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亚投行的时代意义

张文木

 

摘要 自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更为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二战结束后，美国金融财团铆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它们从金融即自己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一次次的“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随后的放权，最终使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最大的“银行客户”。结果，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帝国主义腐朽性最突出的特点。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资本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更大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关键词 亚投行 华尔街 金融资本 美国衰落

 

亚投行的设立及其立刻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中国，以致国内有人惊喜道：“亚投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欣喜之余，我们还要冷静，应该对它的利弊风险做一个评估。

一 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领头的欧洲。

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当时拥有世界70%黄金储备的美国的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具有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法定货币，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也相应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非亚洲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处于衰退之中；美国处于衰退之中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没有遭遇战争，遑论世界大战。从未来的形势看，今天的中国仍将处于“涨潮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权力体系基本是由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垄断和主导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是工业托拉斯和金融银行家的资本结合，关于此可以读读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

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自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更为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二 美国衰落导致华尔街寻求转移资产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华尔街正在将依附于美元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即“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的“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60个国家参与，这没有华尔街的参与显然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始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转移到了欧洲还是亚洲，那就要看它们驾驭资本的能力了。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做准备，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而美国则正在为此着急。

为什么可能是英镑？首先，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英国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的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了“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不断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并重新将美利坚纳入大英帝国。

然而，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开始衰落，其世界霸权地位为美国所取代。为此英国一直很痛心。从丘吉尔开始，英国就在为恢复昔日大英帝国的地位而默默地做着准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衰落和衰退。”这就非常明确地昭示了英国的目的。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联系的汤因比也有着相同的思想。汤因比的学术研究及其生涯显然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他曾长期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任职。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50～100年”的时间，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时间来恢复英国的地位，到现在才过去50年。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的角色开始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印度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了独立，但当时它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21世纪初开始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实际上意味着它真的衰落了。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和美国副国务卿。他对于英国有可能不再继续“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表示十分担忧。他认为：“长期以来，‘英国都是美国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

对美国打击最大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从而对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着世界石油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东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最重要的选择。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600家、苏格兰有1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更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转移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华尔街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实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有力量，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加大了与人民币对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货币互换额度的协议，协议有效期为3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发生全面性的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中方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举动绝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做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有人说华尔街还有大量资产以不动产如矿山、土地等方式储存和保值，因而它不一定要以货币为储存手段。不错，不动产可以保值甚至增值，但是，利用不动产增值需要主权国家及其政治力量的保护，比如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所依赖的中东石油，要保证其完全以美元交易，取决于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存在的程度。比较而言，只有高利贷货币，才是金融资本家可以相对独立掌握因而相对来说也是其最安全的首选。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自从21世纪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华尔街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了马克思说的“G—W—G′”即资本（G）经过商品实物（W）使其资本增值（G′）的公式，日益转入“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即赤裸裸的通过高利贷实现资本增值的公式。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现在，华尔街资本又回到它最初“货币财产”的形式——这是对工业资本的反动或曰“返祖”形式。

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体系转移，美元体系向英镑体系，即由大西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

“春江水暖鸭先知”。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举行了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政府分裂导致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等，“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崛起的经济体。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个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西方向中国靠近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承认，那就大错特错了。商业在英国人手中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时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基于这样的战略，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

英国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权，除了其工业领先外，伦敦商人从威尼斯商人那里学习到的金融管理本领更使英国霸权如虎添翼。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到消灭资本的前提是要先学会驾驭资本，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认识到并基本掌握了驾驭国内资本的本领。现在国际资本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不得不学会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中国在治理古代世界方面非常有经验，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治理，则是新手。在这方面，英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美国有许多教训都需要中国人今天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较早较成熟地学到威尼斯商人的金融管理经验，这使它成为近代文明的引导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地学到英国治理世界，特别是其驾驭国际资本的经验，中国必将成为建设未来新世界的重要力量。

这个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欧洲人正在抛弃美国——不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不会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的前途，华尔街也在抛弃美国——不然也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多月内有那么多的西方资本不约而同地蜂拥进入亚投行。美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与此相应，关于世界未来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汇聚。可以看出，亚投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更是世界各种力量正从不同方向——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考虑着新的选择。

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更大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金融在历史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可推动国家的崛起，也可诱使国家衰亡。20世纪初的世界金融危机逼使俄罗斯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国际金融力量诱使失去金融监管能力的苏联瞬间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伤害，这一点已在苏联初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到证明；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管理和驾驭金融资本的经验（这只能在列宁所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过程中学习和积累）也会亡国，这一点从苏联后期乃至今天美国衰落的教训中亦可得到证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人忽视金融监管造成的恶果非常痛心，他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说：

 

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

 

恩格斯为100多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总结出的这条教训，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更具警示意义。

近代以来，我们从国际金融的受害者、拒绝者、被动适应者转为积极参与者。今天我们在国际金融管理领域还是新手，与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美国一样，新手刚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与此相应，人民币还要被推向世界货币。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欲使吾居炉火上耶”的“第一把交椅”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第一责任，如果体力不济的话，这个责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将我们压垮的高危重活。殷鉴不远，美国就是被这金融“第一把交椅”压垮的，翻车路上无先后，对此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下一届美国总统一定是个孟浪的主。为什么？华尔街给美国政府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国（买办）政府就得留住华尔街财团；要留住这些人，先要保住他们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在独控中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希望就是再现苏联解体后释放出的浮财并由此使美元升值。从美国战略东移的指向看，美国的目标是中国。但时间又不在美国手中，而要在短期内压倒中国，美国下届新上来的领导人就得生猛。

美国的衰落对中国不仅是机遇，更多的还有挑战。未来几年美国必将来势汹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质上它色厉内荏，因为时间不在它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纸老虎，对付这样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时曹刿论战中的方式，让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达到“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在今天“熬时间”仍可视为中国西太平洋斗争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气”而来，“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来，时间已在我方一边，除了“三而竭”，美国反华势力不会有其他结局。

当然摆在美国面前的还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华尔街离开后，美国“而今迈步从头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目前看，美国统治阶层不敢这么做，而美国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势。长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国得以自救而华尔街也明白的趋势。革命来临之前，华尔街必然会“狡兔三窟”，先转移财产。

1917年早已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会如1969年毛主席判断的那样：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