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弗洛伊德的文化批评话语

精神分析学成为普遍性理论话语，在于其跨出了医学的领域，成为阐释人类心理、行为和文化的基本方法。成为文化哲学的精神分析学，才具有了引起广泛共鸣的素质。作为文化哲学的精神分析学也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开始的。弗洛伊德写作了《集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为什么有战争》《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中，运用精神分析学阐释了群体心理、原始宗教、神话、宗教、战争、文明等人类文化现象，展现出宏大的、囊括一切的气魄。

一 两种文化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是其文化观的基础。作为人格结构的两极，本我与超我对应着文化的基本结构。弗洛伊德直接用其来解释文化二元构成。二者有一个冲动和压制的对立冲突。弗洛伊德就是由这条线索探讨了文化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文化和文明是一体的。何为文化？文化这个词描述的是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彼此无关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控制发展起来的知识和能力；二是人类管理自身发展起来的规章制度之类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可见，弗洛伊德的文化观，与人类学的观点是很接近的，也就是文化包含了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成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一）爱罗斯的文明：与个体敌对的文明

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文明是在对人的本能的克制下发展起来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但是文明经常对本能加以束缚和压制。人的内在欲望成为文明发展的原动力，适应本能的多样性，文明也获得了多样的形态。文化就是在与本能的悖论中发展起来的。“爱欲和需要变成了人类文明之母。”但是本能的存在导致“每一种文明都是建立在迫不得已的工作和本能克制的基础之上”。人类天生就有内在需要，弗洛伊德称之为心理“贫困”，但是文明禁律的存在，会导致本能某些方面得不到满足，这就会造成“挫折”。人类心理的这些挫折就导致了个体与文明的敌对。“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一个对象，但每一个人实质上又都是文明的敌人……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是源于迄今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的不完善。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立足于对本能的克制和强制之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倾向。”个体与文明的敌对，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文明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负主要责任。”文明是人类痛苦的原因。弗洛伊德分析了人们为何对现有的文明不满和谴责，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基督教对世俗生活的贬低；其二，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对原始民族的误解；其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物质财富的丰富并没有使人更加感到幸福。

这种强迫性的文明就是现有社会存在的不完善的文明。弗洛伊德指出，现有的文化都是压迫与被压迫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在限度内，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压迫，促使被压迫者的贫困增长，被压迫者就会反对文明禁律的内化，反对这种文明自身，想摧毁这种文明。超过这个限度，文明就会崩溃。弗洛伊德对阶级社会不完善的文明提出了严肃批判。“一个使这么多人感到不满、并驱使他们起来造反的文明社会，既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前景，也不应该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希望。”使大多数人内心贫困、得不到满足的社会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弗洛伊德从人类心理得出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个体和文明的敌对，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文明完善了，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改变。而现有文明并不完善，其强制性是必不可少的。“强制在文明的实施过程中是不能免除的，但这种特点本身却只能是文明制度的缺陷所致，由于这些缺陷才使人类极端痛苦，充满仇恨和难以接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免除这种强制性。从童年始，人们就开始遭受这种痛苦。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设想出从童年开始对人类产生良好影响的规章制度，人类目前所受到的教育无法实现这种转变。

虽然弗洛伊德提出文明与个体的敌对性在现有文明中不可消除，但是也提出一种文化理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理想给文明社会的人所提供的满足是自恋性质的满足……要想获得完全的满足，就需要对旨在取得不同的成就和达到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凭借这些差异的力量，每一种文化都有权蔑视其他文化。这样，文化的理想就成为不同的文化社会之间产生不和和仇恨的一个根源。”理想给人提供的自恋性满足。在同一种文化中，文化理想能为该文化内部的成员所共享，从而削弱文化内部的敌对力量。在不同文化中，理想就有不同的表现，或者能满足不同的本能力量。因此对于不同文化的综合比较中，就会相对获得较为完全的文明，从而让人尽量得到满足。

