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事无关的一种幸福
文/孟京辉
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感到荒诞，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信：一个女人一生暗恋一个男人却从未表白，男人和这个女人发生了几次关系，最后却不认识她。当女人自杀后，男人收到了她的遗书，才知道曾经发生的一切。
最初打动我的不是故事，而仅仅是这个名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并不觉得故事里的爱情与我有关。但它非常浓重地折射出来一个结论——时间的遗憾、命运的无奈，这是一种疯狂的价值、一种遗憾的美感，和道德无关，甚至说和事实无关。在时代的碾压、人的错愕中，命运充满了悖谬和遗憾。“陌生女人”面对这样的命运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一头栽进命运”。这种带着强烈宿命意味的勇气，让人不忍看却又不能不看，这种极致的美感就是艺术的真实。并且，茨威格的语言有很强的韵律美和画面感，这种“可朗读”的文字是有很强的戏剧基因的，它更内心更适合一个人来表现，也给了导演发挥的可能。2013年，我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搬上了话剧舞台，由黄湘丽主演。
我们不满足于对原著简单的描摹，或者亦步亦趋的表面躯壳式的描述。刚开始我曾经想改得更加反叛，更加摇滚。比如设想过从吸毒开始，出现幻觉，像《猜火车》那样满墙爬小孩……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改编文学作品是一种能量的交锋，茨威格的东西很强大，他的原著精神一点点把我最初的想法磨平，回归到他架构的世界中。在排练阶段，纸书也作为一种材料，切实地参与了我们的创作。我们通过默读、勾画、做读书笔记、大声朗诵……这一系列行为，尝试着去和茨威格进行精神上的对话。
同时，我必须动用更适合我的一种美学选择，将音乐、影像和视觉元素外化，用跳跃性的、超现实的风格，让一个女人一生中各种各样的链条摆动起来。另外，我必须要依据我的演员的特质，跟她沟通交流，重新创造，重新铺上一层颜色，然后化成烟，笼罩在舞台上。慢慢地，舞台美术进入、多媒体进入、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进入……形式上，我们似乎离小说越来越远，但精神上却离茨威格越来越近。
在这个创作过程中，美国“垮掉的一代”和他们的文学作品给了我很多灵感。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它们那种对于命运的嘲讽、自省和无力，那种精神上的荒凉和永不磨灭的跋涉、探索，让我看到了和“陌生女人”相通的东西。你可以说她的情绪是极端的，态度是偏执的，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她的行为，看到一种可以称之为“信念”和“意志”的东西。我觉得情绪可以酝酿，态度可以伪装，但一个人有信念是制造不出来的。
我尊重有信念的人，有了信念，一个人才完整。强大的信念和意志可能会把人导向悲剧性结局，尼采发疯了，茨威格自杀了，但悲剧本身，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小说创作于1922年，在那个时代，男性面对命运，可以选择拿起枪和子弹去反抗。但更多的时候，面对战争这样大的宿命，人们其实是没有选择可言的。对一个出身寒微的女性来说，选择更少。如果一个女性天生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于琐屑庸常之上的东西，她可能会以命相搏而去保全生命中最尊贵的部分。
我们无法判定，陌生女人的形象是否源于生活，很有可能只是作者的一种想象，也或者茨威格在写作中投射了自己。这个故事到现在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当你和悲剧进行对话的时候，你油然而生某种生命的力量，这是一种奢侈的美感。今天的人们还有感受这种美感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希望你们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这种幸福。
孟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