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综述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强化了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身份，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在2000～2007年的引用率排行中，没有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或者是采取政治经济学视野进行传播研究的学者。而且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仍然局限在少数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并未出现遍地开花、人才济济的局面。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最早集中了斯麦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学者，斯麦兹和席勒离开之后，又分别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建立了微弱的立足点。到现在，北美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数量不多，分布不广，主要分布在美国中西部大学，如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和加拿大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西蒙·弗雷泽大学等，仍然处于美国主流传播学界的边缘。

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初，该领域内就有学者不断将该学派与主流经验、行政研究进行对比，并不断反思、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同时，领域外的其他学者也从自身的视野出发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进行批判性评价和解读。目前关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3.1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总结和探索

奠基人斯麦兹早就对传统理论和批判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挑战了传播研究对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控制实验的依赖，否认严格的逻辑和细致的观察作为唯一可行的研究证据，认为传播领域研究有着自身的逻辑和价值观系统，经验主义式的社会科学观察不是传播研究的唯一法则，而霍夫兰（Carl Hovland）、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克拉普（Joseph Klapper）等人的经验研究都有一定的框架。他主张学者要自我反省传播中存在的伦理问题，重新建构大众媒介的效果研究；应该关注历史的研究，研究传播受到什么外力的影响，如何被商业化；应该关注传播的理论前提和偏见，确保科学研究的完整性（Smythe, 1954）。

丹·席勒较早地对传播研究尤其是批判的传播研究史进行了梳理。不同于传统传播学史的研究路径，他独辟蹊径，从“劳动”入手，关注传播产业中劳动的角色。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行为”（intelligent action）的劳动概念，认为传播活动是人类自己表达和思考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能力，传播业中思想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显著特征。他借用马克思“劳动分工”的概念和葛兰西“知识分子创造性的思想活动”的概念，指出了传播工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趋势，认为传播工业中存在广泛和显著的劳动组织对抗和政治运动（D. Schiller, 1996: 29）。

莫斯可（Vincent Mosco）首次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总结，他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起点总结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视野和解释传播的路径，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起源以及当代流变，并以存在论的姿态将这个学科路径置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进程的背景下，明确界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他还从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三个切入点着手，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认为这个学科应该紧紧地基于更广泛的社会统一性分析，研究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生存，优先考虑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寻求媒介的去中心化，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交换的社会过程，它们的产品是社会关系的标志和化身（Mosco, 1996: 213）。他同时建议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借鉴两个接壤的路径和学科——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认为应该学习文化研究的哲学路径，面向主体性和更广的包容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关注普通人，不应该回避和忽视对劳动和劳动过程的研究。同时要学习政策研究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多元论，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政治科学，发展出一个政策科学分支。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最激进的代表麦克切斯尼则强调当前传播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危机和机遇。他认为不仅传播工业已经面临拐点，传播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也面临拐点，且目前的拐点正在激励和帮助传播研究转型，给传播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认为传播研究应该与历史紧密联系，进行替代性和独立媒介的历史研究，应该研究社会运动与媒体动员，重视劳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移民或非裔媒介（Mc-Chesney, 2007: 202）。他总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维度：一是考察媒介和传播系统的关系，包括考察界定媒介系统与媒介内容的市场结构、政策和补贴机制、组织机构，以及更广的社会结构等；二是关注所有权、金融机制，如广告和政府政策如何支持媒介行为及内容，重视传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结构因素和劳动过程。他认为媒介政治经济学就是致力于理解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理解媒介系统如何鼓励和压制社会公众的治理和参与民主，并强调政治经济学路径应该成为传播研究的基石。

加拿大华人学者赵月枝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她不但在北美学术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分析中国的传播业，还积极为中国学术界引进和评介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还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曹晋、赵月枝，2008）。赵月枝梳理了作为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起源和发展，并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解构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提供背景/语境（contextualizing）、图绘（mapping）、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实践（praxis/intervening）（赵月枝、邢国欣，2007），从而提供了分析、评价和运用这一研究取向的新视角。

郭镇之（2002）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分为三大分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刘晓红（2003）的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人类社会——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诠释》，梳理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原则和方法，并根据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以及研究主题的演变，将其发展脉络纵向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了不同阶段的特征、主要研究课题和主要作品等。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话题归纳为六个方面：大众传播工业的生产与消费，国家、企业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与社会民主，大众传播与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传播技术与民主社会，传播的阶级分析。她指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整个传播研究中所处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强调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业改革所具有的警示作用。

