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世家之女，看似风光无限的童年

纵观张爱玲的成长史，不难看出，她在成年后所做的一切努力，大都是为了彻底挣脱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家庭背景带来的所有消极和阴影。因此，她从很早就立志做一名有自由思想的新时代女性，而不是旧社会的后裔。

她，是腐土上开出的一朵惊艳的花。没落家族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和种种故事，都成为了后来张爱玲笔下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一笔别样的财富，成就了她无以替代的文学路数。老子曰“福祸相倚”，这一点在张爱玲的成长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个出身名门的闺秀，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际遇呢？一切一切，都要从她的家世说起。

1.降临没落贵族家庭的天使

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这是一幢建于明末清初的仿西式建筑，是李鸿章给他女儿的嫁妆。不可小觑的是，这是一座孕育了文学奇异种子的殿堂，因为张爱玲就出生在这里。

在1920的民国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迷失了的津渡，人群熙熙攘攘，涌动着不安和世俗的老式弄堂，第一时间在清晨里醒来。

张爱玲家的弄口有一扇大大的铁门，门口有巡警把守，笔直挺立。整个院子透着沉迷的遗老孤少的气味，门上的铜环不知在哪一年的寒雨里变了铜绿，倍显沧桑。门的钥匙，握在一个叫做张廷重的中年男子手里，他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这座房子的主人。

房子的客厅是昏暗的，即使是晴好的天气，在这里看报纸也要开灯，不知小小年纪的张爱玲，在这昏暗的客厅发生过多少故事。古式的楼梯设在客厅的中间，蜿蜒着带你走向一个有着太多回忆的古老家族。

这里陈设着的一张张泛黄老照片，是一个又一个藏着故事的蒙太奇，好像是电影院，有着旧梦里邀请出来的回忆。这房子门，关得住外面的新世界，却关不住古宅里一颗又一颗蠢蠢欲动的心。

1920年9月30日，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阳光和煦，有一种宁静的温暖。一个女婴的降生打破了这座豪宅的宁静，伴着父亲的叹息，她的哭声像是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泛起一片片涟漪后，最终又归于平静。

而当时的人们无法预料，这样的平静之下，暗涌的，是一段怎样的传奇人生。张爱玲的生活，一如她的文章，轰动背景下衬托出的平常人生。虽然平静，但又耐人寻味。

最初，父亲为她取名张煐。带张爱玲长大的是一个略微上了年纪的老女仆，常常唤她作“小煐”。当她十岁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感觉张煐这个名字有些俗气，便从英文人名中暂时选择了Eileen作为她的新名字，音译过来则是“张爱玲”，母亲的再度取名，赋予了她生命新的意义。后来，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英语文章，出版《秧歌》与《赤地之恋》等的英文版时，署名均为Eileen Chang。

从这一刻，张爱玲的传奇便随之开始。隐秘的身世，为她铺上了一层繁华的底色。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官宦世家，高门望族，这一切让她成了见证繁华辉煌、体验家道中落的亲历者，她所经历的家庭生活一幕幕都反映着时代、国家、社会革命等一切重大事件的沧海桑田。

又是一年的岁月轮回，四季辗转，张爱玲随着时光缓慢的步伐在这座深宅大院里渐渐长大。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她一岁生日那天，按照张家的规矩，小孩子满了周岁，都要进行“抓周”游戏，以占卜将来的志向和命运。

那一日清晨，早早便被老女仆打扮好的张爱玲，穿着红色的小夹袄，梳着盖住了眉毛的齐耳短发，圆圆的小脸上，一双乌黑的眼睛扑闪扑闪。客厅里坐满了人，仆人也都在场，纷纷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而后，张家的主人们笑呵呵地坐在了客厅里的沙发上，大家似乎都在等着一出隆重的好戏登场。

张爱玲被大人们抱到一个小漆盘面前，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小物件。她圆圆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这个小不点儿，抓起了一件东西后，上下打量着。在她把东西送进嘴里之前，大人们笑着从她手里抢了下来。

