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组织研究者对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兴趣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两个学术传统。

早期的研究侧重于技术对组织尤其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在理论上，研究者认为，组织对技术的运用使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就越可能受到技术的约束，在面对变革的时候就越可能受到技术的约束而使选择性空间变小（Thompson & Bates, 1957）。在实践上，研究者认识到，技术是组织结构的一个普遍的决定性因素，伍德沃研究了艾塞克斯（Essex）地区的100家企业，根据技术的复杂程度把技术分为三类，用于小量生产的技术、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和用于连续生产的技术。她的研究结论是，用于小批量生产的技术可以有比较灵活的组织结构，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技术使组织更加科层化，运用连续过程生产的技术则要求更加有计划的组织结构（Woodward, 1958, 1965）。此后，布劳诺（Blauner, 1964）研究小批量生产技术如印刷、大批量生产技术如纺织和汽车，以及连续过程的生产技术如化工，所得到的结论与伍德沃的一致。在随后的近30年中，大量研究并没有离开技术对组织的建构这个主题，也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探讨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类型和细节问题，重要的理论流派如权变理论认为，技术越复杂和越不确定，组织则越可能采用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结构形式。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把社会因素带进了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认为社会因素对技术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而且技术与社会因素和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共同构成了组织的基本要素（Leavitt, 1965），但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个传统才被重新拾起，从单纯地把技术看作物质的或抽象的转向把技术看作社会的现象，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Bijker &Law, 1992; MacKenzie & Wajcman, 1985）。众多的研究结论也认为，在技术与组织的关系中，组织建构了技术系统并赋予技术系统以意义（Prasad, 1993; Fulk, 1993; Thomas, 1994）。

尽管在后来的研究中两种传统之间对对方决定论式的分析框架互有批评，两种传统也都试图有所突破，如一些研究关注到技术的抽象属性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Orlikowski, 1992），另一些研究则试图强调技术不是简单的客观物质，而是社会现象，组织结构也不仅仅是一个实体，更是一个社会过程（Barley, 1986），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技术对组织的建构和组织对技术的建构这两个研究传统一直伴随至20世纪结束。

进入21世纪以后，有研究者（Orlikowski & Barley, 2001）以信息技术为例，试图进行研究视角的整合，认为无论是技术建构论还是社会建构论，都有些极端，也不足以解释实际应用中的技术。在他们看来，任何技术都从两个侧面反映了人的能动性，一方面是技术能够提供的选择性，另一方面是设计人员对技术的想象和假定。由此，使用技术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使用者可以建构技术的使用维度以适应使用环境；同样技术也可以不同的方式植入不同的社会环境，并因此产生不同的结果。尽管这样的倡议非常有道理，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的一些重要特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引入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分析。奥里科夫斯基（Orlikowski）和巴雷（Barley）的判断是一个重要的思路，一方对另一方建构的视角无助于解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抽象地讨论技术所提供的选择性以及技术植入的方式也不足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核心在于使用者如何建构技术的使用维度以及提供者如何建构组织的接受维度或技术的植入方式。

本文试图从技术的实践特质入手，用信息技术在传统制造业推广的例子来分析发生在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机制，既是已有经验研究的概括，也是进一步经验研究的理论准备。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讨论技术的抽象特质实践特质；第二部分阐述信息技术的实践特质之一，即外源定制性；第三部分探讨对传统制造企业而言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机制——互构。本文认为，对传统制造业而言，信息技术的效率性意义和合法性意义都小于因忽视了其可定制性而给组织既有结构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传统制造企业引入信息技术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因其实践特质之一即“外源定制性”而具有互构性，制造企业也因组织结构的弹性而具有互构性，两者通过技术代理人的关联形成互构。

在进入讨论之前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的意义上，必须考虑时间变量的影响。在技术成为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还有两个阶段，即技术与组织的接触期和技术被引入（或植入）组织的时期，本文关注的仅仅是植入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