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反思与建构

4.1 农村社会工作典型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前面文献综述部分和上一章的分析可知，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和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的推进，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在各地有了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探索和实践。这其中，江西、云南、湖南、广东等一些地区的探索和实践较为持续和深入，并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和实践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有较大影响力，也被学术界关注和探讨。戴利朝认为湘西、江西、云南的社会工作开展得最早，成效最显著，并将三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分别概括为“高校实习”“行政打造”“项目运作”三种类型。熊景维、钟涨宝学者则归纳了三类农村社会工作典型实践，分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社区反贫困社会工作、江西省万载县注重人才培养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以及湖北、湖南高校以教育与服务“双承载”。

就前期的研究看，江西、云南、湖南的实践模式较受学界关注，但上述三地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不足以反映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演进的最新趋势和成果，近两年广东农村社会工作取得的新突破值得关注和研究。同时，前述类型区分的逻辑和依据，也有可商榷之处。

笔者在前文已阐述，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应该是一个涵盖多重主体的行动体系，包括农村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角色地位、组织体系和制度设计，社会工作组织运作项目的机制和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策略或服务策略，涉及从宏观至中观再至微观多层面内涵。就实践模式的类型学区分而言，微观层面是不是“社区（发展）为本”或者“临床模式”，抑或是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对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者来说，并没有截然的差异。“社区发展”“临床模式”是国际社会工作的两大典型模式，但这是建立在社会工作高度职业化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总体上还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滞后于城市社会工作的发展，离职业化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当然，“双百计划”是朝职业化迈进的重要尝试）。由此，当前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核心差异应该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运作主体及事权划分，重点是政府的角色或介入程度、政社（政府与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组织）关系。

就此，笔者认为，各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理想类型: ①以江西万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②以云南和湘西为代表的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型; ③以广东从化项目、四川理县、“双百计划”项目为代表的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型，这又包括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和直接购买社会工作岗位、服务两种不同类型，后者的代表是“双百计划”。之所以将云南和湘西合并为一个类型，是因为这两地的运作模式十分接近，政府介入程度低，都是典型的高校主导，具有专业实习性质，只不过云南平寨项目还赋予了学者行动研究的目的。此外，之所以将张和清教授团队运作的云南平寨项目和广东从化项目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是因为云南平寨项目运作时期，实务团队还尚未注册成立机构，服务人员主要是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班的实习师生。而在2011年，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注册成立，广东从化项目系广州市民政局和从化区民政局资助该机构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下对各类型分别做一介绍。

4.1.1 政府主导的万载模式

江西万载是全国首批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和唯一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区。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万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开展得有声有色，力度极大，步伐极快，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极广，也形成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其所形成的经验由国家民政部副部长亲自确立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万载模式”，与“深圳模式”“上海模式”一起，向全国推广，引起全国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影响颇大。如今，谈起农村社会工作，万载模式几乎是必然提起的经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万载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否可能？万载是否突破了以及如何突破农村地区发展社会工作面临的人、财、物等资源瓶颈？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具体如何运作，能否持续，抑或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华丽展示”？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结合调研资料对政府主导的“万载模式”做一个客观分析。

1．万载县的基本情况

这里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万载的县情。万载县位于江西省西北边陲，西与湖南省浏阳市相邻，距南昌180公里。总面积1719.6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0.6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和1个街道，19个居委会，181个行政村，3355个村民小组。2015年年末万载县总人口为565012人，其中城镇人口259358人，占总人口的45.9%，农村人口305654人，占54.1%，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居民绝大多数属于汉族。万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和百合产地，花炮、夏布、表芯纸和百合、辣椒、三黄鸡为万载历史上三大特产和三大名产，如今，夏布、表芯纸等传统产品的销量已逐渐下滑，风光不再。而花炮、百合系列产品则雄风不减，势头正旺。21世纪初，以茭湖乡为龙头的有机食品基地在万载悄然崛起，优质稻、花生、脚板薯、蜂蜜、竹笋、红心番薯、毛豆、马铃薯等20多种有机农产品已通过欧盟等地认证，万载被国家环保总局定为“全国四大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之一，在全国有一定名气。

万载是典型的农业县，是经济欠发达县，也是国家西部政策延伸县。2015年，万载县实现生产总值（GDP）110228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2145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26858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33281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4.0%、9.2%、12.3%。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2.89∶56.87∶30.24，年人均GDP达到22670元。

2015年万载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232033万元，比上年增长16.0%，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2712万元，增长17.1%。全县有11个乡镇（街道）财政收入超过五千万元，其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乡镇达6个（康乐街办、黄茅镇、株潭镇、潭埠镇、鹅峰乡、马步乡）。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04937万元，增长24.0%。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统计，2015年，万载县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2258元，比上年增加1894元，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68元，比上年增加873元，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8002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77%。这与全省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江西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500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1139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86元。综上情况，万载确属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2．高位推动与广泛发动：万载社会工作的行政动员

万载社会工作的组织与动员具有典型的行政推动性质。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万载的成功经验，即县委书记亲自抓社会工作，高位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真正成为万载的一把手工程。在万载社会工作的组织与动员过程中，党政机关的作用至关重要，且无所不在，纵向从省到县至乡、村，横向从领导到一般干部、员工，均被发动起来，可以概括为“高位推动”与“广泛发动”。

