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3.2.1 宏观背景

燕京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因高等院校调整而被撤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工作专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年，北京大学首先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1987年召开的马甸会议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里程碑，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重建的开端。此后，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内地高等院校逐步发展起来。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社会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堪称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社会工作专业进一步发展，办学层次也得到提升，至今国内已有300余所院校设立了专、本、研究生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决定》的精神指引下，自2007年起，民政部等国务院部委开始加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部署，在全国推进了第一批、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和示范点工作，制定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以下简称《社工规划》）。《社工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自2013年起，实施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简称“三区计划”）。“三区计划”目标任务明确：从2012年至2020年，每年引导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具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一年以上社会工作经验者，包括在读社会工作硕士、博士研究生）到“三区”工作或提供服务，每年支持“三区计划”培养5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自2013年起，民政部选派了首批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到“三区”服务。尽管“三区计划”存在种种不足，总体成效并不特别令人满意，但无论如何，“三区计划”在全国偏远的地区播撒了农村社会工作的火种，提升了社会工作在各地的认知程度和接纳程度。各省民政厅也自2007年起开始进行各地包括农村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探索。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社会工作的推进较为缓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综合来看，无论是城市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均得益于上述宏观背景下两个方面的推力，一是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于实践的需要，社会工作是以实务为本的专业，实务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为提升学生的实务能力，高校需要发展社会工作实习实训等相关实践活动；二是政府层面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加强城乡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需要推进城乡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实验和实践也逐步在各地开展起来。其中，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而广东最近实施的社会工作人才“双百计划”，更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因此，课题组将重点对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经验做一比较，这些具有不同特点的农村地区及其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代表了不一样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特点，社会工作者在这些试点地区的服务则体现了多样化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类型。

3.2.2 云南民族村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云南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中，以2001年以来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团队在云南师宗县的壮族村庄平寨村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最为知名（在一些研究成果中，也称其为“绿寨”）。此外，云南大学钱宁教授自2005年起在苗族村庄开展的反贫困实践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钱宁教授的团队通过发展各种社区草根组织，建立社区议事会、妇女小组、农业技术小组，培育社区自我治理的精英，构建提升苗族社区能力和促进内源式发展的自主力量。这是赋权视角下的有意义的探索。由于资料有限，笔者无法就此做更多的阐述，这里就张和清教授等人开展的平寨项目做一重点探讨。

从2001年3月开始，借助基金会的支持，在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政府的协助下，香港理工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选择滇东北少数民族行政村平寨作为项目点，推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计划。项目注重草根组织的发育和社区文化的保护，目的是重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文化自觉。例如，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推动村民建设沼气、建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图书馆、成立乡村文艺队、推动夜校扫盲班、与村民一起编写并出版村史、建立妇女手工艺小组、发展社区产业等。其社会工作的特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能力建设，尤其是农民的合作能力建设。正如项目的主持者香港理工大学学者古学斌所言，他们主要希望依靠项目的开展发育出不同的社区组织，在此过程中提升社区民众的能力，使他们最后能够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例如，同样是资助失学儿童的项目，基金会所捐助的款项不是由社会工作者或者村委会来管理，而是由不同村民（包括妇女、小学老师、青年等）组成的教育基金管委会来管理，由他们自己讨论决定资助的方法和名额、管委会的运作模式、换届选举的形式等，即以项目为载体，培育社区民众集体合作的精神，以及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二是贯彻优势视角，搭建“城乡合作平台”，促进农民的资产建设。该项目的另外一个主持者张和清教授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种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此模式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强调如何利用社会工作的介入手法和策略，发掘农村当地社区和民众所拥有的资产和能力，从而使得当地社区和民众成为农村发展的真正主体。该优势视角下的资产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城乡合作平台”。

“城乡合作”项目的总体构思是：①发展工作必须跳出农村社区的限制，到城市居民小区进行消费者的组织工作，并促进城乡社区（农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作。②不仅要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也要推动他们保护环境，保存及弘扬传统文化，整合地应对农村诸问题，实现可持续生计；与此同时，通过城乡合作维护消费者获得健康、安全食物的权益。③科学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精诚合作，协助农民解决在生产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因此，项目的总目标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为平台，通过建立城乡合作社组织和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深入挖掘农耕文化，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共创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具体目标包括：①通过城乡合作社组织的发育，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创建和谐的城乡关系；②发掘、保存和利用优良的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文化资源，恢复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③提高城乡居民使用农药化肥的风险意识，探索有效的参与式农药化肥替代技术方案，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食物安全；④建立健全以城市消费者为主体，生产者参与的“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检查农产品质量，保证“城乡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实践表明，云南平寨的项目由于其执行者的专业社工师生背景，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和专业化运作特色，并由于其有充足的基金支持，对政府的依赖少，从而保持了充分的专业自主性，项目历时时间长，且深入社区，扎根民间，与农民建立了较好的互动关系，调动了村民的主动性，发挥了农民的主体性作用，项目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推广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当然，云南平寨的项目实验由于其具有探索性质，存在不足也在所难免，其中一个重要不足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够。王思斌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必须走“嵌入式发展”路径，而云南平寨（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湖南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嵌入性”是不足的，甚至是“脱嵌”的，这一点在古学斌先生对“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的反思中也体现出来。一是专业实务技能的本土化不够。实践脱离“地方性知识”，未深入分析中国乡村文化的特色、领略乡村特殊的社区权力结构（如宗族等），文化敏感性不够，未据此对专业方法、干预策略进行因地制宜的变革与调整，致使如古学斌语所言“一种无知和无能感常常使我们感到步履维艰”。二是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机构建设不够。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大力培育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在云南滇东北和湖南凤凰、古丈的实验中，项目的开展虽然专业自主性有余，但与政府的互动不足，项目虽然深入，但主要依赖实习师生，本土化的专业社工队伍未建立起来，因此只能局限于某一个村落开展，未能推广和覆盖到更多的地方，也因此影响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组撤离后，该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方面，江西万载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

