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价值的结构革命

第一，价值的结构革命。

鲍德里亚吸收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并用这个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在谈到字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时候，曾用货币来进行类比。在他看来，货币的价值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含义是货币可以与商品进行交换，一种含义是一种货币（比如欧元）与另一种货币（美元）比较。货币价值中的这两种含义与语言学中的字词的意义相似。字词的意义一方面是由字词与其所指称的对象的关系所确定的，另一方面字词的意义又是由字词之间的差异和结构关系所决定的。在一定的结构中，代码（能指）就获得了意义。前一个方面表现了字词的功能维度，即字词能够被用来指称某个对象。或者说，字词作为能指的符号具有一定的所指。而后一个方面是指字词的结构维度，即字词的意义是在一定的符号结构中被确定的（比如不同的字母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单词）。于是，货币的价值就相当于字词的意义。

鲍德里亚根据货币价值与字词意义的一致性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商品的价值也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商品要有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功能性意义，第二个维度是商品要有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要能够与另一种商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在这里，商品类似于符号（能指），商品的使用价值类似于符号的所指。而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进行的交换（替换）类似于符号中的结构关系。比如名牌皮包和普通皮包之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差异关系中。这种差异关系显示了符号（商品）的意义。同样，在符号学中，相同意义的字词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前一个维度可以说是商品的功能性维度，而后一个维度可以说是商品的结构性维度。如果我们把商品和字词加以类比的话，那么商品之间的结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在语言中不同的字词作为书写符号，作为表音符号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只是重复相同的符号，那么它们就不能构成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如果大家都购买相同式样的皮包、相同价格的皮包，那么皮包就没有特殊意义。从功能维度来说，皮包都是一样的，但是形式不同，价格不同。这些不同的价格、形式、品牌的皮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可以相互交换。当一个人购买皮包只是为了功能上的需要，那么他就会重视皮包的功能维度。然而当一个人购买皮包太多的时候，他重视的就是皮包的结构维度。所有的字词（商品）在符号结构中都有意义（价值）。这就是商品价值的结构性维度。购买名牌皮包的人就从这种结构维度中凸显自己的价值。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这两个维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在市场上才有交换价值，才能换回一定数量的货币，而人们用货币（即商品交换价值的体现）来购买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两种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自始至终都辩证地连接在一起”。

但是，鲍德里亚发现，在当代社会，即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西方社会，价值领域发生了一种“价值的结构革命”。这种革命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连接被切断了。这就是说，商品生产越来越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商品生产的目的进行分析时也指出，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究竟有多大，甚至究竟有没有使用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能够获得交换价值。但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使用价值一直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不可能获得交换价值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生产过剩的时代，“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被生产出来了（更准确地说，“没有”是仿真意义上的“具有”。比如，一个人购买了50辆汽车自己使用。或许他所购买的第50辆汽车，他从来也没有使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机会使用。他购买了这辆汽车之后，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购买过这辆汽车。这辆汽车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地被使用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辆汽车只有仿真的使用价值。它看上去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切实地被使用过）。这些东西只是为了交换价值而被生产出来（关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在后面进行了解释。我们也暂时搁置此问题）。于是，在这个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交换价值，即只有结构意义上的价值。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价值的结构革命”。在这个时候，生产更注重商品之间的形式结构上的差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说：“参照价值为了唯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这里所谓“参照价值”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商品也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作为能指有一定的所指。商品的所指也就是商品的功能性维度，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参照性维度丧失了，结构性维度摆脱了参照性维度而自我发展。在当代社会，生产的自动化高度发展起来，许多东西能够大规模、大批量地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东西远远超出人们的需求范围。为此社会需要刺激人们购买这些产品，以便维持生产系统的运行。在这种刺激下所购买的东西对于人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同样，这种生产也是可有可无的生产。但是人们还进行购买和生产。本来如果人们确实需要某种东西，那么人们购买的这种东西就具有“真实的”使用价值。但是，如果人们仅仅因为某种东西时髦（品牌），仅仅因为这种东西能够显示自己的身份，那么这种东西就没有“真实的”使用价值。当社会把那些没有多少作用的东西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参照”，没有“真实的内容”。这些东西就如同那些无所指的符号那样，不指称某个对象。这就如同符号之间存在着结构关系一样，这些商品只有交换价值上的结构关系。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符号没有“参照价值”，没有所指，但还是有结构性意义的。在这里，商品所具有的结构性意义就是“仿真”。为此，鲍德里亚说：“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绝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以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照字面的意思来说，这里生产出来的东西，似乎有使用价值，而实际上没有使用价值（更准确地说，只有仿真的使用价值。比如，为保持力量平衡而生产的原子弹。虽然原子弹确实有使用价值，但是谁也不敢使用它），但是有交换价值。或者说，这些东西看上去真有使用价值，而实际上没有使用价值。这种东西就有仿真的使用价值。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参照价值”，但是还是有“仿真”意义的。这就是说，商品像结构意义上的符号那样被生产出来了。

