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作为温州人，笔者对自己家乡的变化和发展自然会有多一份的关心和牵挂。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情，笔者试图不断地去研究它和理解它。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发展在全国一直备受关注。这些关注有时候是批判性的，有时候是建设性和褒扬性的。这说明温州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畅，而是有起伏颠簸，之后却总会延续快速发展，让其他地方羡慕。可是2008年以后，温州的情况并不像以前，受其他地方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去温州参观学习的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于是，有个别有名的经济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电视上出名的经济学学者断言温州没有出路。这引发了温州一些学者和官员的反驳和愤慨。确实，在前几年，温州人和温州似乎面临干什么都不顺的困境：山西整顿煤矿秩序，温州人据说亏了800亿元；俄罗斯打击清关（灰色进口）行动，温州商人的商品被没收，损失惨重；国家调控房价，温州房市跌得厉害，成为全国2013年和2014年唯一一个房价垂直下跌且跌幅过半的城市；加上金融危机，少数温州商人玩起了“跑路”，甚至跳楼自杀（实际上跑路和自杀的情况不只发生在温州，其他地区也存在，只是温州更为显眼一些）……温州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度跌入浙江各地市排名中的倒数几位。人们不禁会问：温州怎么啦？温州人怎么啦？国内外媒体纷纷关注。尤其是温州的一些本地学者和官员开始忧心忡忡地说，温州出问题了，温州失去了活力，但又找不到对策和出路。他们的危机感陡然而生。最近两年，温州发展又好像缓过劲来了，出现了“触底反弹”迹象，但是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劲。这似乎跟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态势同步。然而，如果以前温州是个“优秀生”的话，那么现在为什么却不能再做“优秀生”呢？尽管当前全国经济趋缓，但依然还是有“优秀生”存在，为什么温州却不再是“优秀生”，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生”，甚至是一个很一般的“普通生”呢？也许任何经济体不管大小如何，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的“优秀生”身份，温州这么一个小经济体也是如此。但有研究认为，温州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可能确保温州经济的长期活力。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什么？就是靠亲戚朋友和家族等社会关系网络来经营的经济（史晋川，2004）。这里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温州发展趋缓，是不是与温州人的生活方式直接有关？如果是，那么温州人是不是就没有能力突破原有的生活方式去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当然，本书并不是来回答和解释温州发展趋缓的原因的，而只是想展示温州人究竟有多大的自我提升能力，温州人在碰到困境的时候是怎样突破的，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这里涉及人的行动与结构的张力问题。对此，社会学历史上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唯名论观点，认为不存在社会实体，只存在每个个体，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行动主体，不受结构限制；另一种是唯实论，认为社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个人是受社会制约的。按唯名论的观点，温州经济发展趋缓，是跟温州人的所作所为有关；而按唯实论的逻辑，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导致的。事实上，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能把一个地区的发展缓慢都归咎于个体行为，也不能完全认为是社会整体所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当复杂：社会确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自由行动，但个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作为和影响。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行动和发挥作用。而其中最经常采取的行动则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发挥作用。所以，看温州发展的趋缓，既要从温州人的行动上去分析，也要从结构层面去探讨，才能找到问题的实质原因。这里并不是去讨论温州人在温州的行动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而是要从温州人在其他地方的行动以及他们如何取得发展入手，看能否为解释温州发展趋缓提供另一种不同的视角？能否去更好地理解温州人的行为？能否更好地提升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最近看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死的中国人》一书，从中获得不少启发。该书作者是两位意大利记者。他们对意大利的中国人有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调查。他们在书中谈到，一开始他们对那些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很反感，有很强的偏见，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那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与意大利人的过去没有什么差别：“反射的是我们这种类型，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身影。”“特别容易打动我们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那种乐观精神，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你有强烈的欲望。包括从遥远的浙江农村出发时只有一个纸箱；四十年后，带钱回去买下一座摩天大楼。他们把遇到的困难看作是一时的，就像身体有时会头疼脑热一样，而不是瘟疫。如歌德所说，强者并不是那些从不跌倒的人，而是那些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人。”（拉菲尔-欧利阿尼、李卡多-斯大亚诺，2011: 1～3）作者刻画的这群人大多是从温州及附近农村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意大利的中国人，也就是温州人。温州人吃苦耐劳的名声已经得到远播。至少在作者看来，他们所碰到的温州人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和精神，不怕困难，而且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行为。所以，他们称其为“不死的中国人”。这些人不但赚到了钱，而且挽救了意大利水稻区的农业生产，也振兴了意大利一些不断衰落的传统制造业。所以，这两位作者从原来对这些温州人的厌恶，到后来对他们的赞誉，表明了温州人在意大利的行动可以改变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或者说影响到意大利的社会经济。