3.2.3 湖南凤凰、古丈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史铁尔教授团队较早在湖南进行农村社会工作的探索，其主要的实践基地是地处湘西的凤凰县和古丈县。湖南省古丈县和凤凰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属“老、少、边、穷”地区。从2003年起，古丈县、凤凰县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开展合作，将培育和发展社会工作引入政府视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选择了古丈县的默戎镇、凤凰县的山江镇的3个苗寨村落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教学实践基地。在当时来说，基地设立主要是出于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实习的需要，“实习的目的主要是锻炼实习生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能力，积累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并希望能做一些农村社区发展的项目，为当地农村社区做一些事情”。而关于选择湘西偏远的村寨作为社会工作实习点的原因，史铁尔教授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工作教材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主体，两千万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那里有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去农村。”湘西农村经济仍然较落后，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社会工作确实有广阔的实践空间。2007年，凤凰县入选民政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首批试点单位，古丈县虽不在公布的首批名单之列，但由于成绩显著，获邀作为代表在2008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做经验介绍。

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与两县的合作情况看，2007年以后，古丈县的默戎镇中寨村社会工作服务站成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重点实习单位，学院每年派出学生赴该基地实习。2013年1月，依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古丈县仁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册成立，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仁与成立后，又开拓了翁草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并专门聘用了一名社工长期进驻默戎镇翁草村，以协作者身份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该村也是仁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担的民政部“三区计划”项目单位。

在史铁尔教授等人的指导下，湖南凤凰县和古丈县的农村社会工作者，遵循平等、尊重、参与、发展的原则，紧扣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主题，扎根苗寨，立足苗民的现实需求，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了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主要的活动有：①建成苗寨社区活动中心开展服务。在多方努力下，建成社工驻点的中寨村苗寨社区活动中心，该中心建有阅览室、活动室、放映室、电脑室、广播室以及户外的活动广场。社区活动中心成为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社工和实习学生依托这一平台开展社区服务、社区组织、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等活动。②广泛开展以苗歌苗鼓为核心内容的小组活动，弘扬民族特色文化。苗鼓、苗歌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村民对苗鼓、苗歌的喜爱尽显其中。社会工作者本着保护当地文化多样性的目的，鼓励村民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村里组织了苗鼓队、苗歌队，开展了如“四月八”山歌会、“赶秋”节、苗鼓赛等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恢复了当地传统文化，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③针对苗族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开展了以兴趣爱好、才艺表演为形式，以提升自信和自我身份认同为目的的妇女小组活动。④针对当地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主要是电视）、公共文化资源缺乏的特点，社工引领村民办起了社区报、建立了流动图书馆，组织了简报小组，既丰富了村民的信息、科技、文化资源，又让村民学会了与他人分享与合作，增进了村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⑤开展外出打工培训，帮助山区少数民族青年更新知识、拓展能力、学会维权，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⑥重视生计项目开发。社工扶助苗寨村民成立农业合作社，并与省扶贫办合作，引入波尔山羊喂养项目，拓宽当地农民致富渠道，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以上是凤凰县、古丈县在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期间开展的主要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这些举措充分发挥了优势视角，结合了苗歌苗鼓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开展资产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近两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着力开拓翁草村等新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点，并尝试运用更具时代感的社会工作方式开展服务和拓展资源。这在以下两个事例上能得到充分体现。

一是为苗寨安装路灯和wifi。初进翁草村的社工H，没有急着开展活动，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村寨年轻人的急迫需求，整合资源为社区安装了路灯，并想方设法为苗寨装上了wifi，很快与村民建立了信任和亲切的关系，在随后的工作中，村干部和村民对H的工作都很支持。

二是发挥苗族文化特色优势，开展暑期支教、夏令营、民宿、苗族文化体验活动。据统计，2012～2013年，已有15个组织到翁草村开展相关体验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成员共捐助24000元，资助村里13名儿童继续上学，吃住在村民家，为提供住宿的家庭每月带来600元的收入。2017年，社工还组织了本地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入营儿童达40多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社工实习生设计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帮助这些儿童快乐地度过暑期。

