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金融与现代社会

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让世界各地的社会学者感到好奇，台湾的学者也试图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台湾的发展十分快速，让我们的学者奔忙于台湾发展前与发展后之间，从未歇下脚步问问：什么是现代社会？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当然是社会，但是什么是社会？这是任何一位社会学入门生必须问的问题，但是台湾的社会学家却很少问这个问题。也正因如此，医疗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在台湾的发展，都只是医学、法学与经济学的垫脚石，社会学失去自己的光彩，只能在别人的屋檐下发展。目前台湾社会学的研究几乎完全没有西方古典社会学家整体的视野，自陷于社会的表象描述，不免令人怀疑这是不是社会学的研究。

许多台湾的社会学家的生命经验本身就缺乏整体性，本省籍的社会学家对于过去的台湾的认识几乎是空白，外省籍的社会学家更是如此。在台湾的社会学家往往对于西方世界或是中国大陆的理解远高于对台湾本身的理解，是活在台湾社会生活之外的社会学家，其生命经验中没有台湾的历史，充其量只是理解当下。当然，若是强迫他们从整体上理解台湾，便是强求，结果都是小格局的研究，逐渐让社会学成为其他学问的垫脚石。无论如何，整体性视野是重要的，既是古典社会学的精髓，也是社会学兴旺的希望。

清朝时台湾是中国大陆闽客的移民地，至今台湾依然保有许多闽客文化，经过了四百多年，特别是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以及全盘的工业化发展，过去从中国大陆到来的闽客文化还是强韧地活在台湾。但是四百多年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台湾已经试着褪去那种由地缘与血缘连带变形而成，强调“好汉剖肚来相见”的义气关系（许文雄，2001），这种关系是移民与囤垦时期的重要社会连带。即使这种社会连带在现今的台湾还起着作用，但是台湾对于现代社会的召唤，却频繁不已，台湾正要建构现代社会。族群的问题、多元入学的问题、全民健保的问题、金融呆账的问题、军公教退休金所得替代率等，这些社会问题的暴露都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召唤，台湾逐渐需要一种社会承认，承认一种“社会存在”，而金融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存在最具体的呈现。陈介玄（2002: 8）认为“金融社会乃意味着以风险管理为中心，促成专业之知识法人发展，使得社会各部门之间，可以透过无形的商品，进行资源的移转”。同时认为“金融社会概念的提出，乃说明在长寿人口的形成之后，社会致力于无形金融商品、组织与制度的发展同时，更需要专业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发展”（陈介玄，2002:14）。

这种金融社会立基于个人主义的利益与情欲，经由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穿透，而获得承认。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起源得很早，从15世纪便开始，或许可以从11世纪城市复苏或是13世纪王权国家形成开始，其实也不需要太去考究出现的确切时间，大抵西方世界开始争论个体与集体间的关系时，现代社会便开始出现了。整个争论的最高峰就是18世纪末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学的出现。西方文明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拉锯的思想论述，从论述神权与王权的关系、王权与财产权的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社会关系的讨论先以政治学的方式出现，后以政治经济学方式展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学在整个思想史与理论发展中，有着承先启后的关键性的地位。涂尔干与韦伯分别重视专业伦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马克思所谈的工人阶级意识也隐含这样的意义，同时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于古典政治学的集大成者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不过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虽然未专论专业伦理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角色，但是并不忽略伦理的问题。《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这两本著作在现代庸俗经济学或社会学看来没有任何交集，亚当·斯密却几乎是同时在写这两本书。这显示亚当·斯密在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在思考伦理的问题。不过陈介玄（2002: 2）认为古典社会理论主要的重点是在解释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关系，而工业社会，只是作为从农业社会迈向金融社会的过渡性社会，他认为一个现代型的社会是以金融社会为骨干。就如同西美尔（Simmel）在《货币哲学》中的看法，金钱彻底解放了人的欲望，让人的欲望更具体地受到满足，但是社会也变得更抽象了。这恰恰与过去的社会相反，过去的社会是很具体，人的欲望却很缥缈。现代社会透过金融操作的活动，让社会关系变得很抽象，可以无远弗届地延伸下去，人的欲望可以变得很真实，不需要再靠幻想。

抽象的社会与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社会是紧张的，往往以宗教的道德形式来处理。但是现代金融社会不但没有让两者持续对立，反而是融合在一起了。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它们可以水乳交融呢？事实上古典社会学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前瞻性的看法，虽然是以工业社会作为想象，但是令人尊敬之处，便是它们已经嗅到未来金融社会的基础：专业伦理。关于这一点，陈介玄虽然批评古典过分关注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关系，但是不反对专业伦理作为金融社会的社会基础的看法，这正是古典社会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兴起的想象的最大贡献之处。

除了陈介玄之外，很可惜古典社会学的努力并未受到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继续重视，反而将专业伦理道德化，称为一种职业道德，或是狭隘性的责任伦理。此外，台湾的经济学也不再讨论伦理的问题，认为伦理的问题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能）可以处理的。将专业伦理的讨论从社会学与经济学抽离出来，表面看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下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是推波助澜者。但是千万不要被实用主义的“实用”这两个字误导了，就像我们常常对“功利”望文生义而误解了功利主义。我们也常常误解了功能主义，也是因为仅对“功能”两个字望文生义，从未细究功能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到功能主义，是英美哲学与社会学理论的代表，这些哲学或理论若是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代表精神，为何可以从美国推展至全球，架构出一个超级社会？美国成功的例子让“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完全得到证实，事实是如此吗？

美国成功的例子恰恰说明西方意义下的专业伦理是美国社会的重要基础。清教徒的宗教伦理转换为专业伦理的特质，在美国开花结果。美国的专业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教育，更是合理化的理性言说（rationalized logos）的沟通，一方面将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实践作为一种知识，进而将专业作为体现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几乎成为美国全面性的社会价值。美国纽约的华尔街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应该不只是有一群贪婪客在那里龇牙咧嘴啃食着别人的血汗钱（透过辛勤工作所赚到的钱）。美国作为全球的金融社会的代表，令我们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社会事实支撑着这样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事实是什么？如果不是政府，如果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不是道德，是不是就是金融的专业伦理？在异常抽象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与全球快速流通与交易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在涂尔干看来，如果没有一种社会事实作为背后的支撑，很难让人相信仅是靠“一只看不见的手”。

本文首先简洁叙述与反省台湾保险产业发展的轨迹，试图说明一部分台湾金融发展的问题。其次将批评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局限，点出台湾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视野，不懂亚当·斯密，也不懂古典社会学，无法理解台湾金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接着本文提出必须重返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学的理由，回应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短视，就是在于忽略专业伦理与现代社会（金融社会）形成之间的重要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