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关 于父亲
——我与《论语》的缘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十年前讲《论语》心得时，对这么熟悉的句子并无特别心得；而今默默念起，竟然觉得惊心动魄。流光如同显影液，把生命深处那些隽永的意味一层层显示出来，渐次清晰，像一个又一个证据，静默而执拗地排列在那里，让人恍然明白了关于自己的一些谜底。
《论语》之于我，到底是怎样的缘起？终究有怎样的意义？每每我独对一壶清茶，一炉沉香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和氤氲的茶气和缭绕的轻烟纠缠在一起，然后，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辞世十六年，对于他的渐渐懂得，却是我讲《论语》心得之后这十来年的事情，像是他留给我的一个个旧信物，因为《论语》的缘故，终于被逐个打开。
（一）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下放了。当时父亲在北京市委工作，下放到密云。妈妈在北京市财税局工作，下放到通县。一个月我也未必能见上他们一面，爸爸妈妈都在身边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那样的匆匆团聚几乎就是我的节日了。
最早听见“论语”这个词，就是在这样一次团聚里。大概在我四岁那年，记不清劳动节还是国庆节了，爸爸妈妈带我出去参加一次人很多的聚会，小小的我平时只是和姥姥待在家里，忽然见到那么多陌生的大人，惶惶然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父亲一手抱起我，另一只手指着大家说：“丫头儿，《论语》上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么多人里，有不少叔叔阿姨都是好老师呢，你自己去看看谁能当老师，回来告诉爸爸。”
我转了一圈回来告诉爸爸，有个特别好的阿姨总是照顾我和别的小朋友，她肯定是老师；有个嗓门特别高的叔叔随地吐痰，他肯定不是老师。爸爸说：“是呀，阿姨那么好，你要像她那样对别人，这就叫‘见贤思齐’；那个吐痰的叔叔呀，其实也是‘老师’，因为你要提醒自己不能像他那样做，这就叫‘见不贤则内自省’。”
我很不屑，我才不会像他那样呢，我们小孩儿都觉得他没礼貌。爸爸说，是呀，公共场合有人监督，别人一提醒，吐痰的人就会改正。可是没人监督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做到君子“日三省乎己”呀，这就叫作君子“慎独”。
父亲讲这些我似懂非懂的道理，几乎每次都以我不耐烦地跑开而告结束。似乎父亲从来没有把我拉回来一定讲下去，也从来没让我背过《论语》，但是那些零零散散的言辞道理却一点点留在我记忆中了。
那个时候父亲真正让我背诵过的东西是诗词，从毛主席诗词到古诗词都背。还记得有个春天，在北海公园，父亲指着一树繁盛的碧桃花教我背诵“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然后问我：“丫头儿觉得这些花儿闹不闹？”
我仰脸望着一朵朵密密匝匝挤在枝头的碧桃花，安静而绚烂：“不闹呀，花儿又不会跑，怎么能闹呢？”
父亲把我举起来架上肩膀：“花儿不会跑我们跑，丫头儿坐好了，抱住爸爸的头。”然后爸爸就抓着我的小腿绕着那一树繁花奔跑起来，一瞬间，枝枝杈杈上粉红色的花朵喧喧攘攘挤挤挨挨地闹腾起来，喜得我拍着小手叫着：“闹啦闹啦好闹呀！”
父亲站定，微喘着给我讲什么叫“着一‘闹’字，春意全出”，为什么“春意闹”就比“春意放”“春意绽”“春意开”都更加传神。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四句只是宋祁《玉楼春》的上半阙，下半阙还有四句：“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站在一轮又一轮或浓或淡的夕阳底下，眺望幼年时那一树春花，我终于明白在父亲肩头上看见的花枝春满是怎样的意味，只是我已经不能为他持酒劝斜阳了，那些不经意的缘起，在父亲辞世多年之后，才慢慢结出果实，让我独自浮现出感伤的微笑。
（二）
在小时候的印象里，爷爷家规矩很多。不用说吃饭必定是爷爷奶奶上了桌大家才能动筷子，就是父亲这位长兄回家，我的叔叔姑姑们也必定起立问上一句：“大哥回来啦！”说话时，都是要站定或坐下来，不能一边聊着一边就走过去了。父亲告诉我，这就叫作“孝”与“悌”。
父亲还告诉我，一位叫曾国藩的湖南人说过：看一户人家的门风如何，主要看他家孩子能不能做到三件事：每天早起；爱干活儿；爱读书。在早起这件事上，因为父亲不常在家，我被姥姥宠溺得打了不少折扣，但是干活儿和读书这两件事爸爸是不肯让步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是父亲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劳动是件充满仪式感的事情。
