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0年代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

虽然日本汉学和支那学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社会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代替学界研究现代中国的是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被称作“国策研究机构”，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机构所做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被称作“中国通”的人从事现代中国研究。“中国通”在当时被称作“支那通”，是一个有歧视性含义的称呼。而对“支那通”的歧视其实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的蔑视之上。被称为“支那通”的这群人包含形形色色的人，有军人、媒体从业者、商人，也有留学生，可谓人数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敏感地捕捉巨变中的中国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特别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这些“中国通”不再满足于仅仅向日本国内介绍中国的现实，也尝试从专业的角度去解读现代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一方面集大成的代表作是由波多野干一主编、创元社出版的《亚洲问题讲座》。由于他们和中国文学研究会并无太大关系，在此不进行介绍。下面将重点介绍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有关的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三个机构。

学界不关注同时代的中国，与之相对应，在战前的日本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也以英语、法语和德语为主，汉语（在此指现代汉语）学习并不在学生们的第一选择之内，如果要学汉语，就必须上商业学校或是私立的语言学校。这样一种外语教育政策本身就意味着现代中国不是日本文化所要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一个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的对象而已，因此可以说在战前日本严格意义上的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并不存在。但是这一情况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军队惨败，中国成为世界列强蚕食的对象，为了对抗俄国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近卫笃磨等人提出了“支那保全论”和“日支提携论”，此主张一经提出，日本社会对同时代中国的兴趣明显高涨，出现了各种研究中国的机构。这其中就包括东亚同文会。

1898年11月，在近卫笃磨的倡导下，长岗护美、陆羯南、犬养毅、谷干城、岸田吟香、根津一等人发起成立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原东亚会的成员有很多都和康有为、孙中山有联系，政治色彩较为浓厚。而原同文会则更多关注中日间的经济协作。最终，通过近卫笃磨的协调将合并后的东亚同文会的纲领定为：一是保全支那；二是帮助改善支那以及朝鲜；三是研究支那以及朝鲜的时事并付诸实施；四是唤起国民议论。

东亚同文会在教育方面的最大投入也是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南京同文书院成立，由根津一任校长。南京同文书院是为了实施东亚同文会向中国汉口（后改为上海）和广东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而成立的。后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同年8月将学校迁至上海。1911年5月并入刚成立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要旨是：讲中外之实学，教中日之英才，树中国富强之基，固中日辑协之根。期之所在保全中国，策定东亚久安，立宇内永和之计。按照此要旨，学校建立之初设政治和商务两个专业，1914年又增设农工专业，该专业还下设中华学生部，招收中国学生。1921年东亚同文书院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指定学校，1939年升格为大学，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该校随之关闭，而原东亚同文书院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回到日本后成立了现在的爱知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有两大特色引人注目：一是重视基于儒学的精神教育；二是强调书院学生的学习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深入中国民众，感受中国民众的气息。这也就是书院的学生在毕业前夕都要进行“调查旅行”的根本原因。

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起源于书院成立之初，当时日本外务省受英国之托派遣书院学生就俄国对中国内地的渗透状况进行调查。承担这次调查任务的是书院招收的第二届学生，他们一直深入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并带回了详细而完整的调查记录。日本外务省为这次调查支付了3万日元的酬金，这也成为书院学生进行调查旅行的原始基金。从第5届学生开始，书院的每届毕业生都要在毕业前一年的夏天申请中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到中国内地进行调查旅行。调查旅行成为书院学生的必修科目。这项调查旅行从1904年开始持续近40年，参加的学生达4000余人，调查路线约700条，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对特定区域所进行的最庞大的地理调查。调查报告即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学校还要求学生自费出版这些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学生们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按规定还要写日志。所谓日志近似于流水账性质，主要记录每天都去了哪儿、怎么去的、看到了什么、见了谁、吃了什么等看似很琐碎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些流水账成为观察当时中国的绝好记录。这些记录不是学者能做出来的，也不是“满铁”调查部能做出来的。学生们的这些调查报告后来结集成《支那省别全志》（18卷）和《支那经济全书》（12卷），由东亚同文会出版。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战前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最基本的资料。

虽然东亚同文书院被视作日本培养“中国通”的间谍学校，但不能否认的是东亚同文书院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才。学院的中国教授王学文本身就是中共特科成员，他在书院的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侵华日军中开展工作，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西里龙夫曾因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散发传单被捕。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后来都因为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而被捕入狱，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获得自由。日本战败后他们都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中坚。