笔者对意大利的温州人情况也有所了解。当初在法国巴黎调查的时候，碰到一些在意大利有亲戚朋友的温州人，在他们的介绍下，笔者也曾跑到威尼斯和米兰，调查生活在那里的温州人。当然相对而言，笔者对巴黎温州人的了解更多一些、更深一些。1998年下半年，笔者有机会去巴黎对移居他乡的温州人进行深度的实地调查，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出版了《巴黎的温州人》一书。当时笔者关注的人群跟这两位意大利记者所关注的人群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特性。笔者虽然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这群人具有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曾经拥有但已经流逝的那种精神和勇气，但确实曾为我们的温州老乡在异国他乡那种孜孜不倦、辛勤劳作的创业劲头而自豪。笔者还非常清楚记得，凡是笔者接触过的、调查过的温州人都有过非凡的经历和坚韧的奋斗精神，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怕吃苦、不停劳作。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精神是否犹在？他们是不是如在温州本地的人那样也面临困境？他们有没有创建新的生存和发展形态和路径？如何看待他们这十多年的变与不变？从这里能否找到可以为温州摆脱发展困境的一些启示？

二

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否有研究价值？关注这些问题是否显得视野过于狭隘？任何研究不可能不去面对和解释现实问题，连现实问题都解释不了的研究和理论观点，是没有价值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冠冕堂皇的学术语言将自己的研究进行包装，而“过度包装”表面上好看，实际上根本没有实用价值，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学术浪费甚至污染，因此这种做法万万要不得。研究温州人，还是要从他们面临的问题谈起，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出一定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社会学视野不同于经济学视野，它更偏重于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组织、群体、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活动的观察、分析和讨论。在先前的研究中，笔者着眼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对巴黎温州人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以解释他们怎样在巴黎立足以及拓展他们的发展空间：以各种方式来到巴黎的温州人是如何在巴黎站住脚？如何展开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选择？如果从人力资源或经济资本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们几乎看不到温州人在巴黎生存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国内教育，又不了解法国社会；他们举债来到巴黎，偷偷地给他人打工，缺少经济资本，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又能在五年或十年内实现从打工者向老板的角色转变和职业升迁呢？他们为什么有与中东和非洲移民很不相同的表现呢？许多中东和非洲来的移民不但不能实现从打工者到老板的转变，而且连工作都找不到。所以，不少中东移民和北非移民处于失业状态。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很少看到温州人中有谁失业的，而只看到一些人工作辛苦一些、工资低一些，然而他们都有强烈的动机和愿望，希望早日当上老板。那么，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问题：温州人为什么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又是到哪里找到工作的呢？法国公司不会像歧视非洲和中东移民那样歧视温州人吗？实际上，巴黎的温州人大多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找工作，而自己圈子里有很多人当老板，这些老板之前也是打工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没有很高的人力资本，也没有很强的经济资本，却能将自己拥有的传统社会资本功能发挥到极致，通过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有效的转换，借助他们的奋斗精神这一润滑剂，得以构筑出他们在巴黎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世事沧桑，与十多年前相比，法国的经济乃至欧洲经济显得更没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整个欧盟拖入了经济衰退境地，至今还为欧债危机所困。这样的外部经济状态对温州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经营和发展呢？2013年笔者再去调研时，明显感受到那里的温州人在艰难地与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进行搏斗和抗争。有人反映说，巴黎温州人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处于亏本状态，市场很不景气。

