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34年，一个25岁的不爱交际的英国人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开始了一段横穿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旅程。他具有布沃尔-利顿说过的那种品质——害羞与冷淡的结合，对于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人来说，这似乎格外是种困扰。由于视力低下，他被军队拒绝了，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准备去瘟疫横行、大多数欧洲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东方。在勉强避开了君士坦丁堡的瘟疫之后，他向圣地巴勒斯坦进发，自加沙开始，他旅程中最艰苦的一段开始了：经过八天的跋涉才穿越了西奈（Sinai）沙漠，陪伴他的只有英国仆人和贝都因人（Bedouin）向导等少量随从。

英语中“独处”（solitude）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sōlitūdo”，后者也有“沙漠”（desert）之意，金莱克作为古典学者当然知道这一点。西奈沙漠是荒无人烟的、《圣经》中所说的不毛之地，上帝曾在这里对希伯来先知以利亚（Elijah）说出了“良心的呼声”，犹太人在这里流浪了40年，也正是在这里，摩西（Moses）领受了十诫。金莱克坦承，正是独处的欲望驱使他来到了这块传说中的静默与退避之地，使他成为那些流浪的英国人中的一员，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受伤的自尊心“使得人迹稀少的地方比舞厅更易忍受”。

金莱克和他的小团队连续几天在沙丘上艰难前行，没有遇到过别的生灵。他们从早到晚高坐在骆驼上，肩膀左右摇晃得发痛，头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被火热的阳光灼伤。然后，金莱克透过热浪注意到了地平线上闪烁的黑点。三匹骆驼朝他们走来，其中两匹上坐着人。最后，他看清了对方是一个穿着猎装的英国绅士，带着他的仆人和两个贝都因人向导。当他们走近时，金莱克意识到他感到“害羞和懒惰”，没有欲望“停下来，在那无边的孤独之中，像一个清晨的游客那样和他们谈话”。他的同胞显然与他有一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仅仅是碰了碰他们的帽子，继续前行，“就仿佛我们是在邦德街（Bond Street）迎面走过一样”。他们本打算互相不理睬对方，但这被他们的仆人破坏了，仆人们坚持要停下来。原来，那个陌生人是个军人，正从印度走陆路回英格兰。他明显是担心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停下来是因为他“像平民一样喜爱空谈”，他和金莱克只谈了两句开罗的瘟疫。金莱克继续赶路，心想这个家伙“真有男人味而且聪明”。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1840）中写到，如果两个英国人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地方偶然碰到了，即使他们被陌生人包围，而且他们并不懂对方的语言和风俗，他们也会“先是十分好奇地、带着种私密的不安情绪打量对方”。如果其中一人坚持要和另一个人搭讪，“他们将会小心翼翼，只会在一种拘束的、心不在焉的氛围中谈些很琐碎的话题”。就仿佛托克维尔去过西奈沙漠，目击了金莱克和那个军人的尴尬相遇一样。金莱克不知道那个军人的名字，但是在军人的身上，他高兴地发现了他自己的最佳品质的镜像。

1835年，金莱克一回到英格兰，就开始写作一本关于他的旅行的书。正如他作为一个人很不同一样，作为一名作者他也与别人不同。他花了几年写了这本书，中间曾经两易其稿，当他最终完成了著作，却找不到出版商。最后，1844年他走进了位于帕尔摩街（Pall Mall）的约翰·奥利维尔（John Ollivier）出版社，把书稿免费给了它，甚至还付了50英镑来作为给对方的补偿。书于第二年出版了，没有署名，题为《来自东方：或从东方带回来的行迹》。作者的害羞甚至传染了著作卷头的折页插图，那是金莱克自己画的他和他的旅行随从们的集体像，而且是从远处画的，因此看不清哪个是金莱克。在另一页彩色折页中，人们看到的，根据金莱克的传记作者——维多利亚时代牧师威廉·塔克韦尔（William Tuckwell）的说法，只是“金莱克穿靴子的腿，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身体藏到了一棵树后，只露出了他非常引以自豪的脚”。

尽管著作中没有什么谦逊的地方，但是作者的激情和炫耀也是完全没有的。书中的一个半喜剧性的和半种族主义的自负，是金莱克独处的愿望不断地被他所遇到的、易激动的当地人破坏。他这样写那个贝都因人向导：“他通常的谈话是一系列刺耳的尖叫，比最折磨人耳朵的音乐还要令人难受。”要成为一个阿拉伯人，读者就不得不“住在一间像梅菲尔（May Fair，伦敦西区一个住宅区）那些破旧的小房子里，在七月里把自己在里面关上两周，外加四五十个尖叫的表兄弟姐妹”。实际上，金莱克并没有提供证据说明阿拉伯人很吵闹，除了说当他们以一种奇怪的语言热烈地交谈时听起来经常很刺耳之外。但是，他重复了帝国文学和旅行文学中的一个共同的奇思怪想的修辞：成熟的、自我控制的白种英国人与其殖民地人的幼稚和反复无常间的对照。

金莱克在《来自东方》中坚持说，他在寻找僧侣式的自我隐遁，这种品格来自于他自身。他是那种常见的人物——在国外的英国人，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一道“傲慢”的高墙，只有奇怪的自嘲式的幽默之光才能透进去。他是一位非常现代的旅行作家，志在细致地描写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而不是他所看到的风景或古迹。他承认，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沉默的西奈沙漠或神圣的圣地是什么样的，而是“我（永恒的自我！）——我亲身去看了，而且我看到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