本来符号都是有所指的，没有所指的符号就是空洞的符号，但是在当代社会这些符号没有所指了。符号从所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符号获得了自由，“这是符号的解放”。既然符号从参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并能够进行纯粹的自我生产了，那么当代社会的各种符号就与传统上的各种符号不同了。当代（contemporary）社会（主要是1929年资本主义危机以来的社会，即后现代社会）也生产商品，但是，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作为符号，与现代（modern）社会（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的社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社会）中的商品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是有使用价值的，是切实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而当代社会商品却“没有”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出现了生产过剩。过剩的东西虽然在需求的刺激下也被人们购买了，但是却没有切实的使用价值。当代社会的生产虽然也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进行，但是，这种生产却不是生产有用东西的生产（它是满足“虚假”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即生产的东西看上去是有用的，但满足的是“虚假”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更准确地说，它具有仿真的意义。这种生产类似于表演。在舞台上演员也用工具劳动，但是却没有切实的劳动意义。这种劳动不是“真实的”劳动），生产失去了参照。于是，生产不再是“真实的”生产了。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如果生产没有目的，没有内容，那么生产中的“劳动力”就不是“真实的”，它是生产系统中的符号，可有可无的符号。比如，在现代社会，政府为了促进就业，为了扩大内需（扩大的需要，不是“真实的”需要。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把人安排到一定的岗位上。或许，他在就业岗位上有许多事情做，但是，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满足需要呢？因为，需要本身不是“真实的”，那么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是真实的吗？这样的“劳动力”肯定也不是“真实的”（而是仿真的）。虽然它有劳动的形式，却没有劳动的实际意义。同样，货币本来是与黄金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了。货币纯粹是一种符号，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它失去了与“使用价值”“财富”的联系。同样，“指称”“情感”“实体”“历史”（尤其是被戏说的“历史”）都没有所指称的对象，都不是“真实的”。这些活动就像电影里的演员在演戏。他们经常把“爱”挂在嘴上，这里的“爱”不是“真实的”，不指称对象。于是，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劳动”“货币”“生产”“情感”“历史”“需求”都失去了其所指对象，并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进行自我生产。

于是，鲍德里亚得出结论，在马克思时代，人们还生产使用价值，劳动力在生产中还真实地进行生产。同样，在那个时代，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他们还处在符号与真实的辩证法的黄金时代”。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他看来，索绪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在这里已经不适用了。在这个时代，“真实”死了，符号失去了所指对象。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辩证法也失去了意义。比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马克思那个意义上的生产（像是在表演，因而不是真实的生产），而“消费”（被诱导的消费）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消费（自主的消费）。因此，在这里消费和生产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四分五裂”，彻底解体了。

第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当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在当代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使用价值（没有所指，没有目的，这都不是非常准确的表述，鲍德里亚有时也这样用。这是由于我们社会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传统的语言在这里不够用。严格地说，应该叫“仿真”的使用价值）的符号。它所遵循的是结构价值规律，而不是马克思的那种商品价值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批判不适用了，而要用新的理论来批判这种结构价值规律。我们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运行的。因此，如果批判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在这里，他承认，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此，他对“符号政治经济学”这个说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1）关于价值结构的革命所进行的分析是不是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鲍德里亚认为，他在这里所进行的分析还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这是因为，这里还涉及“价值”和“价值规律”。但是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所说的价值或价值规律，而是符号（“商品”“劳务”“工资”“货币”，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些概念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它们都是仿真意义上的东西。与马克思那里的切实的生产、切实的劳动、切实的商品是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相互关联的符号是有意义（价值）的。因此，虽然它们有经济学的意义，却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经济学（比如，名牌皮包和一般皮包的比较中所具有的意义）。如果说这里的“经济学”的意思还不是十分确切的话（当代社会中的这种生产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义，因此这里的“经济学”的意思并不确切），那么“政治的”意义却十分明确（购买名牌皮包的人就是要确立自己的等级）。鲍德里亚十分明确地强调，他所进行的研究是要摧毁符号结构关系，摧毁这里所存在的价值关系。他是要彻底消解这些符号的意义（价值）。这是因为，这个符号结构对人进行了新的控制。颠覆这些符号结构就是颠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这具有“政治的”意义。

（2）“符号”这个词的用法在这里也不是非常确切的。这是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他在这里所说的符号主要是指代码形式的组织。而要搞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分清符号与代码形式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能够指称某种东西或者表达某种意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称为“符号”，比如，一朵玫瑰花是“符号”，它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即“爱情”。这是一种象征符号。而其他的许多符号具有代码的组织形式。比如，我们说“signifier”是符号。这个符号是由许多没有意义的代码（字母）组合起来而构成的。这个符号与玫瑰花那个符号是不同的。“signifier”这个符号是以代码组合的形式出现的，而玫瑰花就不是以代码组合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并非所有符号都受代码支配”。而鲍德里亚所要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代码组合意义上的符号。这里的符号是纯形式的符号，是失去所指的符号（代码的组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号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符号”一词就过于笼统，不够准确。它只有“暗示的价值”。