加拿大学者Graham（2007）考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强调新的政治经济模式需要新的视野，主张新的政治经济学应该理解意识生产的方式和价值的生产过程以及意义转变的形式。后来Graham（2011）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个转变：①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②商业和工业的分离；③解释和责任的分析；④主流的考量压倒边缘的考量。他主张政治经济学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向法团主义转型，其中公共和私人、国家和个人利益已经重新界定了，理解集团话语和政治经济的关系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概念化才能获得大量的问题和相应的答案。Christian Fuchs和Dwayne Winseck（2011）认为，研究媒体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辩证和批判的，并提出了媒体政治经济学的四种路径，即新古典主义媒体政治经济学、激进媒体政治经济学、熊彼特制度媒体政治经济学、文化工业学派。

Hardy（2014）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中期回顾，既有担忧，也有希望。他看到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已经在当代的媒介工业、融合文化、媒介政策、比较媒介体系的研究中被忽视和取代，变成了一种过时的范式，被更先进的当代的理论分析所取代。但是，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研究质量证明它仍然处于健康的状态，而且的确在复兴。虽然媒介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传统内在出现了分化，但是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不是以探讨的对象或者是使用的研究方法为特征，而是关注学者质问的问题和方向。它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驱动，质问传播权和实现民主的条件的问题。媒介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路径，探究与传播资源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相关的问题。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诉求是媒介工业不同的组织和融资方式对媒介内容的范围和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媒介内容被消费和使用的方式。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媒介工业生产的产品同时是和经济与文化相关的，这个路径呼吁关注意义生产的符号和经济维度的互动。他还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是认真研究传播工业中的媒介所有权，融资和支撑机制（如广告），文化生产的劳动和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安排如何影响媒介市场、媒介行为和内容；二是不同的媒介组织方式：商业的、国家的、公共的媒体和它们复杂的结合体的影响；三是媒介和传播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瓦斯科（Wasko）近年重申了政治经济学路径的重要性，她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被优先考虑，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根基，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一定拒绝文化分析，它并没有忽视文化和受众。但是她也承认自己不是文本分析专家和话语分析专家，但是可以和其他人合作。很多人拒绝政治经济学的理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错的，或者过于政治化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她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创意产业、文化生产、媒介融合，不能忽视历史概念，应该去看看谁在受益，关注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议题，以及财富的分配。她批评很多学者忽视了财富的分配，广告支持媒介的角色没有受到太多批判，反而被认为是支持媒介最好的方式，而不是质询其结果。她还提醒我们需要记住葛兰西的名言“悲观的智慧，乐观的意志”（pessimism of the intelligence, optimism of the will）。

周人杰（2015）总结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的新进展，包括：第一，对新闻管制放松的批判；第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透视；第三，对财经媒体价值的质疑与否定；第四，对新媒体草根性的辨析；第五，对政府公共补贴的呼吁；第六，对受众商品理论的扬弃；第七，对国际传播关系的反思。

1.3.2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还有一些文献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张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与其他学科结合，完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

讨论最多的当数批判学派的两个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斯麦兹发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Smythe, 1977）后，引发了英国政治经济学、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学、美国文化研究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关系的争论。英国政治经济学者默多克（Garham Murdock, 1978）认为任何媒介产品都有经济和文化两个层次，斯麦兹过度强调了经济而忽视了文化，他主张嵌入媒介商品中的图像、观点、形象、叙事、性格和表演等都需要研究。另一位英国政治经济学者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 1995）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对抗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误解，文化研究必须基于重建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研究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内在地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假设和作为批判学科的合法性，二者同源同根，近几年才重新分开。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高士柏（Lawrence Grossberg, 1995）则否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没有那么亲密，它们更像是同胞，从来都是分开的。文化研究也从来都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而是拒绝某些政治经济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加拿大学者Babe（2003）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争论，从加拿大先驱因尼斯和麦克卢汉的视角指出文化就是商业，商业就是文化，金钱是媒介，同时也是信息，没人能否定文化/文化产品和经济/政治的互动关系。他还提出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者应该挖掘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根基，综合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性文化研究（Babe, 2008）。Sayer（2001）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发展对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解，需要批判地看待经济活动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以及资本积累机制和不平衡发展的后果，关注阶级政治经济学。Heuman（2003）则主张超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争论，走向“文化经济学”，关注文化产品的经济形势、结构和实践。Mirrlees（2013）指出更大的趋势不是结合，而是取代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文化主义传统批判政治经济学是简化论的、文化平民主义的、日益适应体制的，接近了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行政研究，而不是批判研究。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简单化、不充分和过时的。米韩和瓦斯科则主张创造一个更加精简的、更容易被接受的非政治经济学或是一个更广泛、更相关的文化研究（Meehan & Wasko, 2013: 156）。

