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文档案述论

吴元丰[1]

满文档案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以一定顺序归档，并以满文缮写的各种公文的总称。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与其他文献相比更为翔实可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现实发展，还是对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本文拟就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保存状况、整理编目、编译出版及价值作一论述。

一 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机构的设置方面，除仿照明制外，还进行了必要的创制。在中央，除仿照明制设立了内阁、六部、宗人府、都察院和大理寺等机构外，还创设了军机处、内务府和理藩院等机构。在地方仍仿照明制采用行省制度，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员治理，边疆地区除创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员外，还在一些民族居住地区设立盟长、扎萨克、伯克、土司等官员治理。在职官的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额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差别，后虽然有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

早在清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因草创的满文无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通行30余年后，发现“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误”。[2]清太宗皇太极遂于天聪六年正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在原字母旁添加圈点加以区别，并新增一部分拼写外来语的字母。自此之后，满文定型，再无变化。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乾隆十一年，因西宁办事大臣莽古赉、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二人用汉字缮折奏事，故乾隆帝降旨曰：“驻扎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之副都统莽古赉、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尔等陈奏事件，莽古赉每次俱用汉折，傅清亦间用汉折，各省督抚提镇内，有满洲大臣用汉折奏事者，原因办理地方民情及绿营事务。今莽古赉、傅清系满洲大臣，且系办理蒙古、唐古忒事务，所有事件，理应用清字奏折。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汉字奏折，殊属非是，著饬行。嗣后奏事，俱著缮写清字奏折，并寄谕众佛保知之。”[3]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因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折奏事，故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曰：“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着即销毁，以清字注册。”[4]办理边疆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除向皇帝请示汇报一般都用满文奏疏外，与中央各部院和有关地方官员行文时，并不一定都用满文，而视不同的情况，用汉、蒙古、藏、维吾尔等文字行文。如归化城副都统，“报部文件止用清文，不用汉字。迨后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蒙人遂多肄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扎萨克旗则用蒙文，移道厅均用汉文”。[5]因此，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等等。

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中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

二 清代满文档案的现存状况

由于历史的战乱、灾害等诸多原因，清代的满文档案，几经厄运，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内保存的公文档案全部被烧毁。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朝各部院文书档案全部都被掠夺或烧毁。1921年，发生了“八千麻袋事件”，使大量的“大内档案”散失到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除这些清代中央机构的公文档案遭到严重损失外，还有绝大多数地方的总督、巡抚、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管等衙门的公文档案均遭厄运，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

然而，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仍为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0万件（册）。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现将其中主要档案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一）内阁满文档案

内阁是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天职三年设立文馆，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宣统三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内阁即被撤销。内阁满文档案历史悠久，数量浩繁，文种繁杂，内容丰富。

1.题本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重要文书之一。题本又称“红本”，分部本和通本两种，在京各部院呈进者称为部本，各地方官员进呈者称为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题本104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残题本，共计96万件，完整题本8万件。完整题本的起止时间为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2.黄册

黄册是随题本进呈的附件之一，因以黄绫作封面而得名。现存满文黄册3500余件，起自顺治二年，止于光绪二十九年。

3.秘书院档

该档是抄录秘书院缮拟颁发的制、诏、诰、敕和祭文、祝文、碑文，以及本院进呈的启奏本章和王、公、贝勒、贝子的贺表等文书而成的簿册。

4.票签档

该档是抄录题本事由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二年六月，止于顺治九年九月，一般一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102册。

5.史书

史书是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抄录题本事由及批红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四年十月，止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每月为一册。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绝大部分是满文，而且抄录的事由也越往后越简略。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就有3275册。

6.秘本档

该档是抄录官员进呈的秘本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一年正月，止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每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153册。

7.清折档

该档又正称别样档，是抄录军机处转交内阁传抄与在京各部院办理的奏折及其所奉上谕而成的簿册。起自乾隆元年，止于嘉庆九年，乾隆朝的清折档按季为册，嘉庆朝则按月为册，共计102册。

8.俄罗斯档

该档抄录有关官员办理与俄罗斯国交涉事务过程中呈进的题本奏折和发行的咨文，以及俄罗斯国来文而形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二年五月，止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不按年月而视其厚度装订成册，共计24册。

9.八旗世袭谱档

该档是记录八旗世职官员的世系及家谱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朝，止于光绪朝，共计119册。

10.蒙古堂档

该档是内阁蒙古堂（即蒙古房）抄录有关文件而成档册总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王公、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少数民族僧俗首领的奏书，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等。其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等。起自顺治十三年，止于乾隆五十一年，共计110册。