三是建立了微信群开展网络社会工作。微信群是时下团体互动和交流的常用方式。但社工H为翁草村创建的两个微信群“爱村群”和“湘西古丈城乡社会网络”却有更大的抱负。这两个微信群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员不仅包括社工、志愿者，而且还包括国内的诸多专家、学者和政界、企业的社会精英。2015年暑期，参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会后考察了翁草村，在交流环节，社工H和社工服务站的其他成员就翁草村的工作计划与考察团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各位专家也纷纷建言献策，探讨非常热烈，且意犹未尽。之后，在某位专家的建议下，社工H建立了“爱村群”，把所有参加考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工、村干部等纳入微信群，该群目前有成员23名，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包括本课题主持人），至今该群仍处于活跃状态，他们通过微信对翁草村的工作进展和动态保持关注并提供建议。在建立“爱村群”后，受此启发，社工H把原有的社工服务站工作群扩建为“湘西古丈城乡社会网络群”，该群包括了部分村民、村干部、社工、考察团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内外其他关注翁草村的社会人士，目前共有成员100名（包括本课题主持人）。社工服务站的本地社工经常将翁草村的新动态、拟开展的活动发至群中，比如该群最近发布了2017年暑期夏令营招募和开营第一天的消息。部分入群的村民也时常在群中分享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沟通了城乡网络，让村内外、省内外关注该村的朋友们及时了解村里的信息和动态，并在有需要且有能力的时候，给予村寨一定的支持。这就是新时代的网络社会工作。网络社会工作的运用，使农村社会工作者不再孤独，不再是一个人战斗，整合了更多的同行者跨越时空距离，协同工作。互联网条件下，社工的角色也更加丰富，正如陈涛教授所言，互联网时代，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直接的社会工作，也包括间接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角色可以是照顾者、陪伴者，还可以是同行者，同行也可以改变社会。以上是湖南凤凰、古丈农村社会工作的特点及启示。

3.2.4 江西万载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

民政部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出发，于2007年3月3日下发了《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社会工作发展。2007年5月，民政部开始在全国选择一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鉴于江西农业大省的特点，江西省民政厅对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尤为关注，并优先推荐万载县申报试点单位。江西万载县民政工作基础较好，曾先后获得“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全国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县”等荣誉称号，且该县时任县委主要领导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万载县当时的县委书记为CXP，曾在美国访学一年，亲自接触过美国的社工服务，对此印象深刻。在他的支持下，万载县积极申报试点单位。2007年5月，民政部确定万载县为首批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县。

为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工作，万载县成立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3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成为小组成员，民政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在民政局设立了社工股，各乡镇（街道）也相应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形成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高位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在省民政厅和江西省三所高校（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师生的协助下，万载县通过积极探索与实践，较好地完成了制定方案、建立机构、教育培训、队伍建设、选点示范和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及服务等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在全县、乡（镇）、村等层面和民政、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司法、青年、妇女、老年、助残等多个领域推进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发展。县财政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2007年预算安排专项工作经费20万元，每年递增5万元，建立自然增长机制。此外，还从县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提取30%、慈善捐款中提取30%、福利企业减免税中募捐8%用于社会工作试点工作的经费开支。应该说，万载县从党政层面确实对社会工作的发展非常重视，从组织到财力均给予了社会工作试点工作极大的支持，这些努力也取得了较好的回报。

一是在高校师生的协助下，在试点项目的实务开展过程中，若干本土的社会工作人才逐步培养起来了，通过高校专业社工的传帮带，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带队伍做实务工作了。最典型的是万载县民政局社工股负责人ZJP，她同时也是万载县社工协会秘书长。她已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专业社工，对社工业务非常熟练，2013年至2014年，还被民政部选派作为援疆工作代表赴新疆开展农村社会工作。

二是万载的实践经验已经为全国的同行所熟知和认可，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12月，民政部在万载县召开全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会上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将万载的经验确立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万载模式”——“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部门密切配合、整合现有资源、社工义工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并向全国推广。2010年3月，万载被民政部正式命名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区。2012年1月，万载社会工作本土化试验又获得由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颁发的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13年7月，万载的相关经验在民政部社会工作局于重庆召开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受到高度关注。万载社会工作试点的部分相关经验，经过学者的专题研究，为民政部采纳吸收，甚至被纳入中组部、民政部等联合出台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中。总的来说，万载的社会工作发展走在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前列，为全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除了万载县，江西省民政厅还推进了上饶婺源、新余渝水区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饶婺源、新余渝水区也于2009年入选民政部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和单位。这里以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为主，结合婺源、新余的情况，对江西农村社会工作的特点做一介绍。根据民政部和江西省民政厅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定位，农村社会工作的功能主要是要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体要求，结合万载农村经济欠发达，“三留”（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三化”（农村兼业化、经济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三缺”（生产缺人手、致富缺技术、创业缺资金）、“三差”（环境卫生差、救灾基础差、文体设施差）和“三个较多”（矛盾纠纷较多、贫困人口较多、无助老人较多）等现实问题，江西万载等地将社会工作引入这些领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使社会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江西万载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江西外出务工农民多，因此产生大量的“三留”人员，其中留守儿童的状况尤其值得关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情感上缺人关爱的现象，江西万载、婺源的社会工作者除了为有特别需要的留守儿童开展个案工作外，还组织开展了诸如“留守儿童之家”“少年之家”“模拟家庭”等小组活动，积极为他们提供学习、生活上的辅导与照顾；联结城乡资源，开展城乡互动，组织城乡留守儿童开展“励志成长、快乐暑假”联谊活动，倡导城乡志愿者为留守儿童开展“一对一”的“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等社区活动，使其感受到父母之爱，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2）留守妇女社会工作服务，如万载县永新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负担沉重、情感缺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现状，江西万载激活了传统的妇女合作组织——妇女互助储金会，并以此为依托成立留守妇女帮扶中心，对她们的生产生活进行帮扶，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万载县白水乡永新村的“妇女互助储金会”成立于1994年，以种植百合起家，以实现妇女自食其力、集体发展为目标，发展至今，储金会面临着发展性危机。在县社会工作领导小组及乡镇、村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工作者对其进行危机介入分析，并设计有步骤、阶段性的计划性社会工作方案，发现与解决“妇女互助储金会”面对的发展性危机，提高组织应对风险能力，拓展了组织的功能，实现了一个妇女组织的新生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激活“妇女互助储金会”，促进了农村留守妇女互帮互助和组织增权。