香港学者杨茵娟（2004）分析了三种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冲突和对话，解释了这三种传播研究典范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并回顾了每种典范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一典范的解释及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典范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刘晓红（2005）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关系分为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认为二者具有一定的左翼立场，都认为自身担负着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义务，正是这种政治立场，使二者具有从对抗走向联合的可能性。Fuchs（2012）指出批判理论和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是互补的，应该在批判媒体和传播研究中结合起来。批判的学者今天应该介入学术和政治斗争中，创造一个基于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传播物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米韩和瓦斯科指出批判研究者和乐观的学者彼此的立场是不一致的。她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剥离的、更可接受的非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还是一个更加简洁、广泛的、更相关的文化研究？她们呼吁中层的研究，仔细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后果，包括其中的悖论。传播研究需要的是真正的批判，要在每一个层面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不是庆祝和重新认可现状（Meehan&Wasko, 2013）。

甘迪（Oscar Gandy, 1993）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分析个人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控制，呼吁建立一个关于个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他呼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中，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者和其他人要紧密关注个人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问题。他主张以个人信息为一个有益的切入点，去建构一个权力理论，去解释不断出现的技术、市场、社会组织和意识结构的关系，寻求避免因强调市场角色而产生的拜物主义倾向。

美国的公民权和黑人权利运动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传播活动与种族关系的研究。吉特林（Todd Gitlin, 1980）很早就涉及了电视中的种族问题，认为电视节目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表达了白人中产阶级对黑人和黄种人下层阶级的感受，但他们并不知道黑人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反之亦然。种族对传播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介入，影响了媒介内容的呈现和表达。莫斯可也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形成的一个核心力量（Mosco, 1996）。甘迪的《种族与传播》一书提供了一个综合理解种族和民族在信息媒体演变中的位置的学术路径，他主张以吉登斯的结构概念理解社会现实，认为大众媒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影响，导致了种族和民族的刻板成见在大众媒介中被生产、流通和维持，并抵制改变，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社会结构与政策制定（Gandy, 1998）。他借用行为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解释路径，提供了一个种族和民族领域内发展批判理论的研究日程，主张传播与种族研究应该理解种族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应该对影响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的因素进行考察，理解并改变种族与传播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

女性主义对全球父权制的挑战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男性统治的社会实践和信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运行。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传播研究引入女性主义的视野。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些学者专注女性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信息技术和全球劳动分工，女性工作者在信息和传播工业中的双重压力，集团中的家庭和性别关系以及女性与媒介的关系等。米韩（Eileen Meehan）是致力于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她主要从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考察电视和电影传播背后的权力和控制，提供了一个审视性别、权力和媒体联系方式的启发性视角。她认为社会等级建立在性别特权和经济地位基础上，所有的媒介结构、机构、过程和表达都是在金钱和性别基础上所形成的。她关注性别和金钱的特权对媒介的渗透，关注传播工业中女性的工作机会、工作模式、政策讨论和法律制定，还关注堕胎与反堕胎的女性主义权利，以及影视中对色情的监视、同性恋、女性士兵和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等，涉及了父权制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本身，提供了一个从个人的、经验的、制度的和结构的视野理解传播，解释性别和金钱是如何巧妙和复杂地嵌入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路径（Meehan & Riordan, 2001）。Lee（2006）指出，在电子传播和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中女性主义研究是缺失的。她认为传播研究很少研究女性与电子传播工业的关系，在考察国际和国内电子传播政策时缺乏一个女性和性别视角的分析，缺少对所有权、市场结构和规制政策的讨论。她主张将女性置于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语境下，用一个全球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女性与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关系，并关注女性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认识。同时她讨论国际电子传播发展和全球妇女贫困的关系，主张在一个男性与女性全球服务不平等分配的语境下，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妇女贫困的批判研究（Lee, 2007）。Youngs（2001）探讨了“女性时间”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权力。她考察了时间的性别模型，并进行政治经济学、全球化和技术的跨学科讨论，论述了一个详细理解时间的性别等级和身份建构与维持的方式。她认为女性远离了她们自己的时间，不管在家还是工作，女性的时间都被分配去服务于他人。McLaughlin（1999）梳理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分野，认为解决这个分离问题的办法是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唯物主义维度，而这只有政治经济学路径才能做到。