实际上，关于张爱玲在“抓周”时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她自然是不会记得的，只有任凭别人说。她的姑姑——张茂渊，张爱玲长大后最喜欢的人，也曾经是天津城里唯一戴着眼镜、身上无处不彰显着五四以后新青年的想法与装扮的女性，说她“抓周”抓起的是一个小金镑，然而张爱玲的老女仆却始终坚持说她拿起的是一支笔。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无处可考，那就让我们用诗意的想法去看待这件事吧。想起张爱玲笔下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异的传奇故事，不如选择相信老女仆的说法，张爱玲抓起的就是一支笔。那些爱恨痴缠的故事在她的笔下流淌而出，那些时代骤变里的苍凉散落在她的故事里，留给后人的却是无限的遐想。

张爱玲出生的第二年，弟弟张子静也诞生在这座豪宅里。这是一个漂亮又温和的男孩，他的出生让张家人把所有的爱都倾泻出来，因为他可以给张家传宗接代。就连带张子静的女仆，都要比带张爱玲的地位高一些，这也让张爱玲在很早就意识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所以这颗年幼的心中，她从小就立志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

张爱玲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北方城市天津去了。最初的一切在她眼里都是模糊不清的。那时的她被佣人抱来抱去，还没有太多关于世界的记忆，她注视到最多的，便是老女仆颈项上松垮的皮肤，无趣的孩童，会用手去抓那项颈上的皮肤。随着渐渐长大，她对老女仆的触感就有了不同。也许，那便是她最初对岁月最真实的感受了。佣人的皮肤，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记，乃至多年以后她还曾回忆起对方的善良和温馨。不过，张爱玲关于童年的记忆是零碎的，通常是对某件事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此在内心深处久久不能散去。在散文《私语》中，张爱玲曾经这样回忆：“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显然，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第一个家是在天津。她很喜欢这个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在她心里，一本书，读过感受过，它的血液和灵魂掠过内心，停留或者飘远，便已经有了重大意义，远不必留名这样明晃晃地标记。

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张爱玲出生开始，最重要的爸爸和妈妈始终都是缺席的。在她模糊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仆时刻围绕在自己身边。也许从此刻起，谶语便已种下，而亲情从最初那一刻开始就是千疮百孔的。

2.天津，张爱玲印象中的第一个家

1922年，张爱玲两岁时，父亲张廷重托亲戚推荐，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得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从此开始了在这座北方城市全新的生活。虽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但成年后的她对那里没有任何原初印象，她关于家的记忆最早来自天津。

张家人搬到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座宅院，当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已经一岁了。同去天津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夏天的日子显得格外地轻松，一到中午，张爱玲就会到后院里。她穿着白底小红桃短纱衫、大红裤子，搬上小板凳放在阴凉的院中坐着，喝着满满一小碗去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谜语书。

每天早上，张爱玲都要被老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小小的她趴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睡眼惺忪的母亲背诵唐诗，与母亲逗乐一番。下午则是认字的时间，认得两个字就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作为奖励。多年后，张爱玲仍记得天津的庭院里有个大秋千架，一个高大的被她唤作“疤丫丫”的丫环经常陪她荡秋千，一荡就是大半天。

院里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粗通文墨但胸有大志的男佣人，常用毛笔蘸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字。这男佣人瘦小清秀，还常常讲《三国演义》给张爱玲听。张爱玲很喜欢他，也替他取了一个匪夷所思但很可爱的名字叫“毛物”。毛物有两个弟弟，自然就依着叫“二毛物”“三毛物”，于是毛物的妻子也就成了“毛物新娘子”，被简称为“毛娘”。毛娘倒是颇有姿色，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扑扑的鹅蛋脸，也经常给张爱玲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当然毛娘的机灵有时显得很工于心计，后来“疤丫丫”嫁给三毛物，就吃尽了她的苦头。再后来，毛物一家人都离开了张府，自己开起了杂货铺子，女佣们还经常带张爱玲姐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

