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对“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启示价值

袁易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518060）

摘要：经济制度试验和发展路径实践是中国经济特区的特有任务。出色完成任务不仅创造经济特区发展成就，为走出有效经济体制供给严重不足困境提供策略，形成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外溢与路径辐射，而且产生对国际落后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一般性路径，即开放路径。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在“一带一路”上能够产生国家间的市场空间效应、优势互补效应、贸易数量效应和制度学习效应，通过这四种效应实现国家间的分享式共同发展目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 经济特区 开放策略 发展路径

在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道路上，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特区现象。中国经济特区的独特性本质上源于设立特区的出发点（起点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动机（以探索经济体制、发展路径为根本意图）、内涵（经济特区虽然以经济、社会、制度建设为主体，但也包括行政体制、文化改革与社会建设等内容）。由此中国经济特区在时间上具有率先性（体制、机制）、在功能上具有试验性（经济制度的试验场），因而是制度性的试验区。虽然中国出现经济特区现象仅有近40年历史，但经历了明显而快速的发展演化过程，表现为在空间区域选择上的合作目标导向—区域发展带动导向—发展问题导向；在期望功能设定上的全局性—战略区域性—特定局部性；从本质内涵上的制度试验—综合实践—路径探索。对于任何时期的经济特区，开放是其共有的根本策略与关键路径，经过不同时代经济特区的实践，具有广泛启示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得以形成。

一 探寻目标经济体制和发展路径是两大任务

经济特区以制度改革试验为主要使命，围绕中国发展的两个重大问题进行实践、进行探索、寻找答案。

第一，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

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推动制度演进，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在旧的非均衡制度到新的均衡制度之间创生发展的新动力，由此推进社会与经济发展。深圳的新旧体制的替换是通过一系列行动产生的，比如：国有土地使用拍卖交易、“放权让权”、“引进外资”、“价格改革”、“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等新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的改革围绕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展开，劳动力在企业组织中的地位与身份的变化和由此变化带来的“自由权利”是制度改革的关键效应，仅深圳土地制度一项变革就可创造出奇迹来。

对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这样的结论：之一，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以建立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的新制度为实质内容，释放旧体制对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束缚，形成明确的资本、土地、劳动、管理等权利主体，以创造出对要素所有者的激励，正是这一激励的存在，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才可能发生；之二，价格体制改革加上市场交易体系建立使要素和商品的交易成为可能。当利于社会财富创造的价格和交易制度建立起来后，市场经济便可运行起来了。因此，确立的要素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交易体系（包括有形与无形交易市场）一起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第二，探索如何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

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使命即将完成之际，寻找新增长动力，顺利地跨越“中等发展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特区的有效实践产生的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对应对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这样的价值源于以下由经济增长向发展的内涵转变。

由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的转变。推进社会发展首先需要为实现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是必需的制度变革过程。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体制变革，还是其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的目标均是创造效率，通过效率提升财富水平，因此，这样的改革是“效率导向”的制度变革，制度被“内生化”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新一时期经济特区的改革则需要首先关注社会发展过程，是一次“公平导向”的体制变迁过程，新制度必须被“内生化”在社会发展过程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经济增长到增长质量的转变。其基本点在于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利用效率，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以缓解资源供给稀缺性日益凸显与需求量迅速上升之间的矛盾。

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其注重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和区域内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前者的本质内涵在于通过区域间的经济要素重组实现发展整合，即“外益”发展，后者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协调为主要内容。

二 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

制约经济体起飞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市场，这是在给定经济制度下的情形。资本稀缺使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空间显得相对丰富，甚至是极其丰富，表现为土地价值下降和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表述的劳动力数量无限供给的情形。实际上，土地资源也接近于无限供给的状况。

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数量间的严重失调使经济活动强度低下，甚至难以发生，不论是劳动者还是土地所有者都处于贫困境地。私有制下出现少数资本拥有者的高度富有和社会大面积赤贫两种现象共存，印度等南亚国家就是如此。

市场缺乏是落后国家普遍面临的另一重要制约因素。往往与资本约束紧密联系，二者间存在这样的关系：资本稀缺决定了经济活跃程度低，进而引起社会的收入水平低，市场需求受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现象普遍存在。