传播研究中也在不断引入民族志和人种志的研究，运用田野调查等人类学方法，研究某一特定文化群体或种族的传播行为。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中，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 1993）主张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ethnography）相结合。他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宰制、依附和跨国关系，而没有关注国家内不同的文化群体对跨国媒介集团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他主张将民族志研究融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注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受到的传播技术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和改变以及控制和对抗问题。他希望民族志能够使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抽象和具体的形式去解释社会现象，对社会变革做出贡献。

Williams（2005）主张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社团路径（policy communities approach）结合，强化传播研究和政策科学的联系，考虑权力如何推进政策议题，加强人民和组织影响政策发展过程的能力。他主张考察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运用政策科学的后多元主义传统，尝试解释和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差异。

Collins（1999）主张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结合来理解文化冲突和语言转变。Wittel（2004）则呼吁建立一个来自底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忽视了劳动的具体组成部分，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采用通往劳动、文化和主体性的路径，加强劳动研究，关注劳动的具体方面，而不是抽象的组成部分；应该考虑建构一个关注主体性和来自底层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Sussman（1999）则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称为“传播的批评社会学”，认为这个传统始于马克思，受反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家布拉第（Robert Brady）的影响，斯麦兹和席勒是战后最重要的两个先驱。他主张理解当代传播方式与产品、权力和意识形态机构的关系，关注当前时代全球解放、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关系。Paula Chakravartty和赵月枝（2011）打破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科边界探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结合对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经验研究揭示和批判社会不公。Prodnik和Wasko（2014）提出回到基本概念进行整合研究，重视文化研究、国际传播、女性主义、种族-民族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研究。莫斯可主张关注当地的政治、经济，将转型权力和空间融合联系起来，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碰撞对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解释，形成一个可能构成真正的对抗地理学的新策略（Mosco, 1999）。

Park（2009）利用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来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呼吁思想家需要积极进行政治活动，需要创造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新的传播形式，需要创造一个结构让社会研究独立于市场效率。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转向公众，与知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同仇敌忾，理解经济权力的真正运作。

互联网时代，数字传播的议题引起了传播学者的关注。莫斯可主张分析媒介抗争的立足点，关注传播史和新旧媒体的转换以及媒介行动主义。他通过揭示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劳动剥削，呼吁建立数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Mosco, 2008）。Hearns-Branaman（2009）主张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公民新闻学相结合，关注市民社会领域和记者所受到的压制，揭示媒介背后的资本主义基础，比如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广告商的影响、对外包的限制，以及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国式媒介体系，职业化、集团化、世俗化和聚合化对世界上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及它们的新媒体系统的影响。

Downing（2013）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运用于社会运动研究，并提出了十个需要关注的问题。①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产生的社会运动带来了什么？②社会运动的目标和范围是什么，这些目标和劳动环境、人权以及其他领域相关吗？③社会运动的时间范围和当前阶段是什么，社会运动的出现、发展、衰落、休眠和媒体是什么关系？④怎样看待社会运动内部的不同倾向和派系的摇摆？⑤基层和领导层传播流动的力量和弹性如何？⑥社会运动媒介活动主义者可以运用什么媒介形式？⑦民主媒介实践获得和积累了什么经验？⑧在国家的监控和强力压制下，运动传播的效率如何？⑨主流娱乐和新闻媒体拥有多大程度的公信力？⑩使用数字网络媒体和使用传统媒介技术的社会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

赵月枝（2011a）呼吁采用一个跨文化（transcultural）政治经济学路径来理解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的中国媒体、传播和信息工业。她反对方法论民族主义，比如说用独特的中国方法来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关注中国进入全球传播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交叉性的问题。