与此同时，经历十多年，巴黎的温州人也出现代际更替，当初千辛万苦跑到巴黎打黑工、办店办厂的老一代似乎在渐渐退出，而年轻一代的进入将会给巴黎温州人这个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当初他们离开中国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水平还不很高，老百姓生活还相当困难。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国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这对巴黎的温州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当初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敢闯敢拼在国内外遭遇挫折的命运是否也在降临巴黎的温州人头上呢？巴黎的温州人又是怎样地看待、应对他们面临的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处境呢？带着如此多的疑问和思考，笔者于2011年和2013年两次返回巴黎，对温州人进行了总共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笔者觉得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理解和认识移民的社会融合路径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于是就产生了再次分析和探讨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呈现给读者的强烈冲动，并希望与读者一起分享和讨论。尤其是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社会总体氛围上出现越来越排斥外来移民的情况下，再来探讨巴黎温州人的新的社会融合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

温州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与其他中国人不同的独特性？而在独特性之外，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人的一些共性？其他地方的人对温州人的评价有着许多一致性：“精明、会赚钱”，“投机者”，“有钱人”，等等。当然，这里并不是想探讨温州人是什么样的群体。事实上，温州人内部也是非常多样的，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本书把巴黎的温州人作为移民来看待，探讨他们在异国他乡是怎样行动的以及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受什么因素影响）。巴黎的温州人，特别是第一代巴黎的温州移民，他们大都是在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中国人的烙印。从逻辑上说，巴黎的温州人作为华人的一个子群体，显然是华人这个集合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华人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共性。但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区域性因素的影响。比如，闽南人、潮汕人等都属于华人中有特色的亚群体，都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即使是特殊性，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特殊性在他们的社会融合中发挥作用的机理以及这些机理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事实上，本书所调查和研究的巴黎温州人既不能说在温州人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谈不上在中国人中有多大代表性，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定性的常人民族志方法，不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而是想通过饱和的定性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拓展法），从了解到的饱和状态中寻找一些机制性或机理性认识，来达成对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行为的理解。

研究巴黎的温州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或者说，想达成怎样的研究目的？笔者曾在2001年出版的《巴黎的温州人》中谈到过当时的研究目的，即同样的人群在不同制度（主要指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下是否会有不同的行为，或者说，制度对行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当时的研究发现是，虽然在不同的制度中，身处不同地方（如温州本地、北京、巴黎等）的温州人有着许多相似的或相同的行为方式，比如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都偏好于动用社会关系；又比如，他们都热衷于在一起做事（集群特征）；等等。但是，正如笔者曾预设的那样，不同的制度情境确实会影响人们的一些行为。当时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制度越不完善，那么社会关系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那里的温州人在寻求制度解决无果的情况下都会转向以内群体的方式去行动，强化了社会关系在他们中的作用。离开了这样的社会情境，在巴黎，温州人为了适应法国的制度和社会风俗、传统，确实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调整，他们知道法国有着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严格的执法程序，他们就得遵循，也会去遵守，否则会受到难以承受的制裁代价，所以他们在守法上会更为自觉一些，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被强制和威胁下的一种自觉，然后慢慢地变成真正的自觉。与此同时，他们相应地会减少对人际关系的倚重。当然，在这样的修正和调整中，他们看中的是自己在法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纯粹地迎合当地社会的习俗和传统乃至制度。这里有一个以我为主还是以他人为主的问题。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基本上采用的是以我为主的生存和发展策略。这是一种实用性或者功利性策略。但是，笔者还不知道，这种策略究竟能够维持多久，究竟会对他们在巴黎的社会融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他们在巴黎的社会融合，这种策略是不是中国人在海外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对理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着多大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代际更替，这种策略会不会改变，甚至被其他策略所取代，等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前一个研究重在比较同样是温州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表现以及影响因素。而现在呈现出来的研究是在上次研究基础上的跟踪研究，研究重点有所改变，即从原来不同体制下的行为比较转向关注对巴黎温州人与19年前相比而发生的变化。过去的19年为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巴黎温州人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时间和空间。笔者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一直跟踪着去研究和调查。总而言之，研究的目的和动力来自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也属于这样的科学认知活动。从先前的研究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巴黎温州人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行动者，而是有很强的主动反思、学习能力的，他们不会等待被动地被接纳，而会主动地去接纳移居国社会的一些规则、观念、生活，但这又是选择性的。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主动地去影响甚至改变移居国社会的一些观念乃至行为规则等。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去主动接纳、改变移居国社会，以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等，这就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