幼时的张爱玲生活里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保姆斗法，特别是跟弟弟的保姆张干斗法。每次唇齿之战，张干看着这个决不饶人的“小大人”，总是被她气得七窍生烟。有一次，张干被气坏了，恶狠狠地对小张爱玲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了！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似乎能从抓筷子的手指所处位置预测她将来的命运，并且一脸严肃地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张爱玲听了便急了，连忙将手指移到筷子上端，慌张地问道：“那抓得远呢？”张干一脸得意地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了。”顿时，张爱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爱玲从小就有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回来，因为太生了，就把它放在抽屉里捂熟。张爱玲记在了心上，隔两天就打开抽屉看看柿子到底熟没熟。那时，柿子显得透红，张爱玲却疑心保姆是忘了拿出来分给姐弟俩吃。但她还在跟张干处于“冷战”时期，尽管很想吃，也不主动提醒张干拿出那透红的柿子。

再后来，可想而知，等张干想起来抽屉里的柿子，打开一瞧，早已都烂成了一泡水。成年后的张爱玲仍然记得这个生活中的小细节，懊恼不已。无论如何，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自尊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伴随着张爱玲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她极少“送”人情，更加极不愿意“欠”他人人情。

与姐姐张爱玲相比，弟弟张子静倒显得单纯得多。他的乳名叫小魁，大眼睛，长睫毛，皮肤雪白，长得很漂亮。又由于是男孩，在家族中深得长辈喜欢。有一次，家里有人谈起一个女人真漂亮，张子静在一旁天真地问：“有我好看吗？”家中的大人们听后纷纷大笑起来。

童年的张子静除了有一副漂亮的长相外，其他什么都不行，还显得很没志气。这一点，张爱玲在其后的散文中多有感慨。那时张子静多病，吃东西都受节制，而他却非常馋嘴，即使看见人嘴动，也非让别人张开嘴看看有什么东西。生病了，他哭着要吃松子糖。大人在糖里加了黄连汁，喂他吃，想让他断了念想。张子静大哭起来，把一只小拳头塞到嘴里，仍然要吃。于是大人又在拳头上涂了黄连汁，张子静吮吸着拳头，哭得更厉害了。

在天津，张家也有不少亲戚，被张爱玲唤作二大爷的这位张人骏，是清朝的最后一任两江总督，从辈分上看，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女佣人经常带着她到张人骏家中串门。每次张爱玲都要先被带到一个光亮的小房子里，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房中的藤椅上，拿着线装书默默地看着。

小张爱玲脆脆地叫一声“二大爷”，张人骏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认了多少字？”这时候，张人骏便会让张爱玲背诗，她就很愉快地背诵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知半解的唐诗。而每次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张老爷子总会黯然流泪。而那时的小张爱玲并不知道，老人的眼泪为何而流，直到后来才慢慢了解。

张人骏的孙女，比张爱玲要大十几岁，长相清秀，戴着厚眼镜，张爱玲叫她妞大侄侄，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妞大侄侄嫁给了一个患有肺病的穷亲戚，生下的孩子也患有肺病，生活很不顺利。

随着张爱玲姐弟俩渐渐长大，家里还给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学习生活也比较枯燥。在读到“太王事獯于”时背不下来，张爱玲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最终记住了。那段时间，她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更苦恼的是，父亲还会不定期地抽查。

在天津度过的童年生活对于张爱玲来说印象深刻，这是她印象里的第一个家，也是她一生传奇的开始。

3.父亲出轨，母亲赴欧留学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某些习俗，可以在某个角落里繁衍日久，迄今不绝。事实上，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在一夜之间停下脚步，它始终会以自己的节奏影响世人。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往往是那么强大。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转型时期的豪门二代，出身无用了，失去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中众多孩子中的一个。虽然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即使能够照耀一下，却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难免令人沮丧。

众所周知，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也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在角落里，他们这些落寞的豪门二代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却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张爱玲，血缘的线，身世的锁，牵住了她，她虽然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仔细分析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他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他的一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幼时，张爱玲对父亲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便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末世人物有他们割舍不了的精神寄托，这份情感在外人看来总是可怜兮兮的，因为那毫无意义。虽然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但是终究没有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亏不起；当官，步入政界，更是不行。