Enghel（2015）主张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发展传播，考察国际发展传播的转型实践的障碍和限制及其政治经济学维度。不是从规范或者工具性的维度，而是要考虑物质环境和权力的不平等，也需要做好经验借鉴和理论建构的工作，寻求深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传播、媒介公民权和社会变革。

1.3.3 关于重要学者和概念的分析和争论

还有一些文献围绕个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和某些重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单独的个案分析。尤其是奠基人斯麦兹、席勒以及北美传统中最激进的代表麦克切斯尼是研究的重点。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宣传模式”则是被广为争论的关键概念。

莫斯可对席勒的学术遗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席勒对几代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媒介实践者和媒介积极分子有巨大影响。他集中分析席勒的生活经验如何影响他的工作和主要理论成果，认为席勒的思想贡献和影响就在于大大拓展了北美传播研究的领域，尤其是将一个政治经济学者的视野带入传播研究中（Mosco, 2001）。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是讨论的热点。华人学者李金铨（Lee, 1980）将文化帝国主义看作全球媒介流通的三种主要路径之一。他认为虽然在理解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全球媒介不平衡问题时，文化帝国主义的姿态比扩散主义路径（diffusionist approach）更加现实、更有见地，但是由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路径也被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和意识形态所遮蔽，因此也不能充分分析全球媒介不平衡的真正原因。因此，该路径不能给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提供一个现实和理智的媒介政策指导。Salwen（1991）则将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媒介效果研究路径，基于对政府和集团的政策和实践的分析，理解文化帝国主义需要考虑文化遗产和行为模式，包括内容分析、新闻流通研究、政策研究、田野研究、批判分析和媒介效果研究。Mirrlees（2008）主张将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的旧理论与文化和媒介全球化的新理论结合，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路径之间，在国家、文化工业、国际关系、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和流行媒体文化之间建立桥梁，去阐明制定地缘政治政策的美国政府和集团的结构、机构、政策、时间、中介和文本。

“受众商品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热点，自从斯麦兹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英国政治经济学者Murdock（1978）指出斯麦兹虽然指责传播研究的单面性，但他的提议也是单方面的，斯麦兹对文化方面的分析被他关注的商业灌输所限制。传输给受众的信息、娱乐和教育材料无疑是一个诱饵，但关于什么东西真正被出售却语焉不详。面对质疑，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Jhally和Livant（1986）对受众商品论进行了修正和深化，认为广告商支付广告费用购买的是受众的观看时间。观众接受传播的过程不是消费过程，而是一个劳动过程，受众在观看附加物（extra）中工作，即观看他们并不想看的东西——广告。媒介的逻辑是，剩余观看时间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受众的观看权利被媒体出卖给了广告商。甘迪认为媒介生产的时间块（blocks of time）才是商品，只有当它们与受众交流的时候，受众才是商品，然后被出售给广告商（Gandy, 1990:169）。米韩以分级工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斯麦兹最初的模型进行了完善（Meehan, 1984; 1993）。她批评斯麦兹在分析受众市场时，太匆忙地假定制造等级和受众商品的衡量没有代理。米韩集中于受众分级服务商，认为消息和受众都没有被交换，只是被分级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米韩还关注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不同的观看模式和行为体验，认为观看行为存在二层行为，或者三层行为，尤其是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受众观看模式的变化。她也从女性主义视角关注媒介劳动分工和产品消费中的性别歧视，认为性别在界定和区分受众商品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分级市场的结构受男性控制（Meehan, 2001）。莫斯可对“受众商品论”做了补充性的解释，提出“控制论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的概念，认为受众商品具有控制论性质，大众传媒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等）。同时受众商品是延伸的商品化过程（extensive commodification），商品化过程延伸到了机构领域，如公共教育、政府信息、媒介、文化、电子传播等公共空间的转型，甚至包括身体和身份的转型（Mosco, 1996: 153）。Maxwell（1991）也认为受众有一个代理，分级工业生产了受众的表达并作为一种信息商品被出售给广播者。他还更进一步指出分级代理是一种商品拜物教，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Chen（2003）认为受众商品是虚构的，电视经济只是维持信誉的积累。受众收看媒介内容，实际上是一种信誉的积累，这种信誉在广告商支持的传播系统中被生产和交换。电视经济和总体的资本主义关系依赖信誉的稳定性，作为剥削的一种前提。

