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好大喜功 真宗赵恒

赵恒（968—1022年），公元998—1022年在位，原名德昌，后改名元侃；淳化五年（995年），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恒。太宗赵光义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

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在其统治时期，既有名将李沆与寇准相佐，也有“鹤相”丁谓与“五鬼”乱政，但宋朝的政治制度却日趋完备，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然而，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守成是最好的选择。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令宋朝备感屈辱的澶渊之盟后，真宗无心朝政，而是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赵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1.勤修内政现太平盛世

一个家族能否发展及延续，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谋略和才能。赵恒即位初期勤修内政，使宋朝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这在赵氏家族的统治时期，是很少有的盛世景象。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朝的政治出现了一点波折：北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国时常骚扰宋朝边境，而国内又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太宗年事已高，事情处理起来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大臣上书要求立太子，太宗均以种种理由搪塞。淳化二年（991年），宋沆、冯拯等五人联名上书再次请求立太子，惹得太宗大发脾气，将这五人一一贬职，从此，朝廷再没有大臣敢提此事了。

其实，宋太宗并不是反对立太子，只是在人选上一直不能满意。太宗一共有九个儿子。大儿子元佐非常聪明，但是由于赵廷美被贬一事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二儿子元僖姿貌雄毅，深受太宗喜爱，被封为广平郡王，后来又被改封为陈王。在哥哥元佐染病被禁之后，他受到太宗的器重，被任命为开封府尹，进封许王，加官中书令。照这个趋势发展，有可能被立为太子。不幸的是，淳化三年（992年），元僖突然得病死去，年仅27岁。元僖的死，使太宗意识到应该加快立太子的节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淳化五年（994年）九月，太宗立三子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升为寿王，正式立为太子。

赵恒的表现的确实不错，被封为开封府尹之后，他兢兢业业，秉公办事，几年来京城平安无事。他奉命视察京畿的民田，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于是实行减负措施，收拢了不少民心。赵恒被册封为皇太子之后，京城内外的平民百姓非常高兴，在他拜庙的时候夹道欢迎，称赞他是“真社稷之主”。太宗任命李至、李沆二人为东宫长官，对太子赵恒加以辅佐。

至道三年（997年），赵恒即位，时年30岁。

宋真宗赵恒即位时，曾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表明了他锐意改革、励志图强的决心。

公元998年1月，宋真宗改元咸平，正式启动改革之路。他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他规定外任官职田制度，不同的官职给以不同数量的田地作为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以提高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规定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被举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赵恒还命宰臣誊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赵恒还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官磨勘（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培养优秀人才，赵恒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了重要位置。曾在《劝学文》中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在学校教育方面，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赵恒也给予了支持。

赵恒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他在即位当年的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九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

咸平二年（999年），赵恒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五年后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时，官府借贷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等到秋收后，再以绢输官偿债。

赵恒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订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请对官员，听闻奏事；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为由，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版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赵恒还下诏对皇亲国戚以及宦官进行严格约束。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赵恒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白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赵恒，乞加重罪，又欲在自己家中设刑问罪，赵恒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赵恒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他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2.澶渊之盟：以屈辱换和平

当统治家族利益受到外权入侵时，是投降，还是抵抗，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统治家族的生死存亡。“澶渊之盟”无疑是个耻辱，它不是不战而败，而是战胜而败。赵恒的懦弱，为下一个“澶渊之盟”埋下了伏笔。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幽云十六州。对于辽国来说，幽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无论是它的农业、手工业还是其他文化活动都比辽国本部地区发达。辽朝统治者对该地区非常重视，他们把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的北方。而对于宋朝来说，幽云十六州是宋朝北方的一个屏障，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幽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从宋太祖时期，宋朝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赵匡胤逝世后，赵光义继位，继续对辽作战。但是，979年高梁河一战，宋军大败，于是，赵光义采取守势，维持了几年来的相对安宁局面。

公元982年，辽国帝位更迭，幼主年纪尚幼，其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了朝廷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便于公元986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两次伐辽失败，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到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朝对辽由攻转守，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打算，只是在北部边境设置重兵严防，以此与辽朝相对峙。在宋朝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了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祁州、易州，辽兵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骚扰宋朝的边区。

公元997年，赵恒即位，年号咸平，赵恒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改善同邻邦的关系。希望能够保持太平的局面，但是却未能如愿。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辽国建立的契丹政权和西邻西夏建立的党项政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再次南下，宋军驻守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洲，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

公元1004年，辽军又一次大举南侵，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副宰相王若钦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南京。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文臣武将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才能扭转战局，若弃城南逃，辽军乘虚长驱直入，宋朝也就危在旦夕了。在寇准的主张下，真宗赵恒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率军北上澶州。赵恒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赵恒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军的南侵，原本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现在，萧太后眼看英勇的宋军团团围住了澶州，一时无法对付，就派人前往宋营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赵恒夙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于是，他当即回书表示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臣韩杞面见赵恒，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赵恒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咐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赵恒不假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持下，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白银10万两、绢2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这就是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