11.满文老档

该档是用无圈点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各项活动的编年档册。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的原档37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四十年、四十二年以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分别重抄的草本、正本各两套，每套26函，180册。

12.国史院档

该档是记录清入关前后各项活动的编年体档册。起自天聪七年正月，止于顺治十八年六月。天聪、崇德朝的档案，或一年为一册，或数月为一册；顺治朝的档案，每月为一册，共计122册。

（二）军机处满文档案

军机处是雍正八年为办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后来逐渐总揽国家机要政务，实际上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即被撤销。现存军机处满文档案数量较多，公文种类整齐，保存比较完好。

1.月折包

满文月折包是清代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总称。军机处每天承接办理的各种公文中，奏折数量最多。经皇帝朱批的奏折，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发还给具奏者之前，照抄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每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存查，故名月折包。另外，军机处每日接办的咨文、呈文以及奉旨缮拟的谕旨、查复议奏等文件，也按月归入各该月的月折包内存查。但其中录副奏折仍占绝对多数。月折包内文件有4500余卷（盒），18万余件，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

2.月折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录副奏折而形成的档簿。因按月为册，故名月折档。现存满文月折档，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共计2480余册。乾隆二十九年的月折档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军务项集中反映有关军务，而寻常项集中反映有关庶务。

3.上谕档

该档是抄录军机处承宣的上谕而成的档簿。上谕档分大本和小本两种，小本为原始抄录而成者，大本则为后来转抄而成者。小本上谕档共有386册，起自雍正九年，止于宣统二年。大本上谕共有615册，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大上渝档乾隆二十九年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小本上谕档则不分。

4.议复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汇抄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和办理公务过程中请示汇报事宜所进奏折、奏片以及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共有731册，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二年。其中大本439册，小本292册。在乾隆二十九年前大本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成册，小本则不分。

5.准噶尔档、夷使档、熬茶档、北路军务档、西路档

此五种档虽然名称和形成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汇抄的文件种类和内容基本一致，都是汇抄有关准噶尔问题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至乾隆十九年。其中准噶尔档9册，熬茶档4册，北路军务档2册，夷使档18册。

6.土尔扈特档

该档是抄录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及其安置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和议复等文件而成者。起自乾隆三十六年，止于乾隆三十七年，共计24册。

7.西藏档、巴勒布档、郭尔喀档

该三种档是抄录有关处理西藏事务，出兵击退郭尔喀侵藏军队，以及办理善后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和议复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其中西藏档13册，巴勒布档4册，郭尔喀档8册。

8.班禅事件档

该档是抄录有关官员办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事务过程中进呈的奏折和所奉上谕，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贡单和乾隆帝赏单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共计10册。

9.金川档

该档是抄录清廷派兵平定大小金川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共计15册。

10.年班来京回番档、回子土司郭尔喀档、回子伯克档

此三种档虽然名称不一，但其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是抄录接待年班来京朝觐的新疆伯克、四川土司、郭尔喀使臣等人员的有关奏折、上谕、贡单、赏单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年班京回番档10册，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四年。回子土司敦尔喀档5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年至光绪十六年。回子伯克档4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元年。

11.俄罗斯档

该档按编年体汇抄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议复、咨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朝至光绪朝，共计91册。

（三）内务府满文档案

内务府是专门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清初设立，顺治十年裁。设御用监、内官监、尚衣监等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废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虽然清朝被推翻，但内务府仍继续存在，至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时，才最终废除。现存内务府满文档案，文种之繁杂，数量之庞大，仅次于承办国家政务的内阁和军机处。

1.奏销档

该档是汇抄内务府以奏本、题本、奏折、绿头牌、口头等形式所奏事件及所奉谕旨而成档簿的总称。此档名称极不统一，如“右司奏事档”“乾清宫等处奏本档”“本府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本府白本奏销档”等。从雍正朝开始，才有“奏销”二字。现存奏销档起自顺治十一年，止于宣统六年，共计938册。

2.上传档

该档是总管太监、御前太监等所传谕旨和内务府大臣进呈的奏折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六年至咸丰十一年，共计186册。

3.红本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汇抄内务府题本及其批红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七年至咸丰七年，共计156册。

4.行文档

该档按编年体汇抄内务府咨各部院等处之文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七年至咸丰七年，共计156册。