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时代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等等。

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和母亲黄逸梵的婚姻是旧社会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这种婚姻在20世纪早期西方思潮从多个层面渗透中国之时，已经不再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中了。

作为遗少的张廷重，陈腐享乐思想根深蒂固于内心，事实上，他的思想大于行动，享受重于奋斗。没到天津之前，他还有在上海的兄长约束，可一到了天津，却是一点顾忌都没有了，于是便尽情地挥霍，这个遗少的生活重心被抽大烟和养姨太太占据了。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后改名逸梵），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她也是一位名门之后，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迎娶了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结婚成了家。

后来，黄素琼这位很有个性的女子，成为了张氏家族里的一个异数。她气质上很有乃祖之风，总是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大胆的选择，经常听人说“湖南人最勇敢”，她的人生轨迹毋庸置疑证明了这一点。诚然，母亲不妥协的性格，对张爱玲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素琼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张爱玲从小就听家人议论，说母亲素琼由于没上过学，所以是个大大的“学校迷”，然而上学的事，“在于她却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不过人生总有出人意料处，这个勇敢者后来不仅圆了上学梦，1948年的时候还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再次令人瞠目结舌。

在上个世纪初民智开启的背景下，像这样的女子，即使在历史上无名，也足以令人敬佩！显然，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就看不惯丈夫那种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过也干预过，但因觉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既然家庭生活不幸福，母亲也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在那段日子里，黄逸梵经常和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同逛街，大肆消费，挑选各种布料，回来后在大镜子前裁剪、比试。然而这时候，父亲张廷重会皱起眉头，在一旁小声嘀咕表示不满，然而由于自知理亏，也并没有太多勇气去斥责，只是怏怏不快而已。

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看着丈夫越来越出格的举动，已经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认为情况不能这样一直维持下去了，便向丈夫摊牌，郑重提出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明确禁止丈夫抽大烟和养姨太太。而张廷重是一脸诧异，断然拒绝了。面对如此不求上进、不知悔改的丈夫，黄逸梵认为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出走，成为娜拉，要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伤心难过的地方。然而这虽然只是一个想法，但黄逸梵心意已决，在她看来，剩下的就是时机问题了。

后来，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出国留学，母亲黄逸梵便以监护陪伴为名，顺理成章地偕同而去了。

临别那天，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伏在床上痛哭，弄得周围人不知所措。佣人几次前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起程了，她仍是哭，好像没有听见，不理会佣人。当佣人把张爱玲抱到黄逸梵面前，让她也帮着催时，黄逸梵的声音哭得更大了，似乎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泻出来。当时只有四岁的张爱玲显然被吓着了，但她却没有哭。后来，“寡情”的张爱玲回忆起那段生活，“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客观地讲，黄逸梵的出走与张廷重在外面包养姨太太有很大关系。那个姨太太是个妓女，名唤老八，其实比张廷重还大两岁，有着苍白的瓜子脸，相貌并不出众。

事实上，在母亲黄逸梵出走前，张爱玲也是见过这位姨太太的。那一次，张廷重要带着女儿去姨太太居住的小公馆，张爱玲觉得这是对母亲的不忠，拼命扳着门不肯去，还手脚乱踢。张廷重生气了，把她横过来猛打了几下，终于还是抱了过去。不过张爱玲倒也“入乡随俗”，到了姨太太那边，看见很多新奇玩意儿也就不闹了。而且由于姨太太的热情敷衍，那天，张爱玲很高兴，吃了很多糖，交流也十分容易。

悲哀的是，母亲出洋之后不久，姨太太就直接搬进了张家。一时之间，家里变得异常热闹，姨太太有很多名目的姐妹们，常常来家里举行各种宴会，而小小的张爱玲就喜欢躲在帘子后面偷看她们。成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对十六七岁的姐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留着长刘海儿，穿着一色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在一起，像是生在一起似的。

显然，常人喜欢关注的东西，张爱玲通常都是“盲视”，而那些普通人不在意的地方，张爱玲反而会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她真是注定要成为“天才”的。

