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史学视域下的古田会议

从古田会议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朱新屋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然而，尽管“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极端紧要”，但是即使是在“八七会议”（或称“汉口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创造一支既不同于旧式军阀也不同于北伐国民革命军之新式红军进行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作为探索的结果，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学界对古田会议也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史料挖掘和问题研究，举凡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与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等，都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

但是同样也要注意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只是思想变迁的结果，在此前至少从“八月失败”开始至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历史，却作为政策过程的语境存在。这段历史时期不仅对于理解古田会议至关重要，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觉而强大的自我调适（selfregulation）能力。本文即拟在详细回顾古田会议以前红四军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史实，在落脚于《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管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能力及其当代价值。

一 纠偏“单纯军事观点”的早期努力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一部分）中，首先指出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主要表现就是将军事与政治对立，单纯地打仗，容易犯盲动主义的错误。因此虽然经过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通过“三大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但是对于关键性的问题——什么是红军？如何建设红军？——却仍没有确定的答案。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参加“三大起义”的军队主要源自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原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一部，第二十军全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原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广州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工人赤卫队、农民起义军和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第四教导团。经过“三大起义”所剩下的部队，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于1928年4月24日在井冈山下砻市会师，随后确定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至1928年6月依照中共中央第51号《中央通告——军事工作大纲》，乃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总共编成3个师9个团，共1万余人。然而军队来源复杂，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可见，毛泽东所谓“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的论断相当准确。到底什么是红军，或者红军与原国民革命军有什么本质不同等问题，仍没有统一、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这一问题随着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南下东进赣南闽西而逐渐凸显。其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 “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四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南下东进赣南闽西，寻找新的根据地。在撤离井冈山的过程中，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地区发展，要求“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在这种政策指示下，由湘南宜章暴动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组织起来的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了该政策，并由第二十八团一起到湘南策应，准备发动攻打郴州的军事计划。由于遭到敌人驻守在城外由两个师组成的主力部队的反攻，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很快遭遇失利。尤其是第二十九团，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带了不足200人回到井冈山。这场遭受严重损失的军事行动被称为“湘南失败”（或“八月失败”）。亲历者描述其后果为“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

这次失利为土地革命敲响了警钟。在随后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红四军先后召开了党第四次代表大会（8月24日）、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初）和第六次代表大会（11月14日），以调适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特别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与会代表就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由毛泽东起草或修改形成了相关决议，包括《政治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共产青年团运动决议案》等9个文件。这些决议比较好地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和革命初期的经验，如《政治问题决议案》指出，“怎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军事问题决议案》指出，“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遇）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此外，红四军党的六大还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选举了二十三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制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由此红四军党的六大成为早期对军队建设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重要探索。1929年1月在宁冈举行的“柏露会议”再次肯定了六大的探索，指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

六大以后，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转移。途中取得大柏地战役胜利，进入闽西以后又取得长岭寨战役等胜利，再次论证了六大决议的正确性。在长汀更是接连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中共长汀县委，并对红四军进行了“长汀整训”，有效巩固了六大的胜利果实。然而这一情况在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9年4月，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会师赣南，以“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南、浙西”为战略计划的同时，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来信《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的策略方针》，即“二月来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甚至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这一指示由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出，在红四军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红四军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中，产生了多种可能性，甚至几乎中断了原有的正确探索。