如前所说，当代社会发生了价值结构规律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影响了符号的意指（signification），而且影响了其他所有的东西，甚至我们的一切生活领域。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由于价值结构的革命，商品的意指即它与使用价值的联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如此，由于它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仿真的使用价值，因此，它的交换价值的含义、它与其他东西（劳务）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品就成为没有确定意义的代码（code）。鲍德里亚强调，虽然当代社会发生了价值的结构规律的变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商品的价值规律按照价值的结构规律发挥作用。在他看来，人们曾经有一种幻觉，认为，价值的商品规律只适合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比如，像马克思那样，而价值的结构规律只适用于分析符号中的结构关系。在鲍德里亚看来，价值的商品规律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符号中的结构关系。或者说，在当代社会，在仿真符号到处都出现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商品的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适用的。这就是说，价值关系的分析不能被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可以普遍地用于分析生活中各种符号的价值结构关系。其他符号之中也有商品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在他看来，商品价值规律是一种等价法则，这种等价法则在一切领域中都发挥作用。比如，在身体规训的领域，在时尚的领域、在语言的领域都能够使用。鲍德里亚在后面的分析中，就采用了等价原则的思想来进行分析。比如在时尚的领域，时尚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号，但是这些符号都是通过某种模式而被生产出来的。而这个模式就像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一样。当然，这个符号是代码组织形式中的符号。在这里，鲍德里亚还特别提出：“价值的商品规律是一种等价法则，这一法则在所有领域都起作用：它同样也指称符号形态，在这种符号形态中，能指和所指的等价关系使得参照内容可以进行受到调节的交换（其他类似的模式还有，能指的线性，它与生产时间的积累和线性是同时代的）。”在他看来，价值规律不只是在商品交换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它在符号领域中也发挥作用。符号中也有等价法则，即能指和所指等同起来了，符号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而参照的内容可以随意调换。比如，所谓时尚名牌，实际上就是符号，空洞的符号，能指和所指区分被消解了（购买时尚的时候不注重使用价值，所指就是能指，就是形式。人们购买的就是形式）。当人们购买东西，只注重品牌的时候，使用价值如何就不重要了。至于人们如何受到控制，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如何，后面的讨论会具体解释。但是记住这一点，价值规律成为一种符号规律，并在所有领域中都发挥作用。

鲍德里亚认为，虽然商品的价值规律（即价值的古典规律）可以普遍运用于各种不同的体制，比如，生产的体制、语言的体制，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比如，马克思分析的商品价值规律和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结构规律，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从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是相互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价值的结构规律来看，那么这种差别就会被摧毁。或者说，它们都遵循价值的结构规律。比如，在价值的结构规律中，生产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消费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生产和消费原来的实质意义都消失了，而只有仿真的意义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确定的意义。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它们类似于没有确定意义的符号。生产类似于符号，而符号类似于商品（比如，名牌商品上的标识）。在这里，生产的体制和语言的体制一样，它们都是符号，都只有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此，鲍德里亚说：“价值的结构规律意味着各个领域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这两个领域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了。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相互摧毁。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些领域作为原貌完全消失了”。在这里，物质生产领域和符号领域各自交换内容，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领域的原来内容消失了。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让这两个领域的内容相互解构。我们也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运行的，生产变成了符号，而符号按照价值的结构规律相互交换。他要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批判可以叫“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实际上在这里说明了他的整本书的一个方法论：从符号的结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而从等价交换关系的角度分析各种符号，比如，语言、时尚、身体、性等（这些领域都有等价关系，后面会论述）。

根据上述说法，我们可以说，符号政治经济学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扩展到符号领域，扩展到仿真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仿真的生产，是按照价值的结构原则来进行的生产。这种价值结构原则已经结束了生产的制度，也结束了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简单地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则所遵循的是价值结构规律，进行的是仿真的生产，而不是原来工业化时代有目的的生产。后面的这种生产终结了。同样，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之上的制度也终结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符号也不是有指称对象的符号了，或者说，这种符号不代表对象了，不再现对象了，它“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它们只是结构意义上的符号。生产不是原来的生产，而是仿真的生产，符号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符号而是代码的组织。虽然生产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但是它看起来好像仍然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像幽灵那样存在。符号虽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符号，但是它仍然好像是原来意义上的符号，是原来意义上的符号幽灵般的存在。既然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或者原来意义上的符号仍然像幽灵那样存在着，那么符号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符号有指称对象的符号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仍然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像幽灵一样存在着。它们是“一种幽灵般的劝阻原则”。本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仿真的生产，是“无目的”的生产，但是人们仍然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来理解这种生产。好像这种生产仍然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当人们仍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生产的时候，人们就要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进行革命。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就阻碍了人们采取真正的有效方式来对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幽灵般的存在妨碍了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某些阅读鲍德里亚的人也受到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幽灵的影