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元水循环理论及其与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耦合

（一）二元水循环理论

“二元”水循环理论是水资源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在我国被广为应用并被用于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王浩、贾仰文、王建华等，2005）。该理论认为自人类社会开始开发利用水资源以来，单一的自然水循环结构就变为“自然-社会”二元的水循环结构，即陆地水循环系统是由“降水—坡面—河道—地下”的自然水循环系统与“取水—供水—用水—排水”的社会水循环耦合组成，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秦大庸、陆垂裕、刘家宏等，2014）。

对于自然水循环，其驱动力是太阳辐射和地球引力，其完整的路径为“降水-产流-蒸发-排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逐渐成为驱动水循环的另一大因素，有学者将这些驱动社会水循环的因素合称为“社会势”（王建华、王浩等，2014）。社会水循环的原动力是用水需求，只有存在用水需求才能构成循环路径。不同类型的用水需求有着不同的优先级，饮水需求最高，其次是关系粮食安全的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再次是工业和人工生态用水需求。人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利用设施从自然水体或者直接从雨水中进行取水活动，将这部分水资源供给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实际的用水部门，在生产生活等实际活动中，水资源以成为产品一部分等方式被实际消耗，其他水资源则由入渗和排放回归自然水体中。在配给机制上，由于经济社会用水需求的驱动，水通量从社会势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移动，社会势包括政治势、经济势、政策势等。在约束机制上，约束因素主要是经济成本、技术成本和环境成本，其中经济成本取决于取水、治水、运移水的成本；技术成本主要包括技术可行性等；环境成本主要是取水、排水的外部性成本。

现有的基于水资源的调控管理措施也将目光投向了基于社会水循环通量的调控管理，如基于水资源消耗量的调控措施等（桑学锋、周祖昊、秦大庸等，2009）。社会水循环调控的目的是保障用水安全、合理分配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等，同时也保证环境用水与经济社会用水的平衡，取水与耗水、废水排放的平衡以及经济社会取水量和水资源可供给量的平衡。社会水循环的调控环节包括取水调控、用水调控、排水调控。以上调控环节基于社会水循环的循环路径，且分别对应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三条红线”，即取水红线、用水效率红线和入河排污红线。

（二）水资源资产的定义

水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是指将水资源按照资产进行管理，就资产定义来说，就是管理者对具有使用价值并且能够带来收益的水资源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管理。资产是指能给企业目前和未来的经营带来利益，企业（个人）有权支配使用的经济资源（Wild，Show and Chiappeta，1999）。虽然不同的领域对资产的定义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1）预期带来经济利益；（2）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3）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4）能够用货币计量（Wild，Show and Chiappeta，1999）。

现有的水资源资产管理研究大多将水资源资产管理与水资源管理对立，认为水资源资产管理是水资源管理的“纠正”，在隐性中认为所有的水资源都应该被按照资产进行管理。水的功能有：健康功能、生物栖息地功能、溶解质和悬移质的载体功能、生产功能。在人类使用水资源之前，单一的自然水循环机制主要强调水资源的生态环境功能，随着社会水循环的形成，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功能越来越重要，社会水循环通量产生大量收益，这部分水资源在定义上符合水资源的范畴，应该按照资产对其进行管理。就功能而言，水资源的经济功能只是水资源功能的一部分，将承担其他功能的水资源按照资产进行管理存有问题：一是产权的主体缺失，难以有效运行；二是经济驱动的对水资源的无尽消费，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灾难。

除了水资源功能的差异之外，水资源的物品属性差异也导致不能将所有的水资源作为水资源资产进行管理。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高低，可将水资源分为私人物品、公共池塘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物品（见表1）。作为公共物品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私人物品的水资源是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用于生产生活的水资源可以作为资产进行管理（刘灿等，2009）。

表1 水资源及其物品属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水资源资产”的概念小于“水资源”的概念。水资源资产相对于水资源来说，是能够具体体现水资源经济功能的那部分水资源，并且能够被主体拥有、控制、交换。所以水资源资产是进入生产生活的那部分水资源，这与“二元”水循环理论中的社会水循环通量是重合的，应用“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对水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是可行的。

（三）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路径

由于水资源资产与社会水循环通量是重合的，社会水循环理论乃至“二元”水循环理论对水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这在以下方面特别明显。

第一，社会水循环通量对界定水资源资产内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区别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的主要原则是其驱动因素是否为人类活动。社会水循环的表现形式为水资源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循环，直接以水资源资产的形式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具有非常强烈的经济属性。水资源资产的范畴与“二元”水循环中的水资源的范畴有一定的重合，在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构建中，将“二元”水循环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相关研究存在很强的合理性。此外，在“三条红线”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用水红线是水资源管理的第一大红线。用水红线管理是社会水资源通量的来源，也是作为水资源资产内涵的关键所在。在“二元”水循环中对水资源进行资源管理，一旦它进入社会水循环中，则对其进行资产化管理。

第二，社会循环路径符合资产化管理监管体系。在水资源的监管中，行政区间的径流性监管是常用手段，特别是在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制度确定之后，越来越多的行政、科技力量关注各行政区、各流域之间的水资源监管，这造成水资源监管网络越来越密集，国家投入越来越大，一旦制度层面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针对社会水循环通量的监管应该被放到同样的地位，其重要性至少应该与区域间监测的重要性一样。随着社会水循环路径的不断延展，如社会水循环的初期路径以“取水—用水—排水”为基本过程，中期以“取水—给水处理—用水—污水处理—排水”为基本过程，后期则以“取水—给水处理—配水—一次利用—重复利用—污水处理—再生回用—排水”为基本过程，对社会水循环的全路径监管更符合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要。

第三，复杂的社会水循环结构契合用途管制的多样性。用途管制是国土空间开发中的重要内容，对水资源的开发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特别是水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涉及水资源资产的市场和交换，因此对水资源用途的管制应是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水循环的循环结构日渐复杂，其原因是社会的多样化，涉及的用水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在现代宏观开放的社会水循环大系统中，往往包含了多个闭路的单元子系统，如城市的水利用和再生子系统、农村的水利用子系统、企业的水利用子系统以及社区的中水利用子系统等。将水资源作为资产进行管理，考虑到公平和效率的多重性，势必要对不同的子系统进行用途管制。由于在社会水循环的实际过程中，其子系统往往是闭合的，所以在子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用途管制是非常可行的。

第四，社会水循环通量强度逐渐增加，其与自然水循环系统的分离特性日趋明显，为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对水资源的产权多是使用权，这就涉及主体和代理的关系问题，就我国水资源制度的实质来说，国务院是国家水资源的代理人，各级政府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其政府的代理管理人，各用水户是各末级代理管理人的代理使用者。这种代理制度是造成我国水资源主体缺失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开始实行的水权制度的一个问题是水循环通量难以被有效界定。随着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实施，社会水循环通量强度（水资源资产）的逐渐增加，其与自然水循环系统分离特征日渐明显，如农业节水减少了渠系和田间的回归量、管网改造减少了公共供水向地下的渗漏量、城市污水处理回用和工业水循环利用减少了向自然系统的排放量等，对水资源资产的界定更加明确，为水资源资产产权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