（3）留守老人社会工作。如江西万载，在县社会工作协会的倡议下，该县白水乡永新村组建了万载县村落的第一个老年协会。经过推选，德高望重的Y老支书出任会长，GXL等两人为副会长，协会班子成员共9人，多为当地较有威望、德高望重并且十分热心村集体公益活动的老干部。老年协会的一项重点活动是每月20日组织的老年人集体活动。据Y老支书介绍，“活动最多时有200多人参加”，非常热闹，像集市一样，甚至一些外村的老年人也慕名而来，“远的十华里都赶过来”。活动之所以这么吸引人，是因为协会为参会老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腰鼓、打拳、二胡、麻将、狮灯、扑克”，等等。每个老年人还可领到“两个馒头或是包子”，作为简易午餐，有时还会举办抽奖活动。除了这些定期举行的大型活动，永新村老年人平时也经常聚在老年协会中心（即村祠堂）一起观看电视，或下棋、拉琴，其乐融融。如前所述，和中国大多数的村庄一样，永新村也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这些老人非常孤单，“特别是单身老人，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一位村干部说。而老年协会的组建及活动的开展，在解决空巢老人精神生活贫乏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副会长XGL所言，它成为“农村老人的精神乐园”。

（4）灾区移民社会工作。以江西万载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白水乡老山村大皇山山体开裂的周期越来越短，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严重威胁了当地村民的生命安全，促使政府将受灾村民的整体搬迁紧急地提上议事日程。但搬迁工作阻力重重，村民怀疑政府政策难以落实，担心搬迁后的生活出路问题，再加上大多数村民没有做好建房的准备，对是否搬迁犹豫不定。社工借助县政府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社会工作的机会，以助人者和资源整合者的角色介入此事，组织了移民自助组织——移民搬迁理事会，协调移民内部矛盾，形成统一意见，与政府沟通，向政府反映移民诉求，向村民传达政策信息，配合政府顺利实现了移民搬迁。在移民搬迁理事会的基础上实现其功能扩展，使其由搬迁自助组织转化为促进移民发展的组织，引领移民重建生产生活秩序，规划新农村未来发展蓝图，实现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5）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江西的万载和新余等地在农村社会工作试点中，分别围绕农民的生计发展和脱贫致富做了一些社会工作探索。比如，江西万载组织了致富驿站社会工作项目，即罗山农家乐，这是由入党积极分子YQG创办的集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经济实体，拥有鱼塘30多亩，员工22人，开办一年来已成为当地创收主要来源，并扮演了带动当地村民致富的“带头人”角色。但近年来，农家乐老板YQG在经营理念及生产方式的转型上显得有些乏力，应民政局的要求，社会工作者介入了这一案例。社工立足于增能理论，帮助服务对象提升管理水平，更新经营理念，开展员工素质培训，加速企业产业化升级的步伐。在社会工作理念的指导下，罗山农家乐致富先行的角色真正转变为致富“带头人”角色。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社会工作者在昌坊村组织开展了“夏布小组活动”，传播当地的传统特色手工艺文化——夏布织作技术，通过小组活动促进老年人与年轻人对于夏布手工艺文化的代际沟通，促成夏布织作技术的交流与传承，推动社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与云南平寨、湖南湘西以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为主线的实践不同，江西万载等地开展的农村社会工作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环境等多个方面，且尤其关注“三留”人员社会工作服务，时任万载县委主要领导视之为一种基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工作创新。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环境等多个方面。万载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思路是，围绕新农村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制，缓解社会转型期农村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解决农村中出现的诸如留守家庭、空巢化、社区矫正等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经济议题只是万载农村社会工作的一部分，江西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三留”人员的关注必然是江西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而为儿童、妇女、老人及偏差、边缘人群提供社会服务，也更符合国际社会工作的传统目标。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经验也因此更受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的关注，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民政部在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前，曾多次直接向万载县调取有关经验材料。这是江西万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贡献。

另外，江西万载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特征。虽然高校师生在专业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万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依赖的力量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详细阐述。