这位姨太太，不知为何不喜欢小煐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吧。为了特别凸显这个态度，她就反过来抬举小煐，每天晚上带小煐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坐在桌边，小煐惊讶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她却能把一整块蛋糕全吃了。而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起盹，照例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才由仆人背着回家。

姨太太还为小煐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小张爱玲自然满心欢喜，毫不犹豫地答道：“喜欢你。”

对这件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仍感到“耿耿于心”，好像不该那样见利忘义，而且那是她当时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是啊，童年的小张爱玲毕竟是个孩子，如此童真童趣的她想必自己也会时常怀念的吧。

不过，姨太太毕竟是另一路人。她用了些心机，但终究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不仅如此，姨太太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后来，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张爱玲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从大门里缓缓出去，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而在张爱玲八岁这一年，家里陆续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让她的童年产生了更多波澜。

4.重返故土，到底是上海人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张廷重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据弟弟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大概是，父亲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实际上，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丢了这平生唯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一是对挽救这场婚姻还抱有幻想；二是出去久了，总还是思念孩子们。对张爱玲来说，回上海的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重回上海市，八岁的小张爱玲望着千种繁华的大上海，竟莫名地兴奋起来，或许她本来就属于这里。

不久，母亲黄逸梵回国了。在出洋的四年里，她学习了音乐、绘画以及戏剧等。虽然这些都并不是非常系统的学习，但却足以扩大她的眼界，增长她的见识。而经历的漂泊之苦，对于初出家门的新女性来说，也只有她本人深刻体会了。接到丈夫的信，黄逸梵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台阶，或许是淡忘了之前的家庭争吵，又或许是放不下一对儿女，总之她回来了。

母亲回来那天，张爱玲吵着让女佣给她穿上小红袄，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看来对于这个见面，她还是很重视的。可是黄逸梵一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一下子使得张爱玲很郁闷。然而不久，母亲就为她添置了新衣，把她打扮得漂亮极了。这时，父亲确实也想改好，他到医院接受治疗，戒除毒瘾。

张爱玲一家人又搬到了宝隆花园的一所欧式洋房里去住，那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客厅里铺着玫瑰红的地毯，椅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椅套。母亲还吩咐人给张爱玲姐弟俩重新装饰了房间，姐姐房间的墙壁是橙红色的，成年后的张爱玲仍记得这一细节，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温暖而又亲近。或许这种感觉是童年的她最需要的。总之，她对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她希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从小就希望。但生活对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显然并不眷顾，这也许就是一种令人扼腕神伤的宿命。

从这时候起，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了，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让她学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张爱玲后来曾慨叹：“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像一连串琶音一样，轻快、跳跃，新的、来自西洋的那种昂扬的浪漫气无处不在。家里的气氛也一下子变得欢愉起来，欢愉得有点不真实。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的伯母经常在一起谈笑，她们喜欢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张爱玲就在旁边看着，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这一段光阴是张爱玲童年时期最开心的日子。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小煐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后来，弟弟张子静撰文回忆：“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每读至此，都让人不胜唏嘘，这个天使仅仅就要求这些。这种快乐，张爱玲是要与人分享的。她兴冲冲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描述新房子、新生活，足足写了三页信纸，而且还配了图。可惜人家没有回信，可能是不喜欢她这样炫耀。

接受诸多艺术熏陶的张爱玲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充满着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一朵花，听妈妈说花的历史，她竟然掉下泪来。妈妈见了，就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而哭哟！”一被夸奖，张爱玲高兴起来，眼泪也没了，觉得很不好意思。然而现世终究难以安稳，这也是张爱玲所不能得的。

九岁的张爱玲，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了，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张爱玲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张爱玲深知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因此更加珍惜有母亲熏陶和陪伴的日子。也正是因为有母亲，张爱玲更加的喜爱这新居；又因为母亲从英国来，她又开始喜欢英国了，正如她后来的作品中所说：“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然而，“英格兰”如何就像“小红房子”？“法兰西”又如何像“浴室的磁砖”？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联想，便是张爱玲童年那倏忽一闪的天赋之思吧。