关于受众商品论的争论中也有不同声音，Kim（2000）以马克思的商品、劳动、价值等概念对受众作为商品的概念进行根本上的否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商品才能被生产和出售。受众和受众时间都没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是一种商品形式，也不是被出售的东西。Kim认为广告商支付广告费用购买的不是受众的观看时间，而是传播不变资本，就是支付利用传播系统的费用，即不变资本。只是这个不变资本的价值被转换为广告费。受众承担的角色只是消费者和解释者，并没有任何生产性活动。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受众商品论的理论基础。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再次受到了冲击。媒介经济学者Napoli（2008）重新思考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工作的功能和机制，认为在Web2.0时代，受众的活动被金钱化。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不仅是一个消息的接收者，也是一个创造者、发送者，受众延伸到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参与了在线内容制造、流通的各个层面。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商品如何被制造、表达和衡量也遭遇了挑战。Bermejo（2009）将市场研究工业称为受众的制造者，指出在不断竞争的过程中，受众分级工业存在垄断趋势。在互联网时代，受众制造工业面临方法论上的挑战，处于持续危机状态，网络时代试图复制广播时代的受众制造模式已经不可能，在线受众的数量、受众时间和受众行为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认为应该挑战传统的认为受众的观看时间被出售的概念，而代以“互动借用的过程”，正是受众、媒介、广告商的相互表达和接受才是被出售的东西。Nixon（2012）指出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理性是唯一避免分隔思想和现实的途径。文化和仪式的生产必须在社会生产的整体性中被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联合批判理论和真实人类历史的工具。Fuchs（2012）延伸了受众商品论，通过数字劳动争论，指出了数字劳动的剥削现象，包括压制、异化和支付的过程。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被批评为阴谋论（Rai, 1995）、机械化、功能主义，不能解释媒介职业主义和客观性。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学者恩特曼认为赫尔曼和乔姆斯基以越战的新闻报道为案例实际上是阴谋论（Robert Entman, 1990: 126）。戈尔丁和默多克认为宣传模式关注策略上的细节，忽视了系统的内在矛盾（Golding &Murdock, 1991）。赫尔曼自己对这个模式进行多次的修正。他认为宣传模式并非暗中进行的“阴谋”，而是被引导的市场系统，属于自由市场分析，媒介受到市场、政府和内在的组织压力，媒介中存在内化的宣传模式是不可否认的。Klaehn（2003）对宣传模式进行了辩护，认为宣传模式并不等同于把关人理论，宣传模式并不假设媒介总是做出有意识的决定去与精英利益一致。这是一个结构模式，因此不是理论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米韩和瓦斯科区分了研究文化工业和文化产品的新路径，认为显学（celebratory）是媒介经济学，而语境化的路径被称为媒体政治经济学，后者被批评、指责、误解为经济决定论，被指责忽视媒介工人、产品和受众，她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认为在政治经济学者、文化研究学者和社会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中产生了一系列成果（Meehan&Wasko, 2013）。

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劳动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焦点。Christian Fuchs（2014: 8）指出，马克思的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类型体系，可以用来批判地理解数字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阶级、剥削、价值和劳动的批判传播研究，值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借鉴。

1.3.4 研究述评

目前探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文献数量有限，大多是本领域内学者自己的总结和归纳，领域外的学者似乎对梳理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兴趣不大。本领域内学者的梳理由于受到自身研究取向的干扰，未免对该领域有所偏爱，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学者立场的影响。而且少量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本身的研究大多是对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结和归纳，都是将该学派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大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进行考察，而没有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抽离出来，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重要的思想史事件——“盲点”辩论所显示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存在重要的分歧，而且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整个以政治经济学视野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的批判学派进行整体性研究，抹杀了北美传统的独特性，模糊了北美学派的面目，也难以看出北美传统的学术传承和代际推演。尤其是在当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下，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几乎被所谓的文化分析浪潮所淹没。所以，有必要重新树立北美学派的理论旗帜，凸显该学派在传播研究中的地位。

其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探讨也大多是对个别学者和关键概念的分析和评估，或者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显得破碎、零散，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元理论分析，同时也未将该学派看作一个话语体系和北美学者的话语实践，没有涉及该学派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分析。

所以，有必要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的传播研究流派进行单独研究，有必要呈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北美传统与其他传统以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区别，使北美传统的轮廓更加清晰，澄清人们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误解，加深对该学派的理解，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