（1）高位推动

首先是省民政厅的大力推动和指导。当时主管社会工作的是江西省民政厅领导H，笔者曾在其亲自带领下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作为女性领导，她对社会工作有着天然的热情，对国内社会工作的动态也了如指掌。她的主要观点是，江西经济欠发达，没有实力购买服务，发展社会工作，政府官员必须身体力行，但也要意识到专业实务人才的重要性，希望能从高校和深圳等地引进若干名专业人才到江西工作。她的助手，厅人事教育处、负责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副处长G，是位热心肠的转业军人，对社会工作也非常感兴趣，言谈中“助人自助”“同理心”这些社会工作的专业词汇经常脱口而出，他曾先后三次参加中级社会工作师考试，但均未通过，一直心存遗憾。江西省民政厅的这两位领导多次亲赴万载县指导试点工作。G处长对笔者说，2007年至2008年，他曾在万载县连续待了三个多月，指导当地开展社会工作试点。很大程度上，万载社会工作试点建设的起步、发展，都有省民政厅的“影子”，换言之，万载社会工作试点的大方向是省厅把握的。

其次是时任县委书记CXP的高度重视和高位推动。访美期间亲自接触过美国社工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的时任县委书记CXP，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高度重视。CXP在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研究班的发言中有一句精辟之语：“所谓‘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CXP就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先后多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全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县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同时责令严格督查和落实责任，“谁工作没有搞上去，到时板子就打谁”。在他的推动下，社会工作真正成为万载的“一把手工程”。经他指示，“两办”（县委办、县政府办）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和《农村社会工作实施方案》等10项配套政策文件，完善了有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机构、岗位设置、人才队伍开发、组织运行机制和进程安排、经费预算以及监督检查等多项制度，在督查、评比和考核中，一些懈怠、失职的部门受到“两办”的通报批评。这些做法强有力地推动了万载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

（2）广泛发动

首先，在组织层面，万载县成立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府副县长为副组长，“两办”、组织、宣传、人劳、财政、民政、教育、文化、卫生等二十多个部门单位负责人为社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民政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并在民政局设立了社工股，形成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管理体制。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也相应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在村一级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全面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工作。而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优势是民间组织或高校无法比拟的，万载的资源因此能迅速地动员起来。

其次，广泛宣传发动。为营造社会工作发展氛围，2008年7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动员大会，时任县委书记陈晓平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开展专项宣传活动，使全县的干部职工都知晓社会工作，广大的群众了解社会工作，从而接受、参与和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会上，还成立了全省首个县级社会工作者协会，举办了全县社会工作知识竞赛，并广泛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宣传手册等形式，宣传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作用和典型案例，制作了《万载涌动社工潮》的电视宣传版，在各试点单位设立了社会工作宣传栏、告示牌、社工信箱及社工热线，每月编辑两期《社工简报》，编印了两万本《社会工作知识手册》，编写了《社工之歌》《志愿者之歌》等。笔者在万载调研时了解到，万载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ZJP女士的知名度非常高，几乎每个单位、每个我们调研过的村庄的干部都认识她，因为她经常主动去或者被请去各单位、各村宣传、讲解、指导社会工作，一名村干部说，ZJP在全县的知名度仅次于县委书记。另有一个细节是，笔者在途中随意调研的一个村庄发现，村干部中竟然有两位报考了助理社会工作师，其中有一位村干部还通过了考试，拿到了证书。而一位乡民政所的所长在与笔者谈到以后的打算时说，“退了休以后，我就去做社工”，无心的一句话，显示了其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可。可见，在那段时期，围绕社会工作，从上到下，各级干部确实都动起来了，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3．整合资源，缓解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人、财、物”难题

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才队伍开发和资金保障问题。万载县虽然没有破解这个难题，但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试点期间的“人、财、物”难题，使试点工作顺利验收，并在总体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1）资金投入

万载在全国农村地区率先投入财政资金支持社会工作发展。时任县委副书记、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组长NHS在全县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动员大会上强调，“尽管我们的财力都不宽裕，也要千方百计挤出资金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根据县委办发〔2008〕14号文件《中共万载县委、万载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中关于资金保障体系的意见，资金投入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政府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交流合作，实习基地、社工宣传媒介等的平台建设，社工协会的成立，社工研讨会的召开等，即各种与社工有关的会议、培训，高校实习师生食宿的补助，宣传媒介等的经费补贴。其中的会议支出很大，除了举办全县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动员大会，为扩大试点影响力，万载还主动承担了江西省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民政部全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专题研修班等，在会议召开前，制作各种展示试点成果的展板，也投入了不少资金。二是安排30%的县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工作，该项资金2008年为20万元，并逐年有所增长，在2011年的调查中，据对该县民政局干部ZJP的访谈，该项投入每年约为45万元。三是社会筹资，包括企业赞助、干部职工和务工经商人员的募捐等。该项筹资进展不大，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补贴和彩票公益金。