党项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赵恒对党项主赵德明厚加赏赐。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授赵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辽、宋时期在接界点各自设置的互市市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赵德明都遣使前往宋朝，贡献不绝。赵恒对赵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予赏赐。

“澶渊之盟”对于辽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胜利。它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难以通过武力获得的赔款和物品。但是，对于宋朝来说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每年对辽的贡赋，使宋朝财政上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不仅边境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还可以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赵恒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3.粉饰太平，抑直任佞

从古至今，有哪个领导者愿意在史书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呢？可是，宋真宗好大喜功，“抑直任佞”的策略却使赵氏家族的统治逐渐衰微下去了。

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赵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进取精神也日渐泯灭，每年向辽国纳贡以求苟安，施政思想也日益保守，并且迷恋上了佛道。

公元1005年，赵恒听信谗言，把善于阿谀奉承的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大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赵恒，说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是皇帝的奇耻大辱。赵恒本来就不喜欢寇准的耿直，听了王钦若的话后，便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位，贬其为陕州知府。提升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则知枢密院事。

王钦若是个十分懂得迎合主子的小人，他看准了赵恒讨厌战争而又好大喜功的心理，就向真宗提出了“封禅泰山”的建议。他向真宗建议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宋真宗听信了他的话，立刻下旨昭示天下。不久，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将祥瑞之物进献给皇帝。著名的“天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时，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赵恒认为这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于是，君臣亲临现场，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天书”大意是说，赵恒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葆宋祚。读毕，赵恒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而后改元为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并且派遣使者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京艺寺庙以及各地宫观。各位臣子也纷纷上表称贺。

其后，“天书”不断出现，赵恒忙忙碌碌地东封西祀，做出了令世人嗤笑的“泰山封禅”之事。他又于大中祥符四年，再次封禅泰山；大中祥符七年还到南边驾临亳州。沿途所费估计不下数十万钱帛，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赋税负担，宋朝积贫积弱的形势更加严重了。赵恒将忠臣的进谏当作耳旁风，丝毫不予理会，彻底地放弃他自己即位之初的进取心。

赵恒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为屈奉迎合，希求加官晋爵，以固权位。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王钦若竭尽精思，挟符瑞以邀恩宠。赵恒本来打算任用王钦若为宰相，但却遭到王旦的坚决反对，赵恒便打消了此念头。直到天禧元年（1017）王旦死后，王钦若才爬上宰相的宝座。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赵恒自导自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其间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颁诏来年改元天禧，以示敬天，祈求吉祥。他以绍继祖业、谨守圣训为理由，大力标榜礼乐并举、儒术化成，思想上尊奉孔孟、提倡佛道，经济上倡导经史学术，政治上持盈守成，其统治措施日益保守。

这一时期，京城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而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此书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此时的朝廷政局却已混乱不堪。于是，在被罢相十三年后，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赵恒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着对赵恒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一直厌恶其人，丁谓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曹利用等也因此串联一起，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天禧二年（1018年）三月，又有人奏报“天书”降于乾佑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并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

这年八月，赵恒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他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其余的时间就躲在皇宫深处，沉溺于炼丹这样的迷信活动。真宗患中风后，宋朝政局更加混乱，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她的哥哥仗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寇准铁面无私，毅然判处了刘皇后的哥哥死刑，为老百姓除了大害。刘皇后因此视寇准为眼中钉、肉中刺，她与身边的近臣丁谓一起，内外勾结，在真宗面前谗言挑拨。

此时的赵恒老病昏聩，不仅健忘，而且言语错乱。丁谓趁机专权，并与刘皇后合谋，再次罢免了寇准相位。寇准被贬为相州刺史。相州离京城不很远，刘皇后害怕寇准会东山再起，在真宗去世后，她便将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的司马，再贬到广东雷州的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雷州生活艰难，气候恶劣，年老的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到雷州的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享年63岁。

赵恒的亲信宦官周怀政曾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刘皇后，但被人告发，周怀政被杀。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凡不阿附之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

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赵恒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命皇太子监国，刘皇后与太子同莅国政。

公元1022年1月，改元乾兴。赵恒在东华门看灯，回去后即卧床不起，二月十日在延庆殿去世，终年55岁，葬于定陵，所获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赵恒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宗教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真宗赵恒前期，以勤政治国，广开言路，锐意革兴的措施，使宋代朝廷政治清明，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自从他勉强打退萧太后带领的契丹兵的大举进攻，屈辱地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他的进取精神就日渐泯灭，宋朝的国势也逐渐衰微下去了。由于他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给赵氏后人留下了一个空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