5.短暂幸福之后家真正破碎

世事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因此增加了许多不期而至的难题。张爱玲也遇到了同样不开心的事情。好景不长，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之后，父母的关系又开始变僵了。

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对张爱玲来说，父亲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恶之花”。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的爱与改变，他曾经对母亲发誓过要重新开始。可是时间让所有的海市蜃楼消失无形，也让所有的真相最终浮出水面。伪装总是坚持不了太久，原来的那个父亲又回来了，带着他的遗少臭脾气，打算想法子弄光母亲所有的钱。这个懦弱的男人只想到了这样一种可怜的维护家庭的方式，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张爱玲的母亲用自己的钱补贴家用，想着把她的钱花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

其实，张爱玲的父亲还没有不堪到挥霍无度的地步。他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无非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然而，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于是夫妻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

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

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张茂渊因为看不惯张廷重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黄逸梵同住了。

张爱玲对这一幕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佣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佣人们都害怕他，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住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

耳濡目染，在张爱玲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遗少脾气的男人都想法子弄光女人的钱。大概，在张家这样大的家族里，这样的男人并不少见吧。

在张爱玲懂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父亲、母亲、姑姑、弟弟还有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原本以为，母亲的回归会让“红的蓝的”家更加明亮。然而，父亲笼罩下的张家有一种阴暗的氛围，窗明几净的大房子，一点一点暗下去，暗下去……这里变成一座孤岛，四周是浩渺的海水，没有人烟，没有思考。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笼罩在父亲的家里，她失去的，不仅是母亲的爱，还有一瞬间已经占据她心灵的现代文明生活。

如今，已经无法分辨张廷重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对妻子的爱，还是一个贵族遗少的自尊心不能允许妻子做“第一代出走的娜拉”，或许两者都有吧。爱与恨，黑与白，是与非，并不似考题一般有着分明的对与错。生活中的事情，有着许多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张延重和黄逸梵之间的感情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难以言明。张爱玲的母亲冰雪聪明，自然很快明白了父亲的用意，所以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没有爱的争吵，每一句话都赤裸裸地伤害着对方。这段婚姻的不幸即将走到尽头。

还不到十岁的张爱玲，很早就领略到了无爱婚姻的不幸。幼小的心灵留下的童年阴影，让她对婚姻充满了恐惧与不屑。婚姻，不过是一种关系的象征，相较于这种象征，她更看重爱。

无休止的争吵终于结束了，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她和弟弟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大约在张爱玲的心里，虽然得不到完整的家庭的温暖，至少无须随时担心突如其来的争吵，这真的已经足够了。

父母的离异于张爱玲的生活是一个转折。从此，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家庭生活的色彩黯淡了下去。在母亲的家的映衬下，她感受到了父亲的家的束缚、封闭，她说父亲的家有一种颓丧的色彩。

而后，母亲再次离开去法国。张爱玲在当下其实并没有难过，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看她，她没有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很安然。一直等到母亲出了铁门，张爱玲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关闭了的红色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可还是漠然。站了良久，她觉得眼前的场景需要眼泪，于是眼泪来了。她在寒风中大声地抽泣，她哭给自己看。

从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的生活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是因为喜欢母亲生活里西式的气氛和情调，并不是一个女儿对妈妈的依恋。既然“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现在也不过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母亲这一次的短暂出现，不过是让家里旧式的窒息生活生出一种年轻人的夸张和激情。

她曾经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父亲与继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事实上，对于张爱玲而言，父亲的家是迟暮，母亲的家是晨起的第一缕阳光。自母亲回国后，张爱玲就是母亲式生活的忠实追随者。得到了复又失去，她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窗外的车水马龙，可她走不出去，只能转身面对浑噩的瞌睡、灰扑扑的旧照片，游走在阴暗与光明交界的边缘。不过，她一直深深记得，母亲是含恨远游欧洲的，红色铁门外边，她离去的背影孤独而落寞。