应该说，万载白手起家，举办声势浩大的社会工作建设试点项目，确实需要很大的财政投入。据民政局记录，“县财政在每年预算安排20万资金的基础上，又新增200余万元专项资金投入，用于打造社会工作样板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会议召开之前，民政局特向县财政申请了109万元的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各个“看点”硬软件的打造、宣传费用、会议接待等。其中，某试点村“光搞卫生和做展板就花了4万块”。政府举办的项目好大喜功，对展板制作要求格外高，比如，在江西另一个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新余渝水区，为迎接上级的检查，花了10万元在试点项目村的村口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宣传展板。当然，这类支出一般都由民政局支付。

（2）人才队伍建设

万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发是以“行政性的、非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在此过程中，也培养出了一批“行政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这其中有客观因素。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缺乏，尤其是实务人才缺乏是万载试点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江西高校虽然培养了不少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但几乎没有人会到像万载这样的县城去工作，也很少有人通过职业水平考试，获得社会工作师证书。截至2013年10月，全县仅有30人通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其中助理社工师25人，中级社工师5人。全县也没有一家注册的社会工作机构。

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做增量，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增设社会工作岗位；二是存量转换和提升，即依托现有的基层乡镇社区和从事民政工作的人员，也即王思斌教授所称的“行政性的、非专业社会工作者”。经济欠发达的万载选择的是后者，即“盘活存量、多元吸纳、转换提升、专业引领”，这是万载人才队伍开发的基本思路，是一种契合欠发达县情的低成本人才开发路径。

在试点起步阶段，万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策略是“1+3”组合模式，即一个来自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带一个民政干部、一个试点单位干部和一个志愿者开展社会工作实务，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这一策略已初见成效。通过与高校联姻引领实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带出的民政、社区系统的本土实务骨干虽为数不多，但也难能可贵，比如民政局社工股负责人兼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ZJP，原是一位小学教师，在社工师生的帮助下，很快成长为一个行家里手。“1+3”组合的提法在2008年4月的县委办14号文件中被另一概念所取代，即“社工引领义工服务、从工辅助社工服务、义工协助社工服务”的“社工+从工+义工”模式，或称为社工、从工、义工联动模式，这一提法更能凸显政府的主导作用。

这里的“社工”，根据时任县委书记CXP 2008年7月在全县会议上的讲话，指的是县里为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民政部门配备的4个专业社工岗位和编制，计划在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等配置的专职社工岗位，以及面向社会、大中院校毕业生招聘的一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职称的人员。据万载县民政局的调研报告披露，至2012年，万载共配备专职社工编制26个；调配专业从工800余人，招募志愿义工8000多人。不过，据了解，这26人中，真正新增的社工岗位可能仅限于民政局的4个岗位和县福利院的2个全额岗位，其他20个岗位皆是从各试点单位中已通过职业水平考试获得社工师资格者中转换过来的，实为存量转换。当然，专职社工中的绝大部分只是通过理论考试，并没有任何实务经验，还需要通过培训提升实务能力，真正实现专业化。为此，万载请来一些高校社会工作的名师，包括复旦大学的顾东辉教授、北京大学的马凤芝教授等人来万载授课，或者请江西高校的师生开设社工培训班，培训这些本土专职社工人才。不过，这批设置在行政、事业单位或官办社会团体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虽然不再是王思斌教授所说的“行政的、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但行政身份依然未变，只是变为“行政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所谓从工，指的是本土化的从业社工，具体指的是民政、劳动、卫生、工青妇，以及街道、乡镇、社区（村）等在已设定的社会工作岗位从事工作，但尚未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其与专职社工的区别在于没有通过考试和获得社工师证书，实际上就是行政社会工作人员。从工与社工均属于万载社会工作人才开发体系设计中的主体部分。这800多名尚未拿证的行政社会工作人员是盘活存量、转换提升的重点对象。万载县委、县政府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这些体制内人员报名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以将其转换为专职社工。对获得证书的从工按所设社工岗位聘用，并发放岗位津贴，中级社会工作师为每月40元，助理社会工作师为每月20元。这批行政社会工作人员中确实有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万载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比如白水乡的民政所L所长和该乡永新村妇女主任WHL，后文将会涉及。

所谓“义工”，即志愿服务人员，按照万载官方解释，主要包括以义工协会、老年协会为主体的社会化志愿者队伍，和城乡社区“五老”人才资源，包括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知识分子、老复员退伍军人。

大量从工的介入，意味着行政力量不但组织领导社会工作的开展，而且也主导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环节。对于行政力量在实务中的介入，要辩证地看待。其好的一面是有利于本土化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用官方话语来说，“让专业社工人才指导、帮带培训我县基层从业人员”，有利于促进基层干部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不利的一面在于，政府对社会工作主导过多，一方面将影响专业的自主性，导致出现行政化问题，同时受主政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大，一旦主政者调离，发展的持续性将受到影响，所谓的地方政府创新，将仅是一次“华丽的展示”；另一方面，将不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也不利于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成长。

4．低成本的项目式实务运作模式

在万载试点之初，对于村落社区，万载主要依托高校社工专业师生开展农村社会工作。但随着2009年试点验收完成和一批本土化的专业社工的成长，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运作有所调整，以县社工协会为主的本土化的专业社工和村一级的社工专干或从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能够独立地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并逐步形成一种本土化的实务项目运作模式：通过选点，确立一批项目，再以项目建设为纽带、培育社区自助团体为核心、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为根本，构建项目化、本土化、参与式发展的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模式。

