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世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台湾东海大学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2002年起合作组织的“金融、技术与社会”系列研讨会，到目前已经举办了八届，历经十余年。第八届研讨会结束后，邱泽奇主任、陈介玄主任和我一起商议，拟将此前会议的论文、发言加以修订、编辑，归纳出若干主题分辑出版，以便为即将召开的第九届研讨会及此后的研究铺垫更坚实的基础。本书就是其中的第一辑。

我查阅了历届会议资料，找到第一届研讨会的通知。组织研讨会的最初想法，在这个通知中得到表述。通知写道：

 

从20世纪60年代起，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的现象，而这一变化又逐渐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机制，乃至社会分化和整合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微观层面，这种变化和金融工具的日益多样化、金融组织的日益复杂化联系在一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运作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和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密切联系。金融和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改变社会生活的两大杠杆。

社会学有必要对这一变迁做出积极的回应。本次会议以“金融、技术与社会”为题，拟对金融工具和组织变迁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金融与技术的联合作用、社会组织变迁对金融和技术活动的影响、金融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

 

据我所知，促使双方产生组织这个研讨会的设想，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积累的交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事件作为契机，那就是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台湾东海大学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办人高承恕教授一行。虽然这次见面只是此前数年中多次交流的一个增量，但所谈内容却不同。在这次交流中，高教授强烈主张社会学必须介入金融领域的研究，认为社会学不能再对金融这一在当代社会中有着重要位置的领域不闻不问、甘当外行了。我们也了解到，此前高教授团队已经对社会学介入金融研究有所考虑，着手进行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高教授的这一主张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大陆学者的共鸣。

我们之所以对高教授的主张产生共鸣，是因为一方面在经验研究中，当时我们正着手考察中国大陆的金融制度对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以把握变迁的诸种现实机制，也正在思考一些金融社会学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理论和学科建设中，我们非常不认同社会学长期脱离经济生活研究、对金融领域研究采取自闭于“剩余策略”的做法，力图走出新路。中国政府在东亚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势下，强有力地抵御了人民币降值的风险，阻遏了危机在大陆的传导，因此我们未能像台湾学者那样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有切身体会，但对大陆经济社会变迁中金融作用的关注、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思考，已足以使我们产生社会学需要介入金融研究的直觉感受，从而对高教授的主张予以呼应。

除了关注金融与社会的关系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邱泽奇教授和我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学者也开始关注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邱泽奇教授在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持续投入力量，逐步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这为我们日后将金融、技术与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奠定了又一块基石。

进入21世纪以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为自身的研究方向定位时提出，在坚持对中国社会运行、变迁和发展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传统的同时，有必要根据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进程，对研究领域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时，就需要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金融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些新的主题纳入重点研究领域。组织系列的“金融、技术与社会”研讨会，是实施研究领域调整的措施之一。

虽然从第一届研讨会开始，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在金融、技术与社会之间形成三元连通的研究系统，然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前八届研讨会的论文主题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作者是分别进行金融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的研究的。也就是说，整体上看，形成了V形研究格局——V的底部是社会，从社会延伸出的两条边分别连接着金融和技术，而不是目标中的Δ形（即三元连通）研究格局。这和我们从社会学研究介入金融、技术研究的路径有关，也和金融与技术互动的实践进程有关。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活动、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许多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这样的现实进展为关心“金融、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也使我们最初定位的三元连通的研究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它预示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将迎来新的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将以往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以迎接新阶段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