（二）哈德斯的文明：对死本能的限制

文明展示的是爱欲与死亡、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史。如果说生本能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文明就是一个服务于爱欲的计划。那么死本能作为人类的一种否定性的本能，则是在反对这个计划。文明的发展伴随着对死本能的约束。爱本能和死本能并不是独立的。在文明的发展中，“这两种本能很少——或者绝不会——相互独立的出现，而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大不相同的比例互相混合着”。二者的混合很难让人分清楚。施虐狂就是一种混合性的性本能，是破坏本能和爱欲的混合；受虐狂则是性欲和指向自己的破坏欲的混合。

死本能也需要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框架内获得解释的理由。死本能存在于本我中，以攻击性和破坏性为常见表现。死本能的满足就伴随着一种强烈的、自恋的快乐。这是满足了最古老的、全能的愿望。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是文明发展的最有力的障碍，也是促进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文明要控制死本能带来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从个体的心理发展角度看，死本能指向自我后，实现了死本能指向的转移，自我中就具有死本能的存在。这样，自我的这部分就与超我构成一种对立关系，超我控制自我中的死本能。“文明通过使这种紧张减弱或消除这种紧张，通过在他内部建立一个机构来监视它，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的驻军一样，从而控制了个体十分危险的攻击性欲望。”在超我和进入自我中的死本能之间的这种紧张在内心形成了罪疚感。罪疚感害怕失去爱，有两重根源：对权威的恐惧和对超我的恐惧。也就是说，罪疚感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重根源。罪疚感背后是冲突的矛盾心理，代表了爱欲和破坏本能或死本能之间的永久斗争。害怕失去爱，又想获得原始本能的快乐，二者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矛盾是无法化解的。

罪疚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基督教的救赎论。与个体一样，文化中也存在着超我，有严格的理想标准。文化超我就是一种理想，它发布一个命令，但不会管是否会实现，靠的是社会的仰视和称赞来完成。由此弗洛伊德指出，“罪疚感是文化进化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说明文明进步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丧失幸福为代价的”。文明的发展程度就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人类的死本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为准则的。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进步是以丧失幸福为代价的；文明与人的幸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作为“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文明又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当我们公正地发现，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的错误如此不适当地满足着我们对生活计划的要求，使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的那些要求，而且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本来能够避免的痛苦——在我们尽全力用我们严厉的批评来揭示其不完美的根源时，我们无疑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不是在表明我们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能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明将发生变化，文明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再也不愿受到我们的指责。”个人并不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只是希望文明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当前的文明状态却并不能满足人类的要求，从而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这就需要精神分析学对此文明状态加以诊断。在《文明及其缺憾》的最后一章，弗洛伊德提出了这种诊断方法“如果文明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有如此广泛的相似性，如果它也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有些文明系统——或文明时代——甚至可能整个人类，就会在文化欲望的影响下变成‘神经症患者’，难道这个诊断不合理吗？对这些神经症的分析解剖就可能引起自以为很有实际意义上的治疗上的建议”。这种方法并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实际意义的。弗洛伊德希望有一天有人会敢于提出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病理学。实际上，弗洛伊德自己已经提出了这种诊断社会病理的文化学，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其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开出了自己对社会文化的诊断书，如霍妮、弗洛姆等，这些是和弗洛伊德这个思想一脉相承的。

二 图腾论

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人类学常常涉及的一个主题：图腾。他把儿童对父亲的矛盾态度与原始部落对图腾既崇拜又恐惧的矛盾态度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这样写道：“假如图腾就是父亲，那么，图腾观的两个主要制度也是由两个禁忌所构成主要禁忌（其内核是两条塔布禁忌：即勿杀图腾和勿与同一图腾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正好与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这两大滔天之罪，与儿童的原欲吻合了。”图腾禁忌的两方面恰好契合俄狄浦斯情结的两方面，弗洛伊德就很自然地将其二者联系在一起也是合理的。接着，弗洛伊德讲了一个人类早期的故事。在人类社会早期存在着这样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驱逐了他的那些已长大的儿子，将所有女性都据为己有。但是，暴力的父亲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这一切都结束后，儿子们并没有轻松起来，而是内心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于是，他们制定和执行两条戒律：其一，祭祀象征父亲的某种动物图腾，禁止无故伤害；其二，大家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这两条戒律就形成了原始图腾崇拜和族外婚制。由此，在精神分析的体系中，图腾变成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社会文化中的延伸。