譬如削水果，父亲必定左手端执一个洗净的苹果或梨，右手的果刀“啪”地一下，在果子上端磕开一个小口，从这里削开去，一圈一圈的果皮薄厚宽窄都是均匀的，一直削完，都不会断掉。那齐整的果皮，盘旋逶迤在搪瓷盘子里，像一幅静物写生。
再譬如扫地，父亲教我握了笤帚，一定从屋子靠窗的一侧左面的角落扫起，一笤帚挨着一笤帚，中间不能有疏漏的地方，扫过的地面，如同用空气给水泥涂过一层清漆，不留一痕灰尘。各个屋子扫下的尘土，一律扫到厨房门口，那里有个三四毫米的小落差，恰好把簸箕的边缘卡住，灰尘完整利落地扫进簸箕里。扫完之后，才可以用墩布擦地。
最有趣的是包饺子。姥姥家是旗人，带出的妈妈、姨妈、舅妈都是东北习惯，用筷子挑馅儿，捏出月牙形花边饺子；奶奶家是上海人，习惯用一只一指多宽的长竹板挑馅儿，装好后竹板闪到食指中指间夹住，两手虎口一合，挤出元宝形饺子。这样清晰的南派、北派文化，每次包饺子时候，都碰撞得趣味横生，妈妈笑话爸爸挤出饺子没有花边，爸爸打趣妈妈放筷子捏花边包成一个饺子，还不如爸爸挤出两个饺子速度快。
而今，家里亮锃锃的木地板，已经用不到笤帚扫，冰箱里速冻饺子几乎没有断过补充，我惆怅地想起当年那些关于劳动的仪式，果然如同纳兰词的滋味，“当时只道是寻常”。
（三）
长大以后我才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作为一个女人，对于人性和爱情的判断，则往往与她的父亲有很大关联。
也许因为小的时候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少，我对父亲一向是敬爱大于亲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长方形的脸上架一副长方形黑框眼镜，中山装总是系住最上面的一粒领扣，即使宠爱我这个四十岁才抱上的独生女儿，父亲也很少流露出来。小时候，我看着同学们年轻的爸爸和女儿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比羡慕要淡，比惆怅要深。
父亲做人是约束而节制的，他的爱同样约束而节制。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底，阳历日子有时在年底，有时转到下一年年初，一定是很冷的时节。童年印象里的冬天，可以堆好大的雪人，似乎比现在的冬天地道很多，真正称得上冰天雪地。父亲六十大寿的那个冬天特别冷，冷是刻在我的骨节里的，因为我用师范生的助学金，给爸爸买了一个奶油蛋糕，夹在自行车架上怕掉了，挂在车把上怕歪了。只好左手拎着蛋糕盒子，右手扶着车把骑回家。从大学到家里不算太近，不能换姿势，连刹车捏闸都只能用右手，一路下来，寒冷透过毛线手套，硬邦邦刻在骨节里。
我兴冲冲地把蛋糕放在桌上，中午薄薄的阳光镀在盒子上。“爸，等我晚上放学咱们吃蛋糕过生日啊！”
“蛋糕都是你们小孩子喜欢的东西，还买这个干什么？”父亲淡淡地一笑，言辞也是淡淡的。
整个下午，我都在学校。回到家后，晚饭时还是热闹的，虽然全家只有我们三个人，捧着蛋糕祝福爸爸的那一刻也其乐融融。
十六年之后，父亲辞世，陪着妈妈闲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了那个寿诞日里藏着一个秘密。
那个下午我去上学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世交家的儿子，喊着大伯大妈，哇啦啦说着一个大一新生的校园小心情，父亲一向喜欢这个阳光大男孩，指着桌上没拆开的蛋糕说，你姐姐买的这个，我也不爱吃，你拿学校去吧。胖小子欢天喜地就拎走了。
冬天的太阳总是吝啬的，午后不久就暗淡下去。爸爸忽然开始围上围巾，穿上大衣往外走，嗫嗫嚅嚅地对妈妈说：“我做错事儿了，丫头儿给我买的生日蛋糕，不爱吃也不能给人呀，快帮我想想是什么牌子的，蛋糕什么样子……”
据妈妈后来说，那个寒冷的午后，老两口像侦探还原现场一样描述着关于蛋糕的种种特征，然后父亲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四西单那一路挨家寻找，终于赶在我放学回家前一小会儿拎回了一盒相似度极高的蛋糕。
这件事情让父亲暗中颇为得意。尽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他都没有进过蛋糕店，但是从西四到西单，这是父亲带我逛书店最熟悉的线路，他居然选对了一块可以瞒过我的蛋糕，这比吃蛋糕本身让父亲快乐得多很多。
（四）
父亲是一个很寂寞的人。
小的时候，我不很懂他，觉得不苟言笑的父亲是寂寞的；长大以后，渐渐懂得了一些他的心事，竟然觉出他更多的寂寞来。父亲的内心是一座苍茫的空山，心里回荡的声音可以撞击出空空的回响。
他的寂寞来自于内心那些深深的确信。少年时的我曾经以为内心有信仰的人是不寂寞的，人到中年时我才明白：内心无信仰的人会感到迷茫，但坚守笃信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寂寞，那种坚硬、强大的寂寞。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加儒学。”后来我明白：父亲一生的轨迹都可以循着这个渊源倒溯回去，每一步都踏在他内心的抉择上。