在该模式下，首先是要选点。万载的官方宣传口径是在100多个村都设立了农村社会工作站，已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全覆盖，实际上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和全国会议与会代表在观摩时“可学、可看、可用”，集中优秀社工，精心“选点”和打造“看点”与“亮点”，重点打造了马步乡罗山新村、寨下村、白水乡永新村等一批农村社会工作站试点项目。其次在服务模式上，这些村落的农村社会工作站以项目式服务为主，由万载县社会工作协会的专业社工担任各村社工站的社工督导，且由社工协会资助一定的活动经费，并由其进行垂直管理和业务指导。由此，将村落社会工作站纳入了县社工协会（该协会是事业单位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的行动体系，以项目为纽带，县社工协会与基层社区建立了紧密联系。在项目建设之初，由专职社工引领和指导基层农村社会工作站的社工专干结合社区需要探索实务项目，开展实务活动；并发挥社区精英作用，着力培育社区自助团体或社区组织，重视社区组织的培育与能力建设，使这一组织成为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运作项目的目标。按照此种模式运作的社工机构，在岗位设置和运作上可大大节约经费。比如，后文将作为案例分析的万载县永新村的妇女互助储金会或老年协会，社会工作者在指导该项目正式运转起来后，对项目的介入并不多，项目运作的成本也比较低，但项目从2007年至今，仍在持续运转。万载的经验表明，社工即使不驻村，县城的社工也可以督导好农村点的项目工作。此方式既能够适应农村地区的财政能力，又能发挥社会工作的实效。

5．政府主导的项目化运作的弊端

万载通过主政领导高位推动、各级各部门广泛发动，高效率地整合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实施低成本的项目式实务运作模式，使社会工作很快在全县全方位地开展起来，覆盖领域和人群大，影响广泛，也在公众当中营造了对社会工作较好的认知，应该说成效明显，但依靠政府主导的项目化运作的万载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和问题。

首先，政、事、社合一的县社会工作协会越来越行政化，并且其盲目扩点，以追求部门利益。万载县社会工作协会属于事业单位性质，但其秘书长和民政局社工股长由同一人担任，因此该机构既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又具有事业单位和机构的职能。在缺乏专业社工机构的情况下，社工协会秘书处同时具有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和项目具体运作的功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导致万载县每年以增加十多个点的速度扩充社会工作项目点，而之所以要规模化扩点，据相关负责人说，如果不扩点，上级部门考核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工作，现在行政导向的考核往往数量化、表面化，你苦心经营把几个点做得再好，上级部门也没时间去看；另外，不扩点，就拿不到更多的经费，因为经费预算是项目制，按项目数量而不是质量决定拨款，所以扩的点越多，给的钱越多。但由于社工岗位并未增加，仍然是两到三人，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点，所以大部分新扩的点有名无实，只是蜻蜓点水，做表面文章。但缺乏实质的考核与评估，必然导致社会工作实务质量下降，表面化、形式化，有增长无发展，形成“内卷化”现象。

其次，万载试点过于依赖主政者的强势推动，而在试点验收以及县级领导层更替的背景下，社工协会的行政性、专业社会工作者（社工）以及基层的广大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者（从工）的动力可能大大减弱，试点工作将难以维系。在试点阶段，党政领导可以凭借体制优势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资源，而一旦进入常规阶段，当政府投入不再具有政绩和政治光环效应时，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可持续性便失去了保证。现实局面确实是这样，在试点验收尤其是万载原县委书记CXP于2011年升职调离后，万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势头开始减弱，目前除三至五个前期基础较好的点，其他的几个点几乎都处于停止状态。

4.1.2 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模式

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有一种天然的热情，正如贺雪峰所言，“乡村建设不仅是农民和国家的事情，也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具有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特点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民国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及其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领导和开展的，而燕京大学师生开展的“清河实验”更是体现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农村社会工作的努力。当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由教育界知识分子领导和发起的，领军人物温铁军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其先后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并成立了具有社会团体性质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开展实质性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当代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无论是云南、湖南、江西还是广东，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作用都较为明显，云南平寨项目及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湘西开展的项目并未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主要依靠实习师生的参与、高校或民间团体的资金支持，具有志愿服务的性质。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的模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费来源以高校或民间资金为主，民政部门或基层政府支持为辅。具体来说，这类项目的经费来源可能由以下三部分构成。一是高校实习经费。不管是云南平寨项目，还是湘西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均是以专业实习的名义进驻。2001年3月启动的云南平寨项目是为配合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班的实习需要而设立的。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湘西项目与所在乡镇、村签订了明确的实习基地协议。对于专业实习，高校一般会有相应的实践教学经费支持，用于实习学生的交通、食宿支出，比如，华中农业大学每年用于社工实习的经费达30多万元。当然，如果实习项目有其他渠道如基金会的充足经费支持，则项目主持者也可能不再申请高校实习经费。二是民间基金支持。如云南平寨项目所用经费基本来自境外NGO。而湘西项目，据史铁尔教授介绍，在前期也得到了境外基金会的支持，但后来国内环境有所改变，对境外基金加强了规范，学院于是不再申请境外基金会的支持。还有一些项目受到了国内基金会的支持，比如云南大学钱宁教授在苗族社区的实践获得了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三是民政部门或基层政府一般也会给予实践项目或多或少的支持。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当地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因此民政部门或基层政府一般对此表示欢迎，有时也会给予一定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来自两方面：免费提供活动场所或住宿、餐饮等支出；民政部门以“三区计划”形式为选派的项目社工提供工作补助，如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翁草村农村社会工作项目获得了民政部“三区计划”每年5万元的社会工作人员补助。