起飞前的中国情形更为复杂，资本不足、市场制约和经济制度落后是三个经济起飞的阻碍因素。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解决资本和市场问题产生强大的掣肘作用，成为克服资本、市场问题的制度障碍。因此中国需要首先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经济特区通过开放策略同时解决了资本要素和有效经济制度供给不足两个问题，从长期落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开启经济起飞的基本逻辑如下。

第一，创造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制度条件。

著名的库兹涅茨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生产经济产品的能力获得长期提升和制度、思想意识的调整。库兹涅茨定义有三层含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技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具备制度（包括政治与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和思想意识条件。中国的经济起飞内涵不完全如此，根本内容在于制度变革和经济规模的增长，经济特区是佐证，而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源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体制和制度上不合理的条条框框阻碍了中国进步”的深刻而准确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制度上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是指计划经济制度，制度的改变不仅仅指改革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不合理部分，还指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的建立。

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普遍计划体制背景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向外开放，成为对外开放“窗口”。信息的内外交流是先于物质流动的。这里的信息包括两种：关于改革的信息流向境外（首先是香港和澳门地区），向外流动的改革信息，使境外资本，特别是华人资本具有了想象空间，在观望、吸收、加工、风险评估后，收益预期日渐形成，成为后来资本进入经济特区的巨大推力。

同时，境外（尤其是香港、澳门地区）也有重要的信息流向经济特区，这就是市场知识、市场理念、财富水平与财富分配……“经济特区的作用就在于在率先开放过程中，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新鲜制度信息（与原来的截然不同）和有效性（香港和澳门如此繁荣）使这些信息逐渐成为关键发展动力。

境外关于经济制度信息的高强度进入，创造了经济特区经济起飞的“库兹涅茨条件”。

由于观念、知识并不是制度，它至多是制度的必要条件，来自境外的市场制度信息经过另外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过程即改革演变成具有市场性质的“游戏规则”。显然，经济特区市场制度的创建过程是一个境外市场制度信息、知识、理论的“内部化过程”，即改革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刺激—反应机制”的建立过程。通过建立个人作为决策者的刺激—反应机制，在利益的驱使和成本约束下，人们在不同的选择间进行抉择以获得最大福利，逐步地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过程是在市场制度信息、知识与原有计划体制的冲突、矛盾之间发生的。原有制度和规则对新制度的高度不相容是改革过程发生的根本原因。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将市场制度信息内部化为新的经济制度，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拓荒者”。

第二，开放创造市场制度运行的基本条件：市场企业。

市场制度具有财富效率的本质原因是市场制度的竞争属性，所以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由，而自由企业是竞争的主体因素。这包括两重含义：企业必须是自主的且有足够多的企业数量。企业性质即公有与私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差别，大比例的计划企业会“挤出”竞争机制，缺乏财富效率。另一种情形是，在垄断或者资源禀赋条件严重不足引起企业数量不足时，市场制度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低下，这是出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具有市场体制但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的原因。

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解决了市场企业的问题，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一年，营业的外商协议投资数量增长91%，协议投资金额年度增长218%，而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额度则增长了242%。企业大量增加，由517家增至16136家。另外，在全部16136家企业中，大型企业仅71家，99%的企业为中小规模企业，其竞争性可见一斑。不同性质企业开始大量出现，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群体，竞争机制由此建立。

就以制度试验为重要使命的经济特区而言，企业性质与企业数量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制度试验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检验尺度。开放路径带来的市场主体变化是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现代化中的先行者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开放发展范式创造经济起飞必备条件：资本。

外资流入资本数量增加（特别是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就业机会突发式增加，劳动力需求高速递增，跨区域流动（特别是源于农村的流动）产生，劳动力收入因此大幅度增长。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同时境内民间收入的资本化过程得以开展，外资利润与民间收入的资本化，资本积累快速形成使中国经济特区因此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资本。

经济特区突破起飞的资本困境的特有模式与西方解释封闭国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起飞的“费-拉尼斯模式”形成区别。中国经济特区起飞模式的要意在于起飞时期外源资本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始推动力量，它进一步与内生资本一起成为经济特区资本要素的“双重积累”现象。

第四，开放创造市场空间。

消费潜力大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是落后经济体长期存在的现象。消费数量与消费层次制约经济起飞，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开放发展范式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两种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为经济起飞提供动力，通过市场结构效应带动技术结构水平提升。

