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邻避情结及其影响因素

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次将人们的视野聚焦到了核能的安全性问题上。这次重大安全事故与20世纪美国的三哩岛核事故、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时间各国纷纷调整本国的核能战略，有核国家的公众更是表达出深深的忧虑。在中国，质疑核能急速扩张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国内几处有核能设施的地区的一些公众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反核情绪。这表现在无论政府、相关企业如何宣传核能利用的可靠性，都不能完全抑制公众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这种消极态度和抗争诉求给国内的核能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冲击。面对如此境况，我们应该如何描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该情结的基本表现是什么？它的产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摆在各级政府及核能安全管理机构面前的棘手难题。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通过实证调查描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从本质上讲，核能的“邻避情结”研究属于风险感知研究的范畴。国内外关于核能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人们对核电站的基本认知、接受性等方面。斯洛维奇（Slovic）等研究者指出，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风险的主观特征的影响，风险的“忧虑性”维度影响着人们对风险后果严重性的估计，而风险的“熟悉性”维度则影响着人们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主观估计；国内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对核电相关知识了解水平较低，但关注度和兴趣都比较高，核电站周围的居民对核电站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在有关核能的接受性研究领域，斯洛维奇等人的研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对核能风险的接受程度较高，法国人比美国人对核能风险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公众核能接受性的因素主要是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性和信任度。上述研究基本是使用心理学范式对人们的核风险感知进行的测量与分析，并没有涉及“邻避情结”的全部内容。采用质性研究思路的学者则从特定地区的反核运动实例出发，使用社会文化视野和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运用西方社会运动与集合行为理论，探讨了有核地区居民的风险知觉，以及各地针对核电站、核废料的邻避冲突中的社会动员与政治策略等问题，他们从定性的层面阐释了“核邻避”行动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心理、文化与政治机制。本章拟使用风险感知研究的定量方法，同时借鉴社会运动范式中关于核能邻避特征属性的详细解读，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构建公众“核邻避情结”的量化指标，力图清晰地描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特征，进而展现影响其生成的主要因素，呈现各种因素与“邻避情结”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本次调查在山东省的海阳、荣成和乳山三地进行。三市地处胶东半岛，各有一处核电设施（或核电站备选厂址）。调查以三个核电站厂区（或备选厂址）为原点，分别以10～20km、20～30km、30～50km为空间半径，选取这三个半径区域内的城乡居民为被访者，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式，在各市先抽取街道办事处（乡镇），然后抽取社区（行政村），最后抽取居民，一共抽取了1200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155份，有效回收率为96.3%。本次调查的男性比例为50.6%，女性为49.4%；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被访者占34.1%，中等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占30.3%，大专高职学历的人占14.0%，大学学历的被访者占18.9%，研究生学历的被访者占2.7%；青年占42.8%，中年占42%，老年占15.2%；居住地距离核能设施在10～20km以内的被访者占32.2%，在20～30km以内的被访者占52.7%，在30～50km以内的被访者占15.1%。调查样本的详情参见表1。

（二）变量说明与分析方法

1．变量说明

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的“邻避情结”，它是指居民对住家附近的某些公共设施的反对态度和抵制行为。综合环境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笔者将其操作化为三个维度：一是居民对核电站修建地的心理接受距离，该变量是一个定序变量，编码情况是1＝本社区附近、2＝本县市、3＝本省外县市、4＝外省市；二是居民对核电设施的邻避态度，这是一个虚拟变量，编码为1＝反对、0＝欢迎；三是居民得知住家附近修建核电站后的搬迁意愿，它也是一个虚拟变量，编码为1＝搬迁、0＝不搬迁。心理接受距离、反对态度和搬迁意愿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本次研究中“邻避情结”内涵的主要方面。

自变量由三组指标构成：第一类属于居民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性变量，第二类是居民对自身与核能风险的关系的认知类变量，第三类属于居民的个人特征变量。

居民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性变量组由风险规模、致命性、健康损害性和世代危害性4个风险感知变量构成，它们都用李克特量表的测量方式表示各个风险特征的程度，以此来分析居民在核电站风险特征感知程度上的差异对其“邻避情结”产生的影响与变化。

居民对自身与核能风险的关系的认知状况由对核能风险的知晓程度、对核能风险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程度和对发展核能带来的收益程度4个变量构成，它们也同样使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进行测量，用不同的数值表示核能与居民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以此来分析居民的这些主观认知对其“邻避情结”产生的实际影响。