继东亚同文书院之后登场的就是1907年成立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06年11月“满铁”正式成立，1907年4月调查部成立。“满铁”总部由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地方部和调查部组成。调查部位于大连“满铁”总部之内，该调查部的成立与“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文装武备”的意志息息相关。所谓“文装武备”即是“以文治设施应对其他来者的侵略，一旦形势危急之时配合武力行为”，也就是说殖民地统治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是要善用教育、卫生、学术等广泛的“文治设施”，如果能够通过这些文治设施笼络当地的民心，殖民地的人民便会对日本产生敬畏之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日本抵抗外族的侵略，而文治设施的核心就是调查机构。“满铁”调查部因袭了后藤在台湾任总督府民政局局长时期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其调查负责人为他在台湾时期的智囊冈村参太郎。冈村参太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研究生院，后留学欧洲，回日本后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从冈村参太郎的履历看，他的调查学术性质还是颇为浓厚，在此意义上，“满铁”调查部的调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质。但是“满铁”的性质则决定了“满铁”调查部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研究组织。因为“满铁”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营铁路为主业的营利性机构，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充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理统治机构。调查部成立之初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般经济调查；风俗习惯的调查；保管图书。也就是说“满铁”调查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志方面进行基础调查和研究。但是其后随着后藤新平及其继任者中村是公的离任，调查部的活动也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低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应对苏俄的建立，“满铁”调查部重新开始活跃，而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日益扩大，“满铁”调查部的调查范围也随之扩大到中国全境，调查部的人员和规模也不断扩大，“满铁”调查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支那抗战力调查”和“日满支圈通胀调查”即是这一庞大智库的调查成果。

“满铁”调查部在不断进行其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关的军事情报收集的同时，调查部内部也进行情报分析和整理等活动，为了完成这些工作，调查部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各有不同，在调查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类似“自由主义”的氛围。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对思想和言论的管控也不断升级，一些在日本国内无法立足的自由主义者和曾经的左翼运动参加者也纷纷加入调查部，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调查部内部出现了以大上未广为代表、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的“经济调查派”。因此，“满铁”调查部成为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宪兵的眼中钉，分别在1942年9月和1943年7月以有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嫌疑为由对调查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搜捕，总共有44名调查员被逮捕。这两次搜捕行动被称为“‘满铁’调查部事件”。事件之后，调查部规模也随之缩小。1943年第二次搜捕后，调查部与其他机构合并改名为调查局。“满铁”调查部的调查活动事实上宣告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本战败投降，“满铁”职员回到日本面临再就业时，原调查部职员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各高校，成为大学教师，承担起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工作。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会旧同人、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小野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承担了日本学术体制外的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工作，到了1938年，在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又出现了一个有着军方背景、以中国研究为重点的机构——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是由当时的陆军中佐池田纯久提出建议、日本陆军和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设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其目的是效仿“满铁”调查部，建立一个囊括研究中国、苏联远东地区、东南亚、中东和东亚的全亚洲研究机构。虽然东亚研究所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但是如果具体看一下其组织架构图，就会发现中国研究是其重中之重。在其组织架构图中，清楚地表明了东亚研究所对中国进行全面而细致研究的构想。在其下属五个部中，第三部中国部是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部。东亚研究所又被称为“幻影研究所”，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其存在时间极短，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这个研究所实际存在仅8年，因此很多研究活动并没能大规模展开或者是中途遭到挫折陷入停顿；二是因为东亚研究所是为了完成所谓“大东亚战争”而成立的政策研究、调查机构，为达此目的几乎动员了所有日本国内与中国、亚洲研究相关的大学、研究所、调查机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调查人员，因此有很多研究都是在极其保密、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研究所的一切资料都被禁止携带出研究所，研究结果也处于保密状态，甚至是研究所的职员名单也属于机密，所以时至今日，东亚研究所仍是一个谜；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东亚研究所的高层在日本战败之前就已经知道战败不可避免，所以早在战败之前就秘密销毁了大部分的资料，而且这些高层中的一部分人害怕战后遭到清算，很早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今天对于东亚研究所有所了解的人少之又少，而相关研究资料也很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