3.2.5 广东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与发展

（一）广东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概要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城市社会工作开展较早、投入较大、覆盖较广泛的地区，尤其是深圳市的社会工作发展领全国风气之先。2007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通过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简称“1+7”文件），释放了巨大的制度创新活力，在全国率先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和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大批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全国各地的社工专业毕业生也云集深圳。在此过程中，深圳还成为全国各地社会工作人才的孵化基地。不少回流的深圳社工回到家乡继续从事社会工作事业，引领了内地省份社会工作的发展。

继深圳之后，广州市也加大了财政保障力度，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广州市政府于2011年出台了《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明确广州全市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由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政府将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纳入常态化财政预算，市财政按每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年200万元的项目购买经费来预留市的分担比例预算。区（县级市）财政按辖内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数量预留区（县级市）的分担比例预算，并预留家庭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点的项目购买经费。在如此强大的财政保障下，广州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发展迅速。到2013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已覆盖市内所有街道，到2015年全市街道和区县的镇已实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覆盖到县、镇的层级，意味着广州市将农村地区也部分纳入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覆盖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广东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中，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从化项目开展得较早，影响较大。早在2010年，广州市民政局推出了33个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张和清教授领导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了“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是33个项目中唯一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点，借此探索可行的符合中国本土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该项目选择了广州市从化区最偏僻的良口镇长流村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该项目形成了诸多成果，且至今仍在开展，具有持续性，后文将会进一步介绍。此外，2012年，华南农业大学张兴杰教授团队承接了“广州市民政局农村基层建设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简称“征程项目”），在增城市（今增城区）中新镇的35个村开展了为期3年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试点，服务村民逾23000人次，为340人次村干部开展8次社会工作能力专项培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其不足之处是，项目在华南农业大学师生撤离后即中断，没有持续地发展下去。据广州市增城区政府门户网站报道，记者走访华农征程项目组曾经驻村服务的山美社工站时发现，在社工撤离后，山美村村委没有运营社工站的财政预算，难以接管社工站，目前社工站处于闲置状态，未持续地开展下去。

华农征程项目遇到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在广东省“双百计划”实施后可能会有所改观。2017年起，面对城乡社会工作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广东省民政厅开始实施“双百计划”，计划从2017年至2021年，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建设运营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开发近1000个专业社会工作岗位，孵化200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10000名志愿者。广东省民政厅安排专项资金，以项目委托形式，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双百计划”的招聘、培训、督导和管理工作。“双百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广东的农村社会工作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将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树立新的样板。

从广东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看，广东绿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从化项目以及目前广东省正在大力推进的“双百计划”的示范意义重大，在这里笔者重点做一介绍。

（二）从化项目

从化项目既是广州市政府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一个尝试，也是张和清教授领导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试图在云南平寨项目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运用中国本土化的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行动策略，通过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五个层面的建设达成“生计发展、文化传承、邻里互助、公共参与、生态保育”“五位一体”的美好农村社区的目标，背后的雄图则是借此探索可行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在项目开展初期，绿耕选择在广州市从化东北部偏远的良口镇仙娘溪村开展工作，项目服务后来又延伸至乐明村。以仙娘溪村为例，该村距离广州市区130公里，位于从化区良口镇流溪河国家自然保护区，属于典型的山区水源保护地。该村有100余户，户籍人口400余人。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该村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再加上受“撤点并校”的影响，仙娘溪村成为典型的“空心村”和“留守村”，乡村社区呈现衰败状况。面对社区的现状，项目组确立了扎根社区的服务模式。社工在村中建立据点（社工站）并长期驻村服务，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村民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并有机会深入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资源状况；在此基础上，从优势视角和资产建设出发，深入挖掘村庄的优势、资源和村民的能力。基于村庄的优势，社工以村民的生计问题和社区经济作为社区工作的突破口和社区组织的主线，先后发育了“乡村旅社”“生态种植”“青梅加工”“生态文化导赏”等互助组，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改善村民生计。所谓“乡村旅社”，即社工利用当地已有的建筑资源——闲置老屋，将其修建为独具当地特色的旅社，并通过发育一个由7位家境贫困的留守妇女组成的旅社管理小组（后增至8人），来布置并经营旅社。根据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年报统计，自2010年至2012年，仙娘溪村旅社接待了156批次近2500人游客，为旅社带来直接收入221747.6元。其中2012年乡村旅社的毛收入为92711元，扣除成本和基金后，妇女小组8名成员人均纯获利5871.36元。同时，在社区层面，社工通过推动“老屋新生”“文化导赏”逐步实现文化保护及传承，促进社会互助；通过提升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促使村民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对水源地的保护。

除了重视社区内部的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等内生力量，社工也重视整合城市社区的社会互助网络和资源，吸收云南平寨项目经验，继续推动以“城乡合作贸易、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为策略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社工通过深入城市社区，举办社区活动，利用绿耕微博、微信、网站、邮件群发、短信、QQ群、电子简报等媒介，开展环保、健康、关注小农等课题的社区教育，凝聚城市网络支持者，推动居民与村民携手合作；通过公平贸易店、共同购买、农夫市集等，搭建互惠互利的城乡合作平台，链接城市消费者的资源开展公平贸易，改变传统扶贫“施”与“受”的依赖关系，实现城乡协作与乡村重建。根据驻村社工统计，2014年通过城乡合作网络，仙娘溪村村民直接的现金收入达到38万元，间接收入达到40万元，其中开发的“原乡梅好”青梅系列产品收入14万元，带动了贫困妇女及其家庭增收，正如绿耕理事长闫红红所言，“提高了‘留守村民’活在家乡的积极性”。