我问过妈妈，一直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父亲怎么来的北京，妈妈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解放前夕，地下党的学生组织暴露了，父亲连夜出沪，投奔北平，进入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妈妈第一次见到父亲，就是坐在市委党校的课堂里听他讲课。
最近这十来年，我越来越想知道：在从“文化大革命”到“批林批孔”那个阶段，父亲怀疑过“马克思主义加儒学”这个信仰吗？
当我真正触及一些灵魂拷问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去叩响那扇寂寞一生的窗户。
《于丹〈论语〉心得》的英文版标题是Confucius from the Heart，而我在小学时第一次学习confucius这个单词的时候，前面的动词是criticize。我们那时的拍手歌也是“你拍一，我拍一，林彪是个坏东西；你拍二，我拍二，一起批判孔老二……”
当《于丹〈论语〉心得》的外文版发行到三十多个国家时，一位德国记者问过我：“为什么是你来讲这个题目？”那一瞬，我忽然明白，我们这一代孩子，总会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被某种方式选择，为自己幼小无知时的无礼鞠躬致歉。有机会谦卑下去，才有幸被祖宗的智慧照亮精神世界，听见万古微茫之中那一声追问：“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而我的父亲呢？他从十几岁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就烂熟于心的四书五经，也曾经让他怀疑困惑过吗？我唱拍手歌的那个年代，父亲正在北京市委工作，他有过多少次鼓掌呢？他也在市委党校的讲台上宣讲过吗？
这一切我不得而知。我小学的时候，父亲下放；我中学的时候，父亲已经调往安徽省委；而我从大学、研究生的宿舍住校归来不久，就成家另住了。回首流年，恍然惊觉，我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时光实在不多，而在那些荏苒光阴里，面对他坚硬、空旷的寂寞，我连探问的愿望都不曾有过。
我只是清晰记得，在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父亲有机会擢升，他主动请求离开国务院办公厅，平调中华书局，父亲对组织陈述的理由是：我投身革命之前学习文史专业，工作这三十多年没有回到本行，我的独生女儿今年考上中文系，我最大心愿就是退休前为孩子多留些书籍。
在这个清贫的出版社，唯一的大福利就是买书可以打些折扣，父亲开始兴冲冲地用自行车往家驮《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当然，摆在我书桌上的还有1980年版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1983年版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这两本书成为我后来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最重要的依据。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亲辞世之后，我摩挲着他留下来的那些书，在那些竖版的书页的天头地脚，布满了端丽工整的批注。当年妈妈揶揄说：“你爸爸没去搞微雕真可惜，一千多度的大近视，还写那么小的字。”而今，我把这些严谨到近乎节制的字迹，都看作是父亲留下来的密码。
倏忽十年，《于丹〈论语〉心得》移师三联再版。十年间，我从“不惑”而触及“知天命”的边缘，浮沉于风云际会大时代，大惑方炽，天命正远。才明白《论语》中我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唯有以敬畏谦卑的姿态，悟出一份带着体温的心得。
父亲名廉，字伯隅。记得他自解“隅”字二义：一是墙角方正，取义于《老子》第五十八章：“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二是独自向隅的沉静渊默，本是父亲喜欢的姿态。
父亲为我取名“丹”，字彤如。那种盈盈有光的样子，我也是在他辞世多年之后才恍然悟出，或许这就是光而不耀的期许，遥遥地呼应了父亲名字中的“方而不割”与“廉而不刿”。
我的小女儿问过：“我姥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竟然一时语塞，只能说：“你姥爷如果还在，会教你许多诗词，陪你练毛笔字，如果姥爷腿脚还好，会带你去很多的公园和博物馆……他一定，一定非常非常爱你。”
父亲是我生命的缘起，父亲也是我与《论语》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