居民的人口学特征也作为影响“邻避情结”的变量被纳入方程中。这主要是考虑到居民的“邻避情结”有可能在不同的性别、文化水平、生活阅历的群体中存在较大差异；而将居民住家距离核电设施的远近作为自变量则是参考了国外关于风险感知的空间描述方法（RPS），以此进行不同地理区域的风险知觉测量，了解“邻避情结”在空间层面上的分布特征，以描述不同地理区域内居民对核能设施的环境风险态度与行为。

2．分析方法

在“邻避情结”的指代变量中，邻避态度和搬迁意愿都是虚拟变量，可以使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由于这两个因变量为二分变量，且需要分析因变量与一组影响因素（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故应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假设在自变量X1, X2, …Xi作用下，邻避态度和搬迁意愿的发生概率为P，则不发生概率为1-P，方程中用事件发生的概率P除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1-P）表示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对其进行Logit转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为：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 β2, …βi为回归系数，X1, X2, …Xi是自变量。由于因变量（邻避态度和搬迁意愿）为二分类型，残差应服从二项分布，故参数估计方法为“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即用非线性迭代的newton-raphson法对公式（1）进行迭代收敛而得到。各自变量的总影响是由常数项与各项自变量及相应偏回归系数之积的叠加形成的，自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回归系数βi上，它是自变量Xi的变化对连续变量Logit（P）的作用。

因变量“邻避情结”中还有一个指代变量是邻避距离，它是一个定序测量的变量。本次研究中把它近似地看作定距变量与其他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多元回归分析是研究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线性关系的一种统计学分析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β0为回归常数，β1, β2, …, βi为回归系数，Y 为因变量，X1, X2, …, Xi为自变量，e称为随机误差。回归系数βi表示Xi每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因变量估计值的影响作用。

（三）研究假设

根据本次研究的目标和相关理论基础，我们设定了以下几个研究假设。

假设1：居民对核能设施的风险特征判断越呈现负面性，他们的“邻避情结”越明显。

假设2：居民对自身与核能设施的关系认知越消极，他们的“邻避情结”越明显。

假设3a：年龄越大的居民，其“邻避情结”越显著；

假设3b：文化程度越低的居民，其“邻避情结”越显著；

假设3c：女性居民的“邻避情结”更明显；

假设3d：居住在核能设施附近的居民的“邻避情结”最明显。

二 “核邻避情结”的描述分析

“核邻避情结”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设施修建的距离判断。当被问及“您认为核电站修建在哪里最合适”时，78.7%的被访者表示应该修建在外省市，11.6%的被访者认为可以修建在本省，但不能在自己居住的县市区修建，只有8.7%的被访者觉得如果需要修建核电站，在本县市比较合适，仅有1%的被访者认为核电站可以修建在自己社区附近。可见，此次调查中的居民关于核电站的“邻避距离”依然较远，大多数被访者主张核电站应该远离自己的居住地。人们的这种心理拒斥感是以一省的空间范围为参照点，希望核能设施距离自己的家乡越远越好。

“核邻避情结”的第二个层次是人们对核电站的态度。该问题被设置为“如果必须将核电站修建在您住家附近，您的态度是欢迎还是反对？”表2-1的数据清楚地表明，高达80.2%的被访者对将核电站修建在自己社区附近的决定持反对态度，不足20%的被访者对于这样的政策决定表示欢迎。这一结果没有原来预想的那样糟糕，仍然有接近两成的居民接受核电站修建在自己社区附近的政府决策。这说明一旦政府做出了核能发展的政策决议，还是会有一部分居民表示理解和服从。需要注意的是，高达80%的反对性表态提醒决策者不能一味强力推行既定的核能发展政策，否则就会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重大隐患。

“核邻避情结”的第三个层次是“避”。本次调查设计了这样的一道问题来测量它，“当得知核电站将要修建在您社区附近的时候，您是否打算马上搬迁以远离核设施”。调查结果显示，33.1%的被访者表示“打算搬迁”, 66.9%的被访者表示不会搬迁。这说明尽管居民对核电站修建在自己住家附近感到恐惧和反感，但是采取“迁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抵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实地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不搬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乡的情感眷恋和对搬迁成本太大的顾虑。