总体来看，从化仙娘溪项目是张和清教授的团队继云南平寨项目后对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探索。与云南平寨项目相比，张和清教授及其绿耕团队对从化仙娘溪项目赋予了更高的目标定位，涉及“生计发展、文化传承、邻里互助、公共参与、生态保育”“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目标打造。从项目成果看，社工通过长期驻村服务，促进社区互助和城乡合作，赋权留守群体，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切实改变，使衰败的社区活化起来，重塑了村民对发展的愿景，提升了社区的能动性、主体性与行动力，改善了社区文化氛围，促进了社区可持续发展。

从化项目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虽然张和清教授及其绿耕团队对从化仙娘溪项目的目标定位极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五位一体”的目标，但从项目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看，目标的达成程度不尽如人意。从生态保育来看，从化仙娘溪项目虽然也开展了一些环境卫生教育的小组活动，但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依托环境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尚不能说达到了生态保护的目标。在文化、社会层面，虽然通过“老屋新生”和互助组的组织，呼应了文化与社会目标，但项目的核心运作模式依然承继了云南平寨项目“城乡合作贸易、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模式，

即生计发展和城乡合作是核心，这与绿耕的定位有关。关于这一点，绿耕总干事黄亚军已指出，绿耕统筹委员会对绿耕的转型方向定义为以农村为依托、以城乡合作为纽带的社会企业。

其次，生计发展与城乡合作也是喜忧并存，存在一定局限。绿耕的生计发展和城乡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城乡间的直接贸易，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但正如绿耕理事长闫红红所言，城乡合作绝非易事，城乡合作的不稳定、不平衡是常态。如青梅加工互助组的产量上来了，但有时却出现找不到消费者或产品不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情况，所谓的“有产品，没买家”。或者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消费者的订购量上来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却无法满足需求，即“有买家，没产品”。前者将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对产品的信心，后者将使损害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影响消费者继续购买的热情。这种城乡合作不稳定、不平衡的状况必然影响生计项目的稳定发展，因为无论是乡村旅社的生态体验游，还是生态种植、青梅加工等生计项目，无一不是依靠城市消费者的购买与支持得以维持和获取收益的，如果没有稳定的消费者网络支持，这些项目就难以开展。问题的根源是，绿耕的各个项目还处于“散兵作战”的状态，如绿耕耘总干事黄亚军所言，没有形成稳定的农村行动者网络和城市支持网络。只有有足够的农村网点，有活跃的市民支持者网络，绿耕项目才能持续运作。而如何有效扩大城市的消费者支持网络并和农村网络的组织有效对接将是对城乡合作贸易模式的最大考验。

（三）“双百计划”

“双百计划”，全称为广东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由广东省民政厅主办，计划时间从2017年至2021年，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建设运营200个

镇（街）社工服务站，开发近1000个专业社会工作岗位，孵化200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10000名志愿者。

1．实施“双百计划”的缘由

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对“双百计划”的主推者、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卓志强的访谈，实施“双百计划”，希冀能破解全省社会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瓶颈，推动广东省社会工作全面发展。纵观10年来广东省社会工作的发展情况，总体上来说发展很快，但资金、机构、人才等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仍然普遍存在缺人才、缺资金、缺路径等问题。比如，截至2016年底，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数1104个，仅占全省7%，年度资金投入2330万元，不足全省的2%。实施“双百计划”，有助于加速全粤社会工作专业化、均衡化进程，同时能够将社会工作力量与民政服务相结合，打造一支稳定的、扎根一线的社工队伍，更好地为有需求的群众和社区提供专业服务。

2. “双百计划”的运行模式

（1）“双百计划”的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模式。首先在财政投入方面，如果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模式是政府购买项目形式，“双百计划”则是政府购买岗位形式。首先“双百计划”按每配备一名社工资助5万元的标准，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投入。其次在人员管理上，实行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由省民政厅及其聘用的督导团队，市、县民政局，镇政府（街道办）共同管理。具体来说，“双百计划”的用人需求由镇政府、街道办提出，由省民政厅统一收集、统筹安排，根据基层部门的需求，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报名、统一招聘，对应聘人员的要求是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含大专）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专业应届、往届毕业生或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资格证书者；着力于稳定社工人才队伍、稳定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面向粤东西北本地高校招聘毕业生，鼓励本地社工或者已在珠三角等地从事社会工作的社工人才返乡，建立稳定的本土一线社工服务队伍。聘用人员由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与社工签订劳动合同；广东省民政厅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组建省级专业支持和督导团队，负责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人员培训、专业支持、日常监督、年度评估等工作；地级市、县（市、区）民政局负责统筹协调本辖区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开展业务指导；镇（街）则为社会工作服务站统筹、协调场地及相关设施的提供。