历史数据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出口额仅有0.17亿美元，1990年为81.52亿美元，1997年则是256.18亿美元。10年间增长近479倍，17年间增长1506倍。国际市场空间的获取源于开放路径上基于比较优势的生产力分工，其带动产品加工起步与发展，工业产品在深圳（加工装配）和香港（市场）间形成跨境分布，境外市场开拓与发展使深圳走出起飞时的市场困境。

浦东起步时的市场状态已与早期的经济特区不同，国内市场规模已大为扩张，也就是说，这一个阶段经济特区的市场约束已经弱于早期，市场的空间策略也由初期的单一向外演变为内外市场结合，产生了“利用两个市场”的政策主张，但是，长期增长的贸易数量依然说明，开放路径创造市场的效应巨大而持久。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开放是不同时代经济特区的共同路径，通过实施开放释放自身起飞的发展制约，通过开放与改革结合实现市场制度的“内部化”过程，履行制度探索、试验的最高任务。

三 以开放发展范式创造“一带一路”经济体共同发展能力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首先起飞于东南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呢？因为开放路径使这个地理区域距国际市场最近（当然不仅仅指地理距离），加入国际市场带领市场空间在短时间内高速扩张，正是这一市场空间在短时间里的突发性扩展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也正是在这个国际市场空间里成就了经济特区的历史发展奇迹。

约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起飞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和进口替代模式，走出口导向模式的典型经济体有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而进口替代模式的代表如巴西、阿根廷等南美经济体。以开放为本质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为亚洲三个经济体创造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因为出口导向模式创造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升级转换，使香港和新加坡由渔村走向现代产业都市，成为世界著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美国和欧洲在高速发展时期，虽然不具备经济全球化的外在条件，国家间存在严格的市场封锁，国际市场存在市场分割，但其国内拥有高度一体化市场，国内省与省之间、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完全自由的产品与要素流动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结构演变，两者间形成重要的因果关系，日本的国内市场规模不如美国，所以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到处都是。

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和发达经济体的历史共同说明：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市场空间是充分必要条件，开放是创造这一充要条件的必然路径。只有市场空间里的市场需求才是真实的，只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决定的经济发展才是有效的。

从这样的规律出发，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的有效合作需要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通过这一发展范式，创造以下四个效应。

其一，市场效应：在“一带一路”国家间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小经济体，经济起飞受制于其国内市场规模，又受到有效需求小的约束，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通过彼此开放，这些国家可以在“一带一路”上得到所需市场。

其二，优势互补效应：在“一带一路”上形成经济发展的优势共享，避免各自发展的“比较劣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优势各异。有的具备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的具备丰富的水利资源、农业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等，而有的国家能源优势突出，特别是中东和中亚地区被称为“世界油库”和“石油海洋”。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1800多亿吨，其中，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约1190亿吨，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5%，海湾国家的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阿联酋和科威特的石油储量分别排在世界的前五位。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储量也相当丰富，约占世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80%。借鉴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能够走出资源丰裕型经济体的“发展诅咒”困境，将资源潜力转换为经济起飞的推动力量。

其三，贸易数量效应：国家间的相互开放促进商品市场一体化，形成巨大的商品供求空间，以大量增加“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商品贸易数量。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7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4，增长7%左右，是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的三倍。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产生了国家间贸易数量增长效应，市场开放与贸易数量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能够克服“一带一路”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市场不足。

其四，制度学习效应：国家间的发展道路与制度互鉴。就经济体制而言，“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体有三个突出特征：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具有良好市场制度、资源丰富但发展路径尚不明确和经济制度由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转型。

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具有良好市场制度的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资源丰富但发展路径尚不明确的经济体如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等；经济制度由传统体制向新体型转型的经济体主要是中亚地区的国家和部分东欧国家。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具有良好市场制度的经济体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出口导向模式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带来了著名的“东亚发展奇迹”，成为“一带一路”小经济体效仿的成功典范。

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可以为“一带一路”上的经济体推进经济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通过经济制度与发展路径的互鉴，形成“一带一路”上的制度共享效应，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力量，以改变“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达43.5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61.1%），但人均GDP仅为505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的现存格局。

参考文献

[1] 罗雨泽：《“一带一路”：和平发展的经济纽带》，《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期，第50～52页。

[2] 袁易明：《中国经济特区的动态演化与实践使命》，《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年第4期。

（文字编辑：乐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