（2）项目实践承载人才培养、服务农村社会、学术研究的多重目标。高校既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也承担了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使命。首先，依托教学实践实习基地存在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既承担了以提升实践能力或实务能力为目标的高校人才培养的职能，也承担了服务农村社区发展和帮助农村困境人群（如“三留人员”）的社会功能，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协助了民政部门或基层政府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或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比如云南平寨项目具有明确的服务农村社区发展的目标，即探索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扶贫新模式，并以推动城乡合作的公平贸易项目为抓手，满足农民对可持续发展生计项目的需求。湘西项目则试图通过开展暑期支教、暑期夏令营、苗族文化体验等活动弘扬苗族文化、发掘文化资源、帮扶留守儿童。其次，一些教师或研究生参与的项目，还结合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比如，张和清、古学斌等兼具行动者与研究者身份的学者主持的云南平寨项目，明确了多重目标：一是回应贫困问题的解决；二是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三是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或行动研究，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诸多重要学术成果。

（3）服务模式以周期性的暑期驻村服务为主。首先，在服务时间上，根据高校教学计划，为不影响平时的课堂教学，平时的实习活动一般仅安排在本市进行，而赴外地的专业实习实训活动通常安排在暑期进行。实习活动最长可持续两个多月，从6月底至8月底。从目前高校主导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看，情况也大抵如此。云南平寨项目持续时间虽长，从2001年持续至2007年，但每年的项目开展时间一般都在暑期，比如，写村史计划从2004年暑期开始，持续了两个月暂告一段落，直到2005年暑期的另一次实习，才继续开展。湘西项目一般也在暑期进行，如该项目点主导的暑期支教、暑期夏令营活动。其次，在服务方式上，一般以驻村服务为主。这一方面应是出于对实践项目的成本考虑，收缩项目服务范围，将精力集中于村落社区，而不是四面开花，有助于节约项目经费，降低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实务和研究的需要，只有深入基层，直面社区问题，直接面向服务对象，才能锻炼学生，提高其实务能力。

（4）实务运行中专业自主性强。与政府主导的模式不同，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政府的介入程度弱，至多从外围条件上给予一些支持，不会去干预具体的实务计划制订和实务过程，因此，社工的专业自主性更强，不会受到行政化的困扰，能够自主地根据自己的专业理想、价值目标，立足基层民众的切身需求，踏实开展实务活动；同时，也不需要应付各种程式化的管理、考核和评估工具，将主要精力用到实务工作中去。

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模式的主要不足是政府支持缺乏导致资源不足和专门工作人员缺乏，高校或民间团体只能利用暑期等时间开展周期性的服务，影响服务的可持续性。比如，有学者调查发现，在非实习期间，湖南湘西的中寨社会工作站“满地垃圾”，显然很久没有开展活动。对此，史铁尔教授坦言，希望政府更加重视，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资助，推动以中寨为代表的湘西农村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1.3 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也开始向城市地区看齐，试点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这类项目以广东从化项目、“双百计划”项目为代表，也包括后文将要分析到的四川理县项目、江西省救助总站招标购买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培训）试点项目。这其中，广东从化项目（包括华农征程项目）、四川理县项目、江西留守儿童未保项目系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的社会服务，“双百计划”系政府直接购买社会工作岗位和服务，这两种类型有共同之处，都是由政府财政购买服务，差别在于，购买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各有利弊。从发展路径看，以广东为例，先出现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的从化项目和华农征程项目，再出现政府直接购买社会工作岗位的“双百计划”。下面对这两种类型的购买服务的共性与个性分别加以比较、分析。

（1）探索了政社合作、开拓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新模式

孙立平等曾论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逐步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中国的社会整合也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的先赋性整合（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到改革前的行政性社会整合，再到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历史性变革。这一转变在经济生活领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转变则较为模糊，社会整合明显弱于社会分化。徐永祥教授也指出，我国的社区建设体制中，政府行政管理层面的架构相对比较成熟，但社会体制层面的架构、内容、要素发育缓慢，社会性相当微弱。在城市地区，随着近年来政府职能的转移和简政放权的推进，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所增强。在农村的社会治理体制中，社会的发育更为迟缓，传统的社会组织，如农村宗族，即使改革后在东南一些地区一度有所复兴，但总的趋势是影响日益式微，其更多的意义是在文化层面，而宗族等传统的助人系统功能衰退。压力型治理和刚性的维稳思维是当前政府治理农村的主流模式，并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维稳政治”。

但这不足以应对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突出社会问题，如贫困、特困群体的帮扶，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关爱和照料，等等，这些问题呼唤社会服务、社区服务的发展。但农村的这些问题靠村落本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外移（不仅仅是务工，也包括求学、经商、定居城市），农村剩下“386199部队”，成为“空心村”，因此，农村自身缺乏资源、也缺乏能力自我解决社会服务问题，而市场化企业缺乏动力提供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服务，即所谓“市场失灵”；各种行政、半行政的组织，虽握有公共财政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但因承担了繁杂的党政事务，根本无暇也无法扎根社区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