移民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流入地社会结成怎样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如同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族群经济理论、分层融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实际上，移民与流入地社会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一维性的，而是多维性的，而且每个维度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的。尽管美国号称自己是一个移民大熔炉，美国梦可以破除四面八方来客的文化屏障，实现民族大同，不同种族的人来到美国就是追逐这个梦想，从而被美国价值和文化所同化。可事实并非如此，也没有那么简单。美国梦对许多移民来说依然还是梦，20世纪60年代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迄今也还是梦。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就签署了“禁穆令”，并计划在美墨边界兴建围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美国的所谓大熔炉已经出问题，现在有不少美国中低白人害怕移民进来。他们之所以惧怕移民，原因很多，比如担心一些恐怖分子混入移民队伍，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许多中低阶层白人在过去的发展中没有获益，他们把问题归咎到移民身上，因此对移民产生排斥情绪。2016年进行的热火朝天的总统大选，虽然有所谓的社会主义主张赢得社会的热捧，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差距越来越大，引起选民的极度不满，于是转向社会主义。事实上，在日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中，身处底层的移民群体受到的社会排斥比中低阶层白人更大，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不是改善了，而是出现恶化。经过几百年的历史，黑人还是没有完全与白人社会实现融合，尽管美国已经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在美国依然保有自己的文化。实际上所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美国大多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特性。美国有意大利移民社区、波兰移民社区、唐人街、韩国城等，它们之间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特质。这些有自己族群特色的移民社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是不是一种满意的关系呢？

同样，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也有着不同的聚居地，展现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色。在巴黎街头，人们会看到不同肤色的人群，他们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过着自己的生活。这会让初次来到巴黎的人感觉到，巴黎是那么得多样，是那么得包容、开放、自由。有法国学者告诉笔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黎街头中国人很少，他每见到一个中国人就很兴奋，就想找他说中文，而现在巴黎地铁里，每节车厢里都有不少中国人，尤其是温州人，说着他们都听不懂的温州话。他说，巴黎就是这样的城市，只要你能在那里待着，尽管你是非法的，却依然有生存的空间。此言不虚。在巴黎的21区、19区、93区，集中了大量中东、北非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在地铁出入口一带兜售服装、首饰品等。中国人（尤其是本书所研究的温州人）则集中在巴黎3区庙街、11区伏尔泰街、19区与21区交界的美丽城、93区的奥贝维耶勒一带和13区（13区集中了20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逃难到法国的潮汕人）。同样人们会问的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是不是令人满意的？

实际上，20世纪被称为欧美国家的移民世纪。在这个世纪中，移民问题一直是欧美国家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因21世纪到来而得到化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2001年美国发生的“9 ·11”事件，以及过去十多年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城市，乃至北欧瑞典、挪威等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特别是2015年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的上百万战争难民以及巴黎恐怖枪杀事件进一步催生了移民问题的敏感性。移民问题跃升为当今欧美各国最敏感、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移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发因素。进入2017年，法国、德国选举正激烈，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移民问题，排外的右翼政治势力借此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治走势中可以看出，移民与移入国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和谐、满意的状态。