二 多政策主体影响下的自我调适

对于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毛泽东在《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指出了其问题所在：“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的消极态度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在信中毛泽东再次表示，“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原因与当时的革命性质有关，“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认为“二月来信”是在原有军事盲动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毛泽东的这种论断是客观正确的，但“二月来信”仍在红四军内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正如傅柒生所说，“（‘二月来信’）为日后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混杂以及日后红四军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四军领袖对相关策略进行暂时纠正，决定“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采取两者兼顾的折中办法，这一“伏笔”直到三个月以后的七大才正式凸显。在这期间红四军进行了军事整训，并取得了白砂战斗和“三打龙岩”的胜利。随后在1929年6月21日成立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基本形成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雏形。然而，刘安恭（于1927～1929年在苏联学习）从苏联归国后，径直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二月来信”的指示开始在红四军党内发酵。造成分歧的原因集中在古田会议讨论最多的政治与军事或党与军队的关系上。在此后于永定湖雷和上杭白砂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围绕政治与军事或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而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不断出现。如1929年5月底至6月初的红四军前委前后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聚焦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问题，甚至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家长制”，因此不需要单独设立军委——当时红四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围绕这一问题，刘安恭进一步提出红四军党内的派系斗争，认为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央派，另一派则是反对中央派。言下所指前者以朱德为首，后者以毛泽东为首。对此，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曾经回忆道：“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可见毛泽东所谓当时“党内发生些毛病”实有其事。综合起来讲，可以归纳为：从底层次上来讲，来源于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从中层次上来讲，对革命性质的判断会决定对什么是红军的判断；从上层次上来讲，对如何建设红军的判断归结于对党和军队（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判断。由于刘安恭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对中国革命形势认识不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使用及其在红四军党内的持续影响，导致了对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判断出现失误。

对此，毛泽东后来在给林彪的信中再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明白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毛泽东非常清楚，以刘安恭为代表的这种理论主张，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形式主义理论”，其实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农民意识和军阀残余思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得到了朱德的支持。在给林彪的信中，朱德写道：“我也想为党的最高原则三条件即：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党内绝对无自由等，若是有人反对就使党动摇问题谈点看法。”具体来说，朱德反对“党管理一切”这种“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同时认为党员在党内要有铁的纪律，但也要有党内自由。然而，尽管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为未来的古田会议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当时反而引发了更大的思想争论，集中体现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上。

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于1929年6月22日，其时正值“三打龙岩”结束。会议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本来红四军党的七大是要“大家努力来争论”，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然而，由于“陈毅一方面对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过分害怕红四军的分裂，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血气方刚，要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匆匆一天的七大会议并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会议主要有两个议程：一是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党内警告处分；二是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党的领导，陈毅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后由陈毅起草形成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红四军党内斗争问题”和“分兵问题”提出论断。《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指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但同时并没有解决党内的争论与分歧问题，有些甚至在陈毅的折中调和中进一步加剧，如在政治方面将毛泽东提出的“集全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在军事方面将毛泽东的反“流寇思想”予以否定，等等。因此可以说，“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地方上工作。1929年7月20日至29日，中共闽西一大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并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在具体工作方面则包括五个方面：（一）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二）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三）实行土地革命；（四）建立苏维埃政权；（五）扩大工农武装。这些都是毛泽东探索土地革命和红军建设的重要进展。同时随着敌军“会剿”越来越紧，朱德决定率队东进闽中。1929年8月，朱德出击闽中，历时一个多月，尽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给予敌人强大的威慑，但是也“损失了三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回到闽西以后，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在地方指导工作，陈毅又被派往上海汇报工作，会议没有做非常充分的准备，因此比七大时的争论更为自由和激烈。这次会议由于“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讨论”，对“民主”过分强调而忽视了“集中”的重要作用，最终没有形成相关决议，反而加剧了七大以来党内的思想争论。随后进行的出击东江的军事行动，也遭遇到了严重失败。此次行动是受中共福建省委转达中央指示的结果，“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无疑的要开到东江去工作，开往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但结果是，此次出击东江两度攻打梅县，均以失败告终。在回顾这次军事行动时，朱德说道：“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是方向又错了。”显然，朱德所说的“方向又错了”，不仅仅是指军事进攻的方向，也指当时红四军党内的政治方向。