（2）“双百计划”的服务模式。“双百计划”实施驻站、驻镇、驻村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双百计划”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在镇（街）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并在显著位置悬挂“××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牌子，提供与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办公和服务场所，配备必要的服务设施，搭建、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平台，根据需要设置个案工作室、小组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等。服务站选址要求交通便利，靠近居民区，方便群众求助和接受服务。每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组建3～8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团队，这样有利于避免社工个体孤独作战和被行政化；社会工作服务站站长原则上由镇、街道事务办主任兼任，负责社会工作服务站行政管理工作；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副站长从招聘的社工中选拔，要求是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师，负责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日常管理工作。根据“双百计划”的实施方案，社工要求驻站、驻镇服务，但并未要求驻村服务。不过，根据项目督导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的要求，社工必须驻村服务。驻村模式来自从化仙娘溪项目的经验。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面对的是镇、街为行政单位的服务对象，不是为某一村的社会工作服务，因此长期驻村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目标。

（3）“双百计划”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双百计划”实施的目的是打造一支扎根基层的从事民政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因此服务对象以民政工作的对象为主。具体来说，“双百计划”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本镇（街）困境人群和社区，重点是面临困境的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城乡低保对象、农村留守人员、优抚安置对象等。关于服务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为困难人群和社区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提供精神慰藉、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关系调适、社会融入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每个镇（街）社工站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选准1～2个重点服务领域，开展社会工作专项服务。二是培养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常态化服务机制，带动志愿服务发展，至2017年底，每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至少培育1个志愿服务组织，建立规范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和使用的长效机制，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三是协助参与镇（街）有关民政事务工作，这呼应了“双百计划”实施的初衷，“壮大基层民政服务力量”。项目总督导、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称之为“人民的社会工作”。

（4）“双百计划”的人员培训与督导机制。一方面，“双百计划”将联合中山大学等高校组建督导团队，以贴身督导形式协助社工站开展需求评估、明确服务领域、协同社工制定5年服务规划和年度计划，跟进服务开展。另一方面，建立培训体系，对千名社工、社工站所在镇（街）党政领导、市县民政相关干部等分专题实施系列培训，提升其专业性。

3. “双百计划”的实施进展

“双百计划”的筹备工作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2016年10月以来，广东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先后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申报的通知》《关于做好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卓志强厅长在全省社会工作推进会上就实施“双百计划”做了专门部署。经广泛发动和逐级审核，现已对200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予以立项，实现了粤东西北地区县（区）社会工作服务站试点全覆盖。2016年12月21日，广东省财政厅在《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16〕 285号）中，下达了“双百计划”预算资金。从2017年起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经费2565万元、督导经费500万元、省财政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基层民政业务管理工作经费435万元，合计3500万元，用于资助“双百计划”。项目确定后，广东省民政厅安排专项资金，以项目委托形式，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双百计划”的日常管理工作，目前已完成了项目宣讲、社工招聘、人员管理等工作。1月份公开发布“双百计划”招聘近千名社工的公告，在粤东、粤西、粤北和广东省47所开办社工专业的大专院校，集中对即将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进行宣传推广，鼓励粤东西北籍的社工回当地从事社会工作；同时，在全省现有社工机构中选招部分有经验的社工人员参与“双百”社工站建设。“双百计划”报名火热，1.4万人前来应聘。经过审核确定报名人员资格、组织专家面试和公示等程序，2017年6月5日省民政厅公布15个地市200个镇（街）“双百计划”912名录用人员名单，每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实际设置社工2～8名。2017年6月下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与广东绿耕社会工作中心专家分别下到各地市对入选社工进行了岗前培训，7月1日起社工全部到位开展工作。

4. “双百计划”的思考：意义、启示及局限

广东社工“双百计划”自酝酿、筹备到千名社工正式录用并全部到位开展工作，不到1年时间，这充分体现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高效率。五年期的“双百计划”刚刚起步，尚难对其成效做出评价。这里且就“双百计划”的意义、价值、启示及前期运行中反映出的潜在局限提出一些思考。

（1）“双百计划”的意义、创新与启示

第一，“双百计划”的意义与价值。“双百计划”标志着广东的农村社会工作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也将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树立新的样板。“双百计划”充分体现了广东人的创新意识，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创举，开创了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农村社会工作主要的实践模式有两种：一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这类社会工作的主体之所以放在一个类型，是因为其皆属于非官方性质的组织或机构。其开展社会工作的目的或是高校实习的需要，或是行动研究的需要，或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无论是包括“清河实验”的民国时期的本土社会工作，还是21世纪初以来的云南平寨项目、湖南湘西项目以及江波等人在陕西开展的民族社区社会工作，均属于此种类型。二是政府主导的类型，以江西万载为典型代表。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万载，承接了全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的任务。在财政能力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的条件下，万载更多地依赖行政力量，把试点任务行政项目化，采用行政指令和运动式动员的方式来统筹资源、降低工作成本，完成项目任务。以上两种类型，尝试将社会工作引入农村，并探索本土化的实践模式，但还处于志愿性阶段或万载式的行政依附性阶段，尚未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阶段。而“双百计划”是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重要实践。一是设站面广点多，社会工作服务站覆盖粤东西北及东南地区15个地市的200个镇街。二是岗位设置量大、聘用人员专业。本轮“双百计划”招聘了近千名专业社会工作者，招聘人员均是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含大专）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专业应届、往届毕业生或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资格证书者。三是职业有保障。“双百计划”社工的薪酬按照粤东西北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薪酬标准制定，社工年均收入5万元，并建立薪酬自然增长机制，每年度递增5%。四是督导和培训力量强。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全方位督导和培训。因此，“双百计划”可被视为财政实力强大的广东在全国率先吹起的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号角。

