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耕地数量动态变化、耕地变化驱动力、耕地资源利用评价、耕地利用动态平衡、耕地安全等方面。

一 耕地数量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呈现递减的态势，尤其自进入21世纪以来，耕地面积减少的速度逐渐加快。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耕地资源出现持续危机的状况。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之间都被认为是负相关的关系。吴永娇等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揭示我国耕地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在中、短时间尺度内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对耕地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主驱动因子有GDP、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耕地面积与GDP、城市化水平呈负相关，与人均GDP呈正相关。我国耕地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是造成我国耕地被城市化蔓延占用的重要原因。

汪鹏等通过对重庆市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得出近年来重庆市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且耕地变化程度呈现出地域分布的结论。针对该市各区县人均GDP以及耕地面积数量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内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且两者的相关程度随经济发展而变化。

唐倩等以耕地非农化面积为因变量，以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自变量，由1982~2007年以上四项指标构建数据时间序列，对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包括经济发展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趋势基本一致，但耕地非农化的峰值与经济增长的峰值出现时刻不一致。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非农化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耕地非农化的数量值将先上升后下降，即耕地非农化的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出现增加的趋势，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耕地非农化的规模将转向减少，最终趋向收敛。耕地非农化同时受宏观经济背景、耕地占用与保护政策的双重影响，且容易因政策调整而出现一些“突变”。

二 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目前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原、山地等自然条件复杂地区的耕地利用状况及其变化，而经济发展、产业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政策等是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但是，驱动因子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

李伟等采用计量经济面板数据方法，以中国国家尺度及东、中、西部区域尺度上1998~2002年耕地变化过程为例证，重点对土地资产-政策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尺度上，增强土地政策管理力度、提升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增加耕地投入水平有助于耕地保护；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将会造成耕地减少；农业总产值比重、种植业生产水平及农户经营耕地面积没有显著的解释效用。在区域尺度上，提升耕地保护政策贯彻力度、提高被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增加耕地投入均有利于耕地保护。

柴志敏等根据1997~2006年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定量分析山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997~2006年，山西省耕地面积逐年下降，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及农业科技水平是引起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

武江民等利用1990~2004年兰州市耕地统计资料，对该地区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兰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10个社会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纳为人口经济和农业科技因素两大类，并以耕地面积变化为因变量，以其驱动力为自变量，建立了耕地动态变化与社会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兰州市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综合指数的回归模型为：Y=22.41-0.001X。通过对该模型的分析，得知：兰州市耕地压力综合指数与耕地面积总数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耕地压力综合指数越高，耕地面积则越小；反之亦然。兰州市耕地面积随着耕地压力指数的升高而不断减少的事实反过来也印证了上述数学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严岩等对近20年的耕地数据分析发现，退耕还林还草、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自然灾害是耕地减少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其中建设占用和自然灾害，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最大威胁。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角度出发，分析了人口、社会、经济、自然和政策5个因素与耕地变动的相互关系和驱动作用。

曾祥坤等从城市化条件下的耕地变化特征入手，借鉴logistic曲线构建快速城市化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模型，并以深圳市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与分析。研究表明：耕地数量与驱动因子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指数函数关系，而“耕地转用饱和度”与驱动因子之间表现出非常显著的logistic曲线关系。人文驱动因子包括社会经济类因子和政策类因子，对于快速城市化条件下的耕地数量变化，后者的影响和作用更为显著。

王晓轩等根据广州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STIRPAT模型，分析人口、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以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主导因素，而是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共同综合作用影响着耕地面积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从而抑制耕地面积的减少。富裕度和耕地面积之间并未形成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于缓解广州市的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问题，可以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统筹决策。

三 耕地资源利用评价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中的难点在于生态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定及其可行性，由于长期连续的耕地性状数据难以获取，耕地资源生态可持续性评价往往属于定性描述而非定量化的结果。

李茂等根据50年来耕地面积、复种指数、粮食产量等统计资料，分析我国省际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差异，提出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这一概念，用以定量分析各省耕地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为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耕地和粮食产量变化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这种差异显示，生产力较高的耕地在减少，生产力较低的耕地在增加；从东南向西北我国耕地粮食生产力逐渐下降。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粮食生产力最高，所以这些省市耕地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东南部耕地粮食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种粮的比较利益低下、耕地数量有限、人口稠密和复种指数下降等。

四 耕地利用动态平衡分析

我国现有耕地中，坡度大于25度的占4.67%, 60%的耕地受到各种限制因素的制约，耕地质量总体相对较差。因此，在实施耕地动态平衡过程中，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好优质耕地。基本建设确需占用耕地的，要视其质量等级水平，严格按照质量等级占补有余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地占补动态平衡。

按耕地动态平衡的理论内涵可以描述为以下函数关系：

Be = f(S, Q, T)

其中，Be表示耕地动态平衡；S表示耕地面积 (数量); Q表示耕地质量；T表示时间。

上式强调的是一定区域内耕地数量、质量、时间在区域耕地动态平衡中的关系。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允许城市扩展占用耕地，但要对占用的耕地进行补偿，使耕地在占与补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农业土地开发整理这一政策一方面可使耕地增加，缓解城市化发展中耕地逐年减少的状况；另一方面，土地开发整理政策的实施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五 耕地安全

目前，我国经济建设用地需求旺盛，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势仍然难以逆转，如何有效地控制耕地的流失是当前土地管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确保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耕地保护的最基本要求。

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 (WFO) 指出，粮食安全生产的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内人口、粮食和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耕地压力进行研究，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土地资源安全、土地限制性分析、时空变化及影响机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