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在一起如何相处？他们相处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移民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权利？移民的到来究竟影响到移入国社会什么样的关系和秩序呢？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移民理论。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移民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和政治议题，困扰着很多发达国家，成为这些国家政治斗争的焦点。一些政客乃至媒体经常渲染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但他们看不到移民为发达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通过移民涌入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当然，有一些美国人会说，世界英才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美国有着优秀的文化和制度。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进入，美国要自己培养英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经费，甚至不一定能做到。同样，其他发达国家渐渐地发现移民的贡献。因此，世界各国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国家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各国争先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他国人才为己所用。但是，问题在于，伴随英才而来的还有大批非精英移民，他们也是追随发达国家的富有生活而来的，他们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所急需或需要的，甚至被发达国家的右翼势力视为抢饭碗、增加发达国家福利负担的一群人。“报道集中于负面新闻，强化寻找庇护者是一种威胁的观念，认为它们将夺走‘我们的’工作，并成为社会负担。”（罗斯玛丽·塞尔斯，2011: 8）所以，不少发达国家都有鼓励技术和专业人士移民而限制体力劳动者移民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和做法。欧洲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了零移民政策。但是，这样的限制并没有达成决策者的所愿和所想。“只有那些具有发达国家合意之技能的人才能跨越发达国家的边境，还有一小部分能为难民身份提出无可辩驳的理由。但是大部分为了追求更好生活或维持经济生存打算迁移的人面临重重阻碍，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蛇头们，让后者帮助他们偷渡越境。”（罗斯玛丽·塞尔斯，2011: 5）发达国家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阻挡不住普通移民的脚步，尤其是当前，由于交通和资讯高度发达，普通移民出国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因此，发达国家的各种政策限制变得更难有效、更难实现。

伴随非精英移民而来的社会融合问题几乎成为20世纪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成为一些国家选举中的热门话题，欧洲一些极右政客以此获得了可观的支持。学术界对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早期的移民研究者极力主张，一个移民要想融入流入地社会，就得改变自己的价值、文化和生活习惯，要全盘接受流入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同化于当地社会和文化，才是成功的社会融合。这就是同化论的核心主张。同化论提倡者和主张者显然从作为主人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对待外来移民。在他们看来，移民是野蛮的闯入者，如果不做出改变，尤其是不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会给流入地社会带来麻烦和问题，因而会受到社会排斥。虽然这种理论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不时兴了，但是其思想依然在社会和政策上存在和流行。然而，移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同化的，而且并不是想同化就能同化。这里的原因很多，不可忽视的是，许多移民学习流入地社会文化的能力很有限，而且一个人不可能轻易改变已经内化了的文化习惯和价值。因此，真正被同化的可能性比较小，尤其对第一代移民来说更是如此。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是不是会被同化？看看美国的黑人文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移民会以不同方式集聚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亚文化。这样的亚文化自然会受主流文化影响，或者吸纳了不少主流文化的因素，但是一定会带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尤其是会保留许多流出国的文化基因，会派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元素。

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完全用同化理论的想法不可能去改造移民，于是他们转而去探索移民的实然状态，以及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交流与联系方式和机制。有研究者发现，移民文化并不是一种消极因素，比如，如果没有大量非洲黑人迁入，至少美国不可能诞生摇滚音乐，美国的体育也不会那么强大，甚至没有美国篮球“梦之队”；同样，法国足球队在世界上最辉煌的时候，其绝大部分队员是来自非洲国家的移民或他们的后代。因此，移民给流入地社会带来多元文化因素，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产生一些新的文化因子，使得流入地文化更具创新活力。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明确宣布实行多元文化的移民政策。多元文化理论认为，移民文化与流入地文化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的问题，它们各自的不同特色对对方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意义的，因此，会产生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效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多元文化，而且移民文化中也存在一些让其他族群无法理解的东西，使得流入地社会对移民文化产生误解、偏见甚至诬蔑等。欧洲某国有媒体曾造谣说中国餐馆爱用死人肉做菜，理由是中国人什么都敢吃。这样的事例同样在其他地方也不时发生。2005年7月7日伦敦交通枢纽发生爆炸后，有人开始质疑多元文化主义：“2005年7月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伦敦成功获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人们普遍把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归因为伦敦的多元文化主义，这是该城市在竞争主办权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主要特色。然而，第二天，4个英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青年在伦敦市交通枢纽地区引爆了炸弹，总共炸死52位市民。……该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国际迁移和种族多元化的担忧。”（罗斯玛丽·塞尔斯，2011: 1）显然，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不时发生排斥与反排斥、报复与反报复的冲突，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挑战。