第二，“双百计划”在服务模式上的创新与启示。“双百计划”确定在镇（街）层次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各服务站主要招收本地社工或高校毕业生，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以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要求。在镇（街）层次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是比较理想的模式。镇（街）既连接村落社区又勾连县城或城区，连接乡土与城市，使驻站社工在工作上不脱离基层社区，在生活上也能保持与城市通达的便利，满足年轻人对时尚生活的追求，留住年轻的社会工作人才。从城乡发展的趋势来说，乡村将越来越收缩，未来的人口和学校、社区管理等各种功能性机构将越来越向城镇或小镇集中，发达地区尤其如此。所谓“农民的终结”，已在欧美国家出现。在美国，由于传统农村的消失，以及大批小城镇的出现，一些研究农村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开始转向关注和研究小城镇的社会工作服务。在我国，一些原设在村庄的学校纷纷撤并，也体现了这一趋势，所以，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在镇（街），是符合大势、面向未来的理性选择。当然，相对于县以上的城市来说，驻镇工作存在语言、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而招收本土人才有助于化解或至少缓解这一问题。“双百计划”服务模式的创新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双百计划”潜在的局限明显

一是经费保障有隐忧。2017年1月广东省民政厅卓志强厅长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将按每配备一名社工资助5万元的标准，由省级与地方（市、县两级）按6∶4的比例配套资金，落实经费5000万元，省民政厅每年还会另行安排500万元，专门用于聘请社会工作督导，合计5500万元。但2017年当年实际仅落实经费3500万元，且全部来自省级资金，包括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和省财政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基层民政业务管理工作经费。换言之，地方配套的2000万资金并未落实，也因此，原计划招聘1000名社工，实际上只招聘了912名，名额有所缩减。粤东西北地区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配套能力弱，落实配套资金确实有一定困难，这将影响到“双百计划”的后续发展。对此，广东省民政厅工作人员L在与笔者交流时，也表示了对“双百计划”前景的担忧：“且行且看”“前方是未知的”。为此，未来“双百计划”要更多元地筹措资金，包括开拓社会捐赠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尽量避免地方资金的配套问题；同时，逐步争取将农村社会工作人才纳入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类别，只有将其纳入常规财政预算，予以专项财政补贴，才能保障“双百计划”持续推进。

二是条块管理存在潜在弊病和行政化隐忧。目前，“双百计划”是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横向管理）相结合，但实际上是条块结合的多头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实属无奈。“双百计划”是民政口自上而下推动的项目，广东省民政厅为推进项目落地，必然要在财政投入和人员管理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但项目要落地也需要地方政府在办公和服务场所、服务设施等方面予以支持，因此也要强化地方的责任。但条块管理、多头管理必然带来诸多弊病，且可能存在价值和目标的冲突。中山大学等督导团队实行的垂直管理，有助于贯彻广东省民政厅希望“培育一线社工、服务社区民众”、“壮大基层民政力量”、促进“民政工作专业化”的制度设计初衷，而地方基层政府从自身需要出发，有可能把“双百计划”中的社工人员当作潜在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使用，从而将其行政化。对此，广东省民政厅党组织书记、厅长卓志强的讲话已透露出这种担忧，他指出，“个别地方对社工的职责定位不准确，打算将社工安排在机关，从事纯行政事务；也有个别地方计划将社工安排在活动中心，等待群众上门开展表演式、表面式服务”。国内社会工作在功能设计上承担了很多社会管理职能，内容上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存在诸多交叉，很容易导致如江西万载式的主动行政化或深圳式的被动行政化（社区服务中心易名为党群服务中心即是这种体现）。在多头管理的格局下，广东省民政厅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设立的价值目标有可能发生偏移，因为基层社会工作难以离开基层政府的支持，且按既有设计，镇（街）社会工作站站长由镇、街道事务办主任兼任，更具有了行政化的可能，相应地在价值目标上必然做出妥协。因项目刚刚起步，这一趋势还有待观察。

三是“双百计划”的实施，也可能对原有本土的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造成冲击。实施有强大财政支持和配备专业师资的“双百计划”，对当地本土社工机构尤其是成长型的小机构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首要的问题是人才的流失。据湛江市某本土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负责人邓某反映，有众多的本土农村社工机构的社工骨干被录用为“双百计划”社工，造成人才严重流失，这些机构可能面临因人才紧缺而关停的困境。从长远来说，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必然与机构的发展相结合，因此，应重视对本土机构的培育。根据“双百计划”的进度安排，未来两年将着力培育本土有公信力的社会工作机构，而有公信力的机构是需要积淀的，为此，“双百计划”的实施，需要统筹考虑社会工作站的岗位设置和拟培育机构的人才问题，比如，拿出部分岗位名额，把部分优秀的本土机构的社工骨干也纳入政府人才支持计划或岗位购买计划，为本土机构的良性发展积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