5.来文档

该档是抄录各部院等处来文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五年至雍正十三年，共计44册。

6.钱粮册

它是内务府所属上三旗造送隶属各佐领下官员、兵丁和鳏寡孤独等人领取钱粮清册。起止时间为康熙朝至宣统朝，共计1356册。

7.消费档

该档是内务府广储司登记宫中各处领取物品的清册。起止时间为乾隆朝至光绪朝，共计1193册。

（四）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是清代管理黑龙江地区军政事务的机构。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光绪三十三年始建行省，改将军为巡抚，撤销将军衙门。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现存12858册，起自康熙二十三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按兵、刑、户、工四司分类，并以时间为序，抄录黑龙江将军的题本、奏折，与京城各部院、邻近地方将军、副都统、总管等衙门的来往文书，以及下属各官员呈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另外，还有一部分所属地方驻防八旗官兵户口册、八旗各佐领比丁册和各官庄民户人口册等。所有这些档案大部分以满文书写，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档案基本上都以满文缮写，从嘉庆朝开始兼有汉文。

（五）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是清代管理宁古塔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顺治十年，在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宁安）设昂邦章京1员、梅勒章京2员，总理吉林、宁古塔、珲春、三姓、阿拉楚喀等处地方军政事务。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将军，梅勒章京为副都统。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宁古塔则设副都统，专管宁古塔地方军政事务，受吉林将军管辖。光绪三十三年，始建行省。宣统元年，撤销宁古塔副都统门。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是按编年体汇抄宁古塔副都统的奏折、咨文、札付，以及中央各部院、邻近地方将军、副都统等来文和下属官员呈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另外还有该地方驻防八旗和官庄官员造送的官兵户口册、比丁册、官庄民户人口册等。起止时间为康熙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共计1268册。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档案基本上以满文书写，嘉庆至光绪五朝的档案满汉文兼有，越往后汉文越多，但满文档案仍占多数。

（六）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是清代为管理土默特蒙古左右两旗事务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土默特蒙古又称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明隆庆年间，土默特蒙古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后，兴建呼和浩特城，即归化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就设在该城内。乾隆初年，于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新建一城，名为绥远城。不久，右卫建威将军移驻绥远城，并改称绥远将军。清初，土默特蒙古被编为左右两旗，各设都统1员、副都统2员管理旗务。乾隆二十八年四月，裁都统1员，留副都统1员管理土默特两旗事务，移副都统1员驻绥远城协助将军管理该城驻防八旗事务。归化城副都统隶属绥远将军。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现存满文档案共有折件9513件、档簿271册，起止时间为雍正六年至民国3年。折件主要包括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与中央各部院、绥远将军、邻近各扎萨克旗之间的来往文书，以及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所属各机构、各牛录官兵旗民的呈文等。档簿则多为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收发文登记簿，各牛录呈送的草场、地亩、人口清册和户司行文档。

由于篇幅所限，对现存清代满文档案不能再一一细述。除上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黑龙江将军衙门、土默特左旗档案馆保存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外，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各处、宗人府、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以及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盛京内务府、三姓副都统衙门，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保存的双城堡协领衙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保存的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的阿拉善旗档案馆保存的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等机构的满文档案。