由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实行政社分工合作，通过政府委托管理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门的、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或者如新治理理论创立者萨拉蒙所言，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提供农村社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是大势所趋。四川理县、广东从化等地实施的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正是构建政社分工合作、协同解决农村社会服务需求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后文将分析的四川理县项目，2009年由湖南省政府将灾后“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项目”纳入对口援建理县的规划项目，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史铁尔教授团队成立的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运营工作，项目经费高达300万元。灾后心理援助和行为偏差矫正需要专业的服务，政府公务员和一般志愿组织都不具有这个能力，需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服机构。此外，江西省救助站之所以要向社工机构招标购买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等干预服务，是因为针对留守儿童的这类专业服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救助行为和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能力，需要引入专业社工的服务。同样，广东从化项目和“双百计划”的社工所开展的扎根服务、以优势视角的城乡合作贸易为核心的反贫困工作都是官僚化的行政机构能力所不及的。因此，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是重要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了政社合作、开拓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新模式。

（2）服务口径以民政对象为主

前面的分析已指出，近年来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民政领域的需求，这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更为明显。比如，广东省民政厅发布的“双百计划”的实施文件就明确指出，“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以辖区内有需求的群众为服务对象，覆盖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农村留守人员、优抚安置对象、老年群体等民政重点服务对象”。江西省救助总站招标的留守儿童未保项目、四川理县的灾后援助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民政服务特征。相对而言，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运作的从化仙娘溪项目偏离民政领域，比如以城乡合作的公平贸易为核心的生计发展项目、文化保护与开发项目等偏向社会经济层面，这与绿耕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理念有关。但这种坚持也给绿耕的发展带来了困扰，甚至带来生存压力。这是因为，政府在加大对社会服务购买力度的同时，也在引导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方向。这种转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政部门出于加强自身领域工作的需要，如广东省民政厅在文件中的表述，要有助于“充实基层民政服务力量”，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二是财政专项资金或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监管要求，一般要求专项资金专项使用，不能挪作其他用途；三是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及其配套文件也引导慈善资源用于开展扶贫济困、扶老助残、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社会救助领域的服务和活动。公益组织如果服务方向偏离这些领域，将很难获得政府购买相关服务项目。

（3）两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类型各有利弊

广东省的城市地区，包括深圳和广州，政府都是通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社工服务。在“双百计划”之前，广州市对从化项目和华南征程项目等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也采取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社工服务的形式，但“双百计划”有所不同，采取的是民政部门直接购买社工包括社工督导的形式。就农村社会工作而言，这两种类型各有特点，各有利弊，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购买服务者的核心关切。

先看政府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类型。

该类型的优点首先是专业自主性强、行政化困扰相对少。相对政府直接购买社工服务，通过社工机构购买社工服务的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介入社工人事管理和具体事务，因此行政化困扰相对要小。但只是相对而言，行政化的现象总是存在。从深圳和广东的实践看，基层政府在购买服务时总是存在“搭便车”现象，把一些非社会工作性质的行政性事务打包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次，任务目标明确，便于考核，效率更高。政府在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时，一般会明确项目内容、具体任务和目标，以结果为导向，便于考核，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该类型的缺点，首先是服务成本更高。因为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意味着机构要独立承担项目的运营，机构不仅需要提供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的开支，而且需要支付支持性岗位人员的开支，如财务、行政等人员的用工支出，甚至还要支付服务场所和设施的开支。服务成本因此相对于直接购买社工服务，无疑更高，比如，广州每年200万元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综合考虑了专业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成本。当然，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有财政能力承担这些成本，可以获得更有效率、更优质的服务。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拓农村社会工作，对成本与效率必须兼顾考虑，甚至要优先考虑成本。其次，政府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社会服务，如前面所指，多采用以项目制为主的购买方式，此方式虽然效率更高，但也存在短期效应的问题，项目持续性较差。目前政府购买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多属于试点性质，并未明确持续投入。项目服务期结束后，政府可能因各种原因中断对项目的支持，导致项目无法持续，比如，前面提到的华农“征程项目”。项目组社工曾经驻村服务的山美社工站，在社工撤离后，山美村村委没有运营社工站的财政预算，难以接管社工站，社工站因此处于闲置的状态，项目未能持续地开展下去。另外，即使没有中断支持，但也可能更换机构，这也会导致原有的项目无法持续推进，而频繁更换项目，也会给服务的社区带来困扰。江西省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培训）试点项目就是如此，12个县的项目试点服务期完成后，除乐平等个别点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后续支持而得以继续开展外，其他的项目点在社工撤离后都处于停滞状态。

不过，这些缺点也并非无法克服。目前，在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中，绿耕从化仙娘溪项目总体较为顺利，在广州市民政局和从化区民政局的财政资金支持下，已开展了两个周期，持续7年时间，这说明绿耕团体扎根社区、脚踏实地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努力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认可和肯定。再如，后文的案例X机构在四川理县的灾后社会工作与心理援助项目，根据计划安排，也顺利地结项和验收，但机构的服务并没有中断，通过培养本土化的社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较好地实现了本土化，将X机构顺利地移交给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管理，机构服务得以延续。不过，X机构未来仍然面临项目资金的持续投入问题，如后文的案例分析所指出的，在最大的支持方援建队撤离后，X机构失去了体制内的各种优越条件，只能向政府、基金会申请一些小项目，因此发展阻力增大，比湖南援建时期艰难很多。