6.十岁才入读新式学堂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着吃吃喝喝、懒懒散散的生活，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一天天地打发着。有时父亲高兴了，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种时候并不多，更多是呵斥打骂。

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黄逸梵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重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女儿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但父亲张廷重坚决不肯，倒也不是心疼钱，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有一次，黄逸梵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她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黄氏小学，想来个木已成舟。因为她先前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十岁了。

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逸梵愣住了，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可能觉得女儿原本的名字太土气，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黄逸梵还是没想好，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以后再好好想想。她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很明显，黄逸梵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她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其实黄逸梵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每每想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最终都放弃了。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在文章中，她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

事实上，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应该说，在这所小学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张爱玲是住宿生，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相反的，弟弟张子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姐姐去了学校，所以多数时候，张子静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

读小学期间，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聪明善良，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面对两个人的背叛，素贞伤心欲绝，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写完后，张爱玲很得意，还拿给母亲看。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而且还具体指出，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这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的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过一如后来一样，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

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后来，张廷重重新为儿子张子静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张爱玲每次回家，都要和他谈天说地。

有一次，张爱玲从父亲的书房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由于里面的妓女都是用苏州方言讲话，她就缠着朱先生解释。朱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起来，姐弟俩大笑不止。谁又能料到，许多年后，在美国的张爱玲居然翻译了这部小说。

再后来，1931年夏，天分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文学才女的传奇之路便渐渐开启了。

7.童年是什么

有人说张爱玲是没有童年的，她一起步就是少女。话虽偏激，却也有洞见之处。从小，张爱玲就与同年龄层的孩子不一样，显示出了独具特点的早慧气质。

“抓周”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习俗，要求小孩子过周岁时在一个盘子里抓起一样东西，根据这个来预测其将来的命运和志向。张爱玲也经历过这个东方仪式，令大家扫兴不已的是，在众多的备选物品中，张爱玲的小手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而唯有自己的老女仆坚持认为她抓起的是一支笔。以致后来张爱玲也笑称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钱，她毫不掩饰地表示，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或许这一切都源自“抓周”仪式上的那个命运女神的神秘微笑。

三岁就能背诵唐诗的小张爱玲，常引得亲友们的称赞。七岁时，她便开始尝试写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就跑去问厨子怎么写。但小孩子往往是没有耐性的，写着写着就没了心思，没有坚持下去。

同时，她又对历史题材发生了兴趣，于是就写起了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白处写的，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张爱玲用毛笔写满了一张。一个亲戚见了，逗笑着说：“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自然是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小说也就无疾而终了。

在天津，有一年大年初一，保姆没有叫醒张爱玲迎接新年，放完鞭炮她才醒。那一次，张爱玲哭闹得很凶，后来她回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然而，母亲在天津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因此经常和姑姑逛街、买衣服。她们喜欢在镜子前试穿衣服，虽然父亲对此很反感，但张爱玲喜欢。她在旁边仰着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也憧憬长大后能像母亲那么漂亮。

那时，她就确立了“理想”：“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从小，张爱玲就是孩子王，她喜欢自己拿主意，作出决定。

有一次张家请客，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也带了很多孩子。舅舅黄定柱家来了很多女孩，另一个亲戚家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很可爱。张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见此情景，楼下的男孩们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有好几个表姐都比张爱玲大很多，但张爱玲却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

姐弟俩在一起玩的时候，姐姐也总是负责指挥的。多年后，张爱玲还撰文回忆：“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写作，后来，看见姑姑弹钢琴，她就感叹了一句：“我要是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只是无心之语，一旁的母亲倒是有心之人。为了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母亲连忙送她去学钢琴。母亲对她说：“既然是一生一世之事，第一要知道怎么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的，没洗过手不能碰。”母亲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钢琴上面的灰尘，并带她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

张爱玲从小接受的物质和文化似乎和同龄人是不同的。她一直在追逐和学习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然而，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两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是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二十五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尤其是散文《烬余录》，更是坦率地表露了大学时代的她，在香港沦陷时期的“自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