三 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

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数量庞大，无论是整理编目，还是翻译出版，其工作任务都极为艰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的艰苦不懈努力，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到目前为止，所有清代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基本上做到了“有目可查，有规可循”。为了保持历史档案内在的联系和原貌，便于保管和利用，在档案整理的过程中，首先按全宗原则进行划分档案。全宗是一个机关或著名人物在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将各个全宗视为相对独立的整体，依此作为划分档案的标准，力求各个整体内的档案完整性和整体间的档案不易混杂，这便是全宗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划分为内阁、内务府、宗人府、宫中各处、盛京内务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等全宗。每一全宗内的档案，又按其不同的类别，采取了不同的整理方法。一般来讲，档簿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册登记编目。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档册名称、时间和册数。折件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或文种—问题—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卷逐件登记编目。逐件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包括卷号和件号）、文件作者、时间和件数，而逐卷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即卷号）、案卷名称、卷内文件起止时间和件数。这种整理主要是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虽然便于保管和按时间查找利用，但不便于按问题、人物、地区查找利用，要查找利用某一专题档案文件，则需要将有关档案逐件逐册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既费时耗力，也不利于保护档案原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为了适应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和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选择利用率较高的档案，根据《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对档案进行著录工作。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6]满文档案的规定著录项目有分类号、档号（即由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和文件诸号组成，各号之间，以“—”号相隔）、胶片号（包括卷号和拍号）、题名（即文件摘由）、责任者（即文件作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包括语种、件数、档案实体状况）、主题词等十项。现已完成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宫中上谕和部分内阁题本的著录工作，共计著录卡片20余万张。从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将这些著录卡片录入计算机，准备建立满文档案数据库，以期向社会各界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另外，又利用著录卡片编制了两部专题目录，一为《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收录档案条目12万余条，共计900万字，精装12册，1999年4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部分），共收录档案条目12000余条，共计100万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满文档案不同于汉文档案，通晓满文并且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者寥寥无几，客观现实需要满文档案工作者不仅整理好档案，而且要翻译出版档案。因此，满文档案工作者除整理编目外，一直重视翻译工作。到目前为止，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主要有：清代中俄关系满文档案约计100万字，编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共分五编），其中第一编和第三编分别于1981年3月和1979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崇德七年奏事档》约计2万字，编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1辑，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一册，共计34万字，1984年12月由辽沈书社出版；《盛京刑部原档》一册，共计15万字，1985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一册，共计9万字，1985年4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选择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32件，共计37000字，编入《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选编》两册，1986年10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雍乾两朝镶红旗档》一册，共计17万字，1987年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一册，约计19万字，198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册，共计21万字，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两册，收录档案742件，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共计60万字，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中、下三册，共计100万宇，198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满文老档》上、下两册，共计100万字，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入关前形成的满文木牌和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满文档案等文件，共计244件，全部汉译，约计12万字，冠以《盛京满文旧档》之名，编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1990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四册，共计130万字，其中汉译收录的满文题本占有一定的数量，分别于1989年9月和1992年4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两册，共计82万字，其中从辽宁省档案馆藏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内选择的满文档案不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册，共计40万字，1994年4月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出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满文档案》共计8万字，编入《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一册，199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汉译有关清代西藏的满文档案21万字，编入《元以下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一册，共计30万字，翻译收录有关满文奏折195件，1995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册，收录朱批满文奏折4297件，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270万字，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一册，翻译收录了有关满文档案工8万字，1996年11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下两册，收录满文朱批奏折5434件，也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共计469万字，1998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另外，还有《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档案史料选编》一册，翻译收录有关满文档案15万字；《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册，翻译收录有关满文档案5万字。

除以上编译成书的各种满文档案史料外，还有20余种小型专题的满文档案史料，经翻译后，均发表在《历史档案》季刊上。主要有：《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折单》（1981年第4期）、《满文国史档选译》（1982年第4期）、《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的驿站》（1982年第3期）、《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史料》（1986年第4期）、《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1987年第3期）、《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易史料选译》（1987年第3期）、《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1988年第2、3、4期）、《查访土尔扈特回归奏折选译》（1988年第2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1988年第4期）、《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1989年第4期）、《顺治十七年招抚赫哲等部族之人史料》（1995年第2期）、《祖大寿家族中的一起袭职之争》（1995年第2期）、《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1995年第4期）、《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前后史料选译》（1995年第4期）、《两广总督傅拉搭密陈于成龙劣迹满文奏折》（1996年第3期）、《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1996年第3期）、《宗札布案满文译稿》（1997年第1期）、《清初划一升斗史料》（1997年第2期）、《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1997年第2、3、4期）。

清代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四 清代满文档案的价值

清代满文档案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汉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清代通史和各种专史的第一手资料。满文档案作为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及各种官修方略、地方志等书，虽然都根据档案编纂，所记载的史料也很丰富，但毕竟属第二手材料。这些书由于受作者立场观点和篇幅所限，有不少史料被简略或删除。档案则不同，它是国家各级机关处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围绕某一问题，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详尽反映这一问题的起因、发生、变化和结果。这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能使历史研究更加系统完善；可以更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偏差，恢复历史的原貌；可以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历史研究更加趋向深入细致。

其次，是研究满语文的取之不尽的宝库。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文作为我国多民族家庭中满族曾经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历史上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现在满族基本上不使用其语言文字，而是使用汉语文。所以，语言学家要研究满语文，多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清代满文档案与其他文献比较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特别是地方机构形成的满文档案，语言朴实，很少有修饰，有一定的口语化成分，为满语文研究提供了更为原始并且丰富的材料。

再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曾有过“康雍乾盛世”，国力强大，社会安定，文化繁荣。19世纪中叶，清政治走向腐败，社会矛盾加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乘机入侵，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社会沦落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外侮面前，我国各族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代表人物。通过整理出版，撰写文章，或开办展览等形式，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满文档案中有关水文、气象、地理、矿产等方面的文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治理江河，可利用有关水文资料，查找历史上江河水流量的变化和水灾治理情况，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方案提供重要依据。又如兴建大型建筑，则可利用有关地震、地质方面的资料，以便选定合适的地点和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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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2] 《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

[3] 《清高宗实录》卷258，第1页。

[4]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乾隆二十六年二月。

[5] 《土默特志》卷4，第2页。

[6] 《档案著录规则》，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