但是，同化不了，多元也不行，那么移民的归宿又将是怎样的呢？移民在流入地应不应该享受公民权利呢？移民又将如何应对社会融合问题呢？理论又给予怎样的解释？有研究发现，移民在流入地社会的融入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是处于边缘地位，然后会分阶层地进入主流社会，实现社会阶层地位的改善和提升，当然这里会存在许多低层移民难以实现阶层地位的改善，从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和困境。斯波特提出的“少数族群经济聚集区”以及他和周敏（Zhou and Xiong, 2005）一同提出的分阶层同化（周敏，2013）等理论力图解释美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现象：少数族群聚集在一起，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是贫民窟，而是可以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有很繁荣的少数族群经济，比如纽约的唐人街、意大利城等。他们发现，有一些移民最先在少数族群聚集区生活，通过多年经营发财致富，然后搬离那里，进入主流社会。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子女的教育，慢慢地脱离移民圈进入主流社会的中上层等。这就是一种分阶层的融入现象。但是，这些理论依然没有解答，那些没有实现融入的，或者在聚集区也没有赚到钱的移民，他们又将会如何？他们依然会被视为社会的负担或者问题吗？会不会成为“怨恨的焦点和敌视的目标”（罗斯玛丽·塞尔斯，2011: 8）呢？与此同时，在该理论看来，只有那些进入主流社会中上层的移民才是成功的社会融合，但他们是否真的融入主流社会了呢？而那些依然处于下层的人难道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社会融合吗？如果说只有阶层地位的改善和提升，才能算是社会融入，那么显然处于底层的非移民的美国人在美国是否也属于融入不好的一群人，而且这样的融合理论与阶层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m）认为，用种族主义来解释移民的贫困是不够的。他专注于对美国城区黑人底层阶层的研究，在《真正的穷人》一书中对保守主义将黑人的贫困归咎于黑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内城区的黑人之所以陷入贫困，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黑人跟不上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业机会在增加，但大部分黑人没有能力参与城市的三产就业，并且集中居住在内城区，不能扩散到广大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加工业工作。要改变黑人的社会断裂，就得改变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而他们的所谓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都与一定的环境直接相关。显然，在他看来，移民形成聚集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内城区阶级转型的结构，包括贫困在内城区居民点的日益集中”，而聚集区并不意味着就有助于他们的融合，而可能出现的是社会断裂，比如犯罪、吸毒、未婚先孕、女性户主家庭，等等。解决的办法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这将意味着把焦点从改变亚文化的特质（如‘贫困文化’论题所倡导的），转向改变限制和机会的结构。”（威尔逊，2007: 86）威尔逊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析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上要关注经济结构转型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着重解决限制性的机会结构问题。

正如周敏指出的，移民的社会融合是非常复杂的，受移民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居住的社区、移出国以及移入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周敏，2013）。由此，移民的社会融入方式、程度、状态等也就很不相同。据在巴黎对温州人以及其他族群的了解和调查，我们发现，巴黎的温州人在社会融入上确实有不少独特性（王春光，1999）。在过去十多年的观察和调查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独特性的具体展示和体现，并从中发现，移民的社会融合并不是只有模糊自己与主流社会的边界一种方式和状态（Alba and Nee, 2003），而是还需要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样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起到保护自己免受主流社会对融合能力的损害的作用，而且还能增强自身的融合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社会融合或融入含义不是同化概念，而是一种平等的、共存的、交流而不排斥的状态，因此，对社会多样性、文化差异性有很强的包容性或者兼容性。这就是本书向读者展示的一种视野和观点。当然，这里是否存在不同移民群体在聚居空间上会有不同表现的问题。比如，威尔逊认为，黑人在内城区聚居反过来会减少他们获得工作和就业机会，从而削弱了他们的社会融合能力。但本书所研究的巴黎温州人聚居却并不是这样的状况。这个问题并不是本书所能解答的，只能留待今后或者其他学者去思考和研究了。

