艺术个性的理解。又如同是苏轼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在分析开首四句“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时说：“从写景角度看，这一段体现了苏轼既善于把握自然环境的总体形势，从大处落墨；又擅长捕捉事物的特征，作生动逼真的刻划。宋人胡仔说：‘大率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就引了此诗首四句为例。”用胡氏精到的概括，更好地展开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使之由点及面，揭示出苏轼诗歌的一种写作方法。全书像这样的征引到处可见。读者若能深刻体会陶先生独具只眼的选择，把握其引古以证、打通古今说诗人心灵的精神与方法，对于平时如何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形成具有很高学术品格的鉴赏之学，是能得到很多启发的。
本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寓陶氏一家的诗史纵横之论于各篇鉴赏文字之中。这其中有一些是属于艺术概论性质的，如：“古与今、中与外、传统与现代，在杰出诗人水晶般的诗心中，都是相通相映的。”“一个繁荣而充满矛盾的时代的精神，总能在被称为时代歌手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时是直接的正面的抒写，有时则是通过对自然风光景物的描绘曲折反射。”有一些是概括唐宋诗史整体精神的，如：“宋代士大夫文人普遍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他们无论是从政或是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都能殚精竭虑要有建树、有成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打击和挫折，也绝不轻易放弃。因此，宋代士人在经世济时方面颇能建功立业，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这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在苏轼借李白而自抒怀抱的这两句诗中也有了强烈的感受。”有的是对诗人艺术方法的概括及艺术源流的揭示：“中唐诗论家皎然在探讨诗歌如何表现自然美时，提出‘状飞动之趣’（《诗式》），使诗歌‘气腾势飞’（《诗议》）。苏轼这首七绝，笔飞墨舞，奇景壮观连续变换，确有飞腾气势与飞动趣致，正是他‘作诗火急追亡逋’的诗美追求及其‘系风捕影’的高明手段的成功实践。”“苏轼之诗各体皆工，但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他的七言古诗在学李白、杜甫、韩愈的基础上匠心独运，恣意挥洒，波澜浩大，变化不测，风格清雄，机趣横生。五古稍逊于七古，多作于晚年，倾心于陶渊明、柳宗元那种外枯中膏、似淡实美、质而实绮、臞而实腴的格调，但也有不少风格各异的佳篇，如《送郑户曹》《栖贤三峡桥》《泛颍》等。”还有的是对具相似点的作品的比较。例如他品鉴孔武仲的《乘风过洞庭》，就将此诗同唐代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诗、南宋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词，以及明代汤显祖《天竺中秋》的“月中空有轴帘声”诗句作比较分析；又指出孔氏的“卧听银潢泻月声”之句，学习、借鉴了杜甫的“河汉声西流”和李贺的“银浦流云学水声”，却又有创新：“杜甫的一句只描写银河西流的水声，李贺的两句写了天河的转动、流星与流云有声，孔武仲之句却同时写出银河与月亮的光、色与流泻之声，并以此暗示船行水响。视听兼写，真幻结合，绘声绘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章结尾，又捎带说：“现代著名诗人何其芳学习古人以通感手法表现幻听的诗，也写出了‘你听见，金色的星陨在林间吗’（《圆月夜》）的佳句。”可见，陶老师尽可能避免作孤立、单一的鉴赏，而将其鉴赏建立在长期研究唐宋诗史与诗歌艺术的学术积累上。所以其精彩的艺术论、诗论及诗史观点随处可见。
古典文学的研究，近三十多年来，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回顾这三十年学科发展进程，也不无值得反思之处。新时期开端，研究者们鉴于前面一个时期阶级分析、庸俗社会学方法对古典文学艺术的忽视，普遍开始转向对古代作家与作品的艺术特色、意境及形象的研究。稍后一些，美学热也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但到了更后一些的时候，在文化学、史学、文献学诸种研究方面纷纷开始被强调的同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应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本位的、对于古典作家与作品艺术的研究，却稍稍地退出主流。至于赏识、鉴赏二道，原本被视为高雅、精微之事，后来却颇有被弃之为敝屣之意。这种情况，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学术的选择，即实证精神的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谈诗论艺的风气逐渐淡薄，甚至被视为不入时流之举。而随之而来的，是本学科的从业者对于古典艺术的陌生与隔膜。近年兴起的文体研究热，对此似乎有所反思。但真正触及古典文学艺术世界的研究，也并不多。至于本学科从业者对古典艺术的鉴赏与批评水平的下降，更是无庸讳言的事实。记得叶嘉莹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多次说到，要培养一批真正懂得古典诗词艺术的“说诗人”，叶先生自己就是一直执着于解诗、说诗。陶老师擅长诗词创作，也熟知现当代新诗艺术，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并不多见的一位解诗、说诗的高手。与叶先生一样，他一直将对诗词艺术的研究放在第一位。多年来，他运用自己的行家特长与诗人气质，融以积学贮宝之功，坚持对古典诗歌的名家、名作进行鉴赏与批评，并形成他自己的鉴赏方法。从学术上看，这正是人弃我取，表现了一种容易被时人忽略的独立性。陶公熟谙唐宋诗史，对其中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鲜明个性、艺术形象上具有独特创造的诗人（如孟浩然、李白、杜甫、李贺、苏轼、黄庭坚等大家）的诗歌，他做出不同于别家的、独具只眼的评论与分析。更可贵的是，一些一般的研究者不太注意的诗人，如宋代的石延年、胡宿、蔡襄、晁补之、晁冲之、华岳、洪咨夔等，陶老师也都著有专论，发掘他们的艺术创造与诗学思想。这决非时下一些研究者的避熟求生、弃大寻小，而是因为他对诸大家、名家已有成竹在胸，从全面把握宋诗的意图出发的。这也值得今天的宋诗研究者学习、借鉴。
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但能使一般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受惠，对于专业研究者也会有一种启发。笔者翘首以待之！
甲午年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