再看政府直接购买的社会工作岗位及服务类型。

政府直接购买的社工岗位及服务的优点，首先是服务成本相对更低。这是因为省却了服务场所、办公设施以及支持性岗位的经费，如“双百计划”明确规定，服务场所、办公设施由各镇、街办事处落实。“双百计划”之所以采用此种类型，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粤东西北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弱，必须考虑发展成本。如果按照广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资助标准，每年200万元，200个镇街的服务购买资金将达到每年4亿元，而按照现有的政府直接购买社工服务，每人每年5万元，按计划购买1000名社工（实际购买社工912名）仅需要5000万元，再加上购买督导经费500万元，合计5500万元，大大节约购买成本。其次，理论上，服务的持续性也更强。因为，此时的评估考核对象为社工个人，而即使考核不通过，也仅是中断对个别社工的使用，其影响要比整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撤离小很多。如“双百计划”，依托镇、街办事处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组建3～8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团队，5年期试点期满后，如果“双百计划”证明是成功的，将会长期延续，即使个别社工被调整或流失，团队开展的项目也不会受很大影响。

政府直接购买社工岗位及服务的缺点，首先是对基层政府或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也容易受到基层更严重的行政化困扰。“双百计划”虽然启动时间短，但已遇到类似问题。根据广东省民政厅提供的“双百计划”进展情况跟踪材料，部分镇、街领导对“双百计划”聚焦民政主业、服务民政对象的认识不足，随意统筹使用社工，如兴宁田兴街道将7名社工分配到镇的7个部门，事务办一个都没分到。对此，广东省民政厅社会工作处负责人L也很无奈，“行政化与专业化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其次，农村地区当地政府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财政支持难以落实到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配套能力弱，很难按计划落实，甚至连服务场所和办公设施都不一定能保证。比如，“双百计划”主要在粤东西北推进，原计划投入5000万元资金，由省级与地方（市、县两级）按6∶4的比例配套资金，但这些地方经济落后，原来本级财政几乎没将社工经费列入预算，实际困难加上认识不足，造成部分需要当地配套的资金至今尚未落实，有些地方的社会工作站还未真正开展工作。最后，政府直接购买社工岗位，如果设站单位购买人数太少，将导致农村社工孤军作战。而社会工作有时需要团队作战，比如开展社区活动，社工人数太少，增加工作难度，此外，孤独地工作，将带来更严重的职业倦怠，增加人才流失的可能性。

4.1.4 小结：三种模式的整体比较

以上三种模式代表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和探索的主要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具体特点前文已分别加以分析。这里从政府介入的适度性、专业化与职业化、本土化、普遍性意义四个方面对三种模式的表现整体上做一比较。

首先，政府介入的适度性，或政社关系的合理性。社会工作服务本质上属于社会福利体系或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而无论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还是创新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要求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政府的介入也要保持合适的度，过度介入影响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和专业的自主性。三种模式中，万载模式中政府充分发挥了作用，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组织、领导与发动强势有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调配也尽其所能，但万载模式中，政社角色失衡，政府过度介入，既是“发动机”，又是“运作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社工机构等专业力量培育和发挥不足；云南、湖南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主要依靠高校或民间团体的运作，政府介入不够，作用发挥不足；广东等地民政部门试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扮演了农村社会工作的资金保障主体的角色，同时，并不过度介入具体的实践过程，而是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或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虽然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化问题，但总体来说，平衡了政府介入与专业自主性的关系，是更为理想的政社合作模式。

其二，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专业化、职业化是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发展成熟的标志。“职业化”（occupationalization）是指一种职业逐步形成并被社会认可的过程，即由一种兼职、免薪的志愿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专职、受薪的过程；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则更强调某一职业或行业专业性程度变化的过程，即由非专业、半专业到完全专业的变化过程中的表现或位置。就此而言，三大模式中，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最高，尤其是广东实施的“双百计划”在15个市的200个镇街购买912名专业社工，年薪5万元，5年为一个服务期，其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已接近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地区。云南、湖南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主要依靠高校或民间团体的运作，专业化程度较高，但职业化程度严重不足，当地政府尚未把农村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在政府主导的万载模式中，虽然通过与高校联姻，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总体专业化程度不高，不过其职业化已有初步的体现，如政府设置了一批专职社工岗位，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通过职业水平考试获得社工师资格者在薪酬上给予一定的激励和保障，至2012年，培养了专职社工26名，这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其三，本土化方面。社会工作是一门既注重专业性，又强调特殊性、情境性的学科，即既注重专业化，也重视本土化。这种对本土化情境的关注，不仅在于其实务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识盲、对社区及个体优势资产的挖掘，也包括对政策情境、体制特点的考量与适应。农村社会工作尤其强调本土化，因为传统的社会工作知识是基于城市环境发展出来的，而城乡环境、情境差异很大，在农村开展社会工作不能生搬硬套，要关注服务的相关性、有效性。为此，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农村社会工作专家和学者也特别强调本土化的重要性。从本土化方面看，三种模式的实践均比较重视本土化问题，但本土化的表现方式或者表现的领域各有不同。比如，张和清教授团队在云南平寨、广东从化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均把优势视角下的城乡合作贸易作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中心环节。湖南湘西项目注重开发苗歌苗鼓等特殊文化资源。四川理县项目注重培养本土化人才。“双百计划”注重服务队伍本土化，优先招聘本地社工，在服务内容上注重与民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结合。相比较而言，万载的本土化探索更为多样。首先，万载比较重视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通过“1+3”组合模式，即一个来自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带一个民政干部、一个试点单位干部和一个志愿者开展社会工作实务，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或者通过“盘活存量、多元吸纳、转换提升、专业引领”，以及“社工+从工+义工”，试图把大批行政、非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即“从工”）培养成为本土化的专业人才；万载也尝试盘活已有的民间公益团体或合作组织，激发和挖掘原有机构组织的功能，推动农村社区工作的开展，典型是后文要分析到的永新村妇女互助储金会案例；此外，在社会工作的实务内容方面，也试图和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些制度情境以及“三留人员”这类中国农村的特色问题联系起来，这都是有意义的本土化的探索，对后文论及的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构建颇有启发意义。