三 作为幻觉的宗教

弗洛伊德是无神论者，具有现代科学精神。“弗洛伊德把同宗教的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作斗争视为己任，他尤其不能容忍教会人士蓄意侵犯个人精神自由和人权的行为。”但是，弗洛伊德非常重视宗教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存在于它的宗教观念中。因此，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宗教进行了分析，从而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宗教观。

弗洛伊德首先探讨了宗教的来源。他认为，神不过是童年原型的延续，个体童年时期无助，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而神灵则是人类幻想中的父亲。“人类对自己童年的孱弱无助和人类整个种族的童年孱弱无助的回忆材料也导致这些观念的产生。显而易见，占有这些观念就会在两个方面保护人类——使人类免遭自然和命运的危害，和使人免受人类社会本身所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更高尚的目的……这个目的预示着人性的一种完善……这就是精神提升和升华的目的……这些是神圣存在的属性……通过人与上帝的关系，就能重新找到童年时儿童与父亲关系的那种亲密性和强烈性。”个体和种族的童年都是软弱无力的，在强大的自然力量、社会力量之前显得非常渺小，他需要找到一个强大之物来保护。“宗教就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儿童的强迫性神经症一样，它也产生于俄狄普斯情结，产生于和父亲的关系。”童年时期，父亲就是这个意象。而作为种族也需要一个父亲来保护，这就是神灵的出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里，宗教就找到了产生的心理依据。他指出宗教的神灵有三个责任：驱除自然的恐惧；使人适应残酷的命运；补充文明生活带来的痛苦和贫困。神灵使人类免除了对自然无知的恐惧，对命运的迷茫和对痛苦的深切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宗教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保护伞，让人类能以安全的心理存在下去。

儿童对父亲的态度具有特殊的矛盾心理色彩。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既害怕又敬佩，在父亲面前永远无法长大。与之类似，宗教给人类带来的也是让人类在神灵的“父亲”面前患上了幼稚病。当然这种心理幼稚病是一种群体癔症，宗教以此让许多人免除了个人神经症。通过这种方式，宗教成为人类获得幸福的途径之一。虽然免除了个人的神经症，但是集体产生了一种幼稚病。这种幼稚病让人类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只能生活在宗教所建构的幻境中。如果这种幼稚病不能克服，人类便会永远停留在幻觉中，不能面对现实。这种状态当然是不可能的。不面对现实，认识不到宗教的幻觉型，人类就会失去了前进的勇气。就像一个离不开父亲的孩子，永远无法长大。

宗教观念体系是由文明社会传递到每个人的身上的。宗教观念虽然重要，但是其缺乏可靠性。弗洛伊德清醒地意识到宗教观念的幻觉性，人类不可能一直患有幼稚病。他相信，“幼稚病是一定能克服的。人类不可能永远是孩子；他们一定会过‘充满敌意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现实教育’”。人不相信宗教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能量集中到尘世的生活，从宗教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一种没有压迫的文明。这才是弗洛伊德的理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凡是他的愿望所无法达到的东西，或者对他禁止的东西，人类就归因于这些神。因此我们可以说，神祇是人类文明的理想。现在的人类已经非常接近实现这个理想，人类几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神……今天的人类虽然和上帝相似，却仍然并不幸福”。在当今科技极大发展的年代，人类越来越强大，原先没有获得满足的愿望大部分都实现了，但是内心仍然无法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可见，无所不能的神也并没有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内心的幸福在于人类自我的成长。弗洛伊德的这种思想迎合了当代反思宗教的潮流，他从精神分析角度反思了科技文明仍然无法解决人类的信仰等根本问题。人类的信仰问题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克服自身的幼稚病，而不是追求单纯的外在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