三 从“九月来信”到古田会议

孔永松、邱松庆和林天乙等学者已经指出，尽管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未能解决政治上的争论问题，出击闽中和进击东江未能在政治上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均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从“二月来信”开始，有关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什么是红军以及党和军队的关系等三个问题的争论，就牵涉到多方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共产国际的因素（主要以刘安恭为代表）、上海中共中央的因素、红四军党内部的因素（又有多种认识和意见）。因此，在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上，如何做出最科学和正确的政策决断，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民主集中讨论过程。另外，也需要在闽西的红四军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乃至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做好密切沟通，即开启政治决策的窗口。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经过七大和八大的曲折探索以后，陈毅于1929年8月底经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闽西，借道厦门，沿海北上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情况，并形成了《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认真阅读和仔细研究后，委托陈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最终形成了召开古田会议的良好历史条件。

《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总共分成三个部分：（一）红四军的历史；（二）红四军的军纪；（三）红四军的近况。其中又重点侧重讲述红四军的历史。陈毅将“红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苦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其中又特别将1928年7月至9月，也就是“八月失败”前后的历史作为单独的阶段（第二阶段）。在对第三阶段的描述中，陈毅指出红四军“在一个失败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极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逐渐恢复……此时为红军复兴和整顿时期”。可见陈毅对红四军历史的叙述总体较为客观，而且看到“八月失败”作为“单纯军事观点”错误的例证，同时也注意到此后红四军不断自我调适的历史。这里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陈毅的主张，是想与本文写作侧重于政治方面的时段划分作一比对。从陈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军事上五个阶段的划分与政治上三个阶段的划分两者若合符节。正是建立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客观准确的描述基础上，中共中央得以起草了“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分成九个部分。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什么是红军以及党和军队的关系三个方面，“九月来信”都提出了不同于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的看法。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九月来信”指出，“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在关于如何建设红军方面，指出红四军目前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来信更是强调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可见“九月来信”已经非常明确地注意到红军与“普通军队”（国民革命军）的不同，也明确从当前基本任务的规定上指出了如何建设红军等问题。至于在党和军队的关系方面，“九月来信”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在强调“集权制”的同时，“九月来信”也对“民主”和“自由”加以指导，如认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九月来信”当然与《古田会议决议》有所不同，但已保证了基本政治方向和革命决策的正确性。后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是“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因此，“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闽西以后，对原来由八大导致的较为混乱的红四军思想状况起到了统一作用。1929年10月22日，抵达广东蕉岭的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在随后给中共中央的回信中，陈毅写道：“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一、建立四军的政治领导……二、建立前委的威信……三、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其后在多次给毛泽东的信中，陈毅还加以自我检讨，并希望毛泽东能回到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可以说，“九月来信”得到宣讲以后，红四军的整体面貌很快焕然一新。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重新率领红四军进驻到新泉，对红四军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由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这极大地提高了红四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经过长期的自我调适，尤其是“九月来信”产生的良好影响以后，红四军决定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也包括闽西地方的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总共有120多人。会议同样由陈毅主持召开。经过两天激烈而有序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旨在彻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并从思想、制度和政策上提出了纠正办法。特别是将“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从而古田会议找到了对红军的准确定位和定性，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红军的基本任务以及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至此有了科学明确的表述。古田会议也因此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里程碑。

四 结语：政策过程与思想变迁

对古田会议的研究不应该限于静态的平面的分析，而应当放到历史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决策，《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出台应当看作多政策主体交互影响的结果。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建设红军队伍以及党和军队（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红四军都进行过探索。经过多次失败和自我调适，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新式军队，从而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重要论断，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很好地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正确处理了政治与军事、党与军队的关系。具体决策过程如表1所示。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联系古田会议的决策过程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变迁，可以从这一层面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过程。李世默曾经对那些“唱衰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的论调进行过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大大地误判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低估了中共执政体制的韧性”，因为“中共适应时势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将使其能灵活、高效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这一论断不仅适合于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适合于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而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本身来自革命时期的经验积累。从“八月失败”到古田会议的历史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觉而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重温土地革命初期党的自我调适过程，对于新时期党和军队的建设，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何在“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处理好“两种制度”的关系都有重要借鉴价值。

（作者朱新屋，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