三 影响“核邻避情结”的相关因素

表2-2模型1显示，对居民核电邻避态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多个，涵盖了个体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要素、对风险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特质变量中的主要方面。在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变量组中，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居民对核能风险的健康损害程度和核能的世代危害性的判断这两个维度。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健康损害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反对核电站的修建；居民认为发展核能带来的危害性越长远，特别是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对核能的邻避态度就越明显。在个人与核能风险的关系认知的影响上，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程度以及发展核能带来的收益三个维度有显著影响。居民对发展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有可能对核电站持有反对态度；居民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性越低，其对核电站的邻避态度越明显；而居民如果认为发展核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越低，那么其越有可能反对核电站的修建。在个人特征影响方面，男性居民的邻避态度更明显，文化程度越高的被访者越有可能对核电站的修建持有反对态度，居住地距离核电站越远的被访者反而越有可能持有反对的态度。

表2-2模型2显示，影响居民搬迁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风险特征判断方面。其中，被访者判断核能风险的规模越大，越会在得知自己社区附近修建核电站时打算搬迁；被访居民认为核能风险对健康的损害程度越大，越会打算搬离居住地；居民认为核能越具有长期的世代影响，他们越有可能做出搬离居住地的决策。在关于核能风险的关系认知的影响方面，只有收益程度这一个变量有显著影响。被访居民如果认为修建核电站带给自己的收益越低，其得知住家附近将要修建核电站时越有可能选择搬迁。在个人特征方面，对搬迁意愿产生影响的变量是年龄，年龄越大的居民搬迁意愿越低。这说明安土重迁观念影响下的中老年人，即便是遭遇核能风险的威胁也不一定会做出强烈的规避反应。

表2-3模型3显示，对居民的核电站“邻避距离”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在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方面，被访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健康损害程度越高，核电站越应该修建在远离自己社区的地方；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长期危害性越大，其越希望核电站修建在远离自己居住的地方。在核能风险的关系认知方面，对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被访居民越希望核电站建在外地区，不要出现在自己的生活空间范围内；居民认为修建核电站带给自己的收益越低时，其越希望核电站建在远离自己社区的地方。在个人特征的影响方面，年龄越大的被访居民，其“邻避距离”越短，这意味着中老年居民可以接受核电站修建在距离自己住家较近的地区；而那些原本居住地距离核电站较远的被访者，其“邻避距离”也较远，也更希望将核电站建在外省市。

结合表2-2和表2-3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对居民的“核邻避情结”的三个指标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作用的，是居民对“核电站产生的健康损害程度”、“核电站带来的世代危害性”以及“核电站带来的收益”等感知因素。这意味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健康风险、经济收益和危害的长期性的判断是激发居民产生“邻避情结”的根本性诱因。另外，被访者的居住地距离核电站的远近也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居民的“邻避态度”和“邻避距离”都受到这个因素的显著影响。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源的规模、致命性以及人们对危险的知晓程度这些变量都是影响人们风险态度的主要因素。但是，本次调查的结果却表明，能否产生强烈的“邻避情结”并不在于居民对该核电设施的风险规模判断有多大，居民也不太在意核电设施是否有着致命性的危险，他们甚至不太关心自己是否正身处危险之中，上述几个因素在本次调查结果的模型中都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

四 基本结论

本次调查显示，人们对核电设施有着强烈的“邻避情结”。80.2%的被访者反对将核电站修建在自己社区附近；78.7%的被访者认为如果必须修建的话，那最好修建在远离自己居住地的外省市；33.1%的被访者表示得知住家附近要修建核电站时有搬迁的打算。

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三个因素最为关键。居民认为核电站设施带来的健康威胁越大，他们的“邻避情结”就会越显著；居民认为核电站风险的影响越长久，他们表现出的“邻避情结”就越强烈；居民认为发展核能带给自己的经济收益越低，他们就越倾向于反对修建核电站。

居民对核电站的风险规模大小、核事故风险的致命性以及对身处核风险之中的知晓程度等几个主观判断，都不会显著影响到他们“邻避情结”的产生和强度。遭遇核电风险的自愿性程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只对居民的“邻避态度”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而对居民的“邻避距离”和“搬迁意愿”都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效果。

其他影响变量中，如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居民的年龄和居住地点等也对“邻避情结”的部分指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结果显示，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可能对核电设施持反对态度，其越希望核设施修建在远离居住的地方；年龄较大的居民为规避核能风险而搬迁的意愿较低，他们的“邻避距离”也较近，整体上看中老年群体对核电设施的“邻避情结”并不那么强烈；居住地距离核电设施30公里以上的居民的“邻避情结”反而更为明显，他们对核电站修建在本社区附近的决定持反对态度，多建议把核电设施修建在外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