五

这是笔者第二本讨论巴黎温州人的书。在继续分析第一本书有关社会关系资源与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本书将进一步讨论巴黎温州人群体在构筑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上的具体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差异和对他们社会融合的影响。在笔者看来，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并不一定表现为像冰糖溶化在水里那样而无影无踪，也可以以有形的方式与主流社会实现和谐、合作和平等关系，甚至如果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也许会有助于他们实现与主流社会更平等的融合。事实上，不管如何判断移民的社会融合，移民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明显地存在。从中我们看到，移民群体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样的空间是由相应的社会、经济、市场、文化乃至地理生态等构筑起来的。因此，它们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空间，有时候并不表现为地理空间，但是依然存在，为人们所感受到。

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了空间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空间性，指出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形态，而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纠缠在一起的。“任何一个社会，从而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它自身的空间。”他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空间，与此同时，空间也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资源，对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的力量资源。他由此提出了空间实践的三重性：空间的感知（perceived）、空间的再现（conceived）和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al）。哈维发挥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性，提出了具体化空间的四方面内涵，即可及性和间隔化，空间的占用，空间的支配和空间的生产，并与空间三重性范畴构成一个分析网格。布迪厄有关社会空间的概念就是指他的场域，是指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的社会位置网络。有研究者对社会空间与公共空间进行了区分，认为公共空间并不等于社会空间，只有由一些有关系的人使用后才成为社会空间。

这里之所以采用社会空间理论，有这样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温州人来到巴黎，在3区的庙街、19区和20区交界的美丽城、11区的伏尔泰街、93区的奥贝维耶勒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经营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集聚？这种地理空间的集聚是否蕴含社会、文化的意义？二是巴黎温州人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移民群体出现在法国社会，他们除了自己的独特商业经营空间外，还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标志和组织形态。按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空间具有两重性：人们在空间中生产，又生产空间，这就是空间的实践。巴黎温州人也是如此，在空间中生产又生产着空间。他们在巴黎地理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经营活动场所，并在空间中生产，结果又将那里变成了“温州人”一条街（法国还没有唐人街的叫法），实际上是生产了空间。三是温州人在生产空间中展现自己的存在，建构自己的内部和外部关系。这个过程是怎样开展的，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更多的问题跃进脑海：巴黎温州人是不是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生产和生产更大的社会空间呢？他们在中国与法国之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呢？他们在与法国主流社会互动中又是如何呢？本书的“三重社会空间”概念由此得以形成。

本书利用笔者多年对巴黎温州人的深度田野调查，向读者们呈现他们建构社会空间的路径和机制，从理论上去探索社会的生产机理。社会空间显然是从地理空间演绎过来的，既然作为空间，似乎应该具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一个空间肯定有一定的场所、边界和范围、层次等。除此之外，社会空间一定是有社会乃至文化含义的，也就是空间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空间性。在这里，社会空间有两层含义：第一，地理空间由于被人所使用、利用、占有、支配而成为社会空间，人的这些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意义。第二，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包括群体形态、阶层形态、组织形态、社区形态等都构成一定的社会空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就是后一层面的社会空间。本书就是从这两个层面使用社会空间这个概念。与18年前相比，人们对巴黎温州人的空间感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样，他们自己的空间感知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实际上彰显的是他们在社会空间上与法国主流社会空间以及祖籍国社会空间的演变。反过来说，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用来解读巴黎温州人的社会空间现象。这里提出了三重社会空间去观察巴黎温州人过去15年的变化。这三重社会空间分别是巴黎温州人内部的社会空间、巴黎温州人与法国主流社会的空间，以及他们与中国之间的社会空间。这三重社会空间对不同的巴黎温州人有着不同的含义，或者说不同温州人在三重社会空间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从而构成了巴黎温州人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