其四，普遍性意义，即普及推广的可能性。试点或实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否可成为未来的一种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即便达不到这一点，那它是否能够为未来更合理模式的构建提供部分或局部架构，或者说虽然不具有全局性意义，但是否具有区域性意义，可在特定区域复制、推广。

首先看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模式的普遍性意义。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远在大中城市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其服务具有周期性的特征，以暑期短期服务为主，无法在农村地区提供常规化的服务；资源有限，高校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任务，但最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有限的资源首先要服从人才培养的需要，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基地的设立也是实践教学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兼顾服务社会的目标。因此，实践教学基地不具有扩散性，覆盖面较窄，在时间上也无法提供常规的服务。一些民间团体的实践也是如此，资源有限，覆盖面有限，服务时间也有限，所以高校或民间团体主导模式不具有全局推广的意义。不过，云南、湘西项目中，高校或民间团体在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万载实践中，高校的作用也很突出，“双百计划”中，高校也发挥了重要的督导作用。这启示我们，高校在未来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中，仍将发挥极大的作用，因为作为舶来品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是教育先行，教育者承担了引领社会工作行业专业化建设的使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皆是如此。

再看万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从目前来看，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是县域范围内政府重视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覆盖人群最多、资源投入力度最大、社会反响也最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万载是经济欠发达、农业人口至今占多数的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尚不及江西省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因此，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无疑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民政部于2008年底确立“万载模式”，于2010年确立万载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区，其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把万载模式向全国推广复制。民政部时任副部长罗平飞在万载召开的全国农村社会工作试点经验交流会上说：“万载县在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充分说明，社会工作不仅可以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也完全可以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不仅可以在经济基础、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开展，同样可以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实施。”所以，如果仅从典型学意义看，万载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但从实践效果看，政府主导的万载模式局限也非常明显。综合前面的分析，这些局限表现在，过于依赖行政力量，政府介入过度，政府角色严重越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发展不足，政社分工合作的合理化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不高，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泛滥，这势必影响社会工作的实务质量，使社会工作流于形式化、一般化、表面化，而如果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低，满足不了农民的真正需求，农民未直接受益，用官方话语来说，缺乏“获得感”，则很难建立群众基础和获得大众包括官员真正的支持，因此，虽然社会工作的发展曾在万载辉煌一时，但当主政者一旦调离，则很快寥落，社会工作的发展市场也将萎缩。因此，万载模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理想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情境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而就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与现实看，为了构建符合本土情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必须解决政府的动力问题，发挥政府在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在这方面万载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同时，万载在本土化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及低成本的项目运作模式方面也探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这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验和模式。但同时，也要克服万载模式的弊端，最关键是要培育和激发专业社工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形成合理的政社分工合作格局。

最后看一下广东等地实施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普遍性意义。从“双百计划”的实施看，广东省有条件在全省普及镇、街的社会工作服务，虽然从目前的状况看，经济欠发达区的粤东西北县市的财政配套能力跟不上，但凭借全省的财政实力，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省级财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总体来说，“双百计划”等大规模、全域性的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模式，在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东中西部发展严重失衡的中国，目前尚不具有全局性意义。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不少地方还是吃饭财政，没有余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况且，很多地方官员压根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工作，能力上、认识上均没达到条件。但即使如此，该模式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局部性意义、区域性意义重大。局部性意义表现在，在对特定困境人群的专项服务上，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形式推进，民政部最近几年每年发布的中央财政购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服务试点项目即是很好的尝试和推进。江西省民政厅、救助总站2016年、2017年连续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购买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培训）试点项目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区域性意义表现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借鉴广东的模式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一些沿海省份的县域经济比广东粤东西北部地区更为发达，比如江浙一带，对这些地区来说，不管是城市社会工作还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均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地方领导对社会工作的认知问题。二是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和机制，也代表了国际上和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趋势，其专业化、职业化的现代取向，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要逐步加强和努力推进的。

总之，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这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本土化实践经验、教训与反思。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整合各地实践的优良机制并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难点问题，突破农村发展社会工作面临的独特的制约，形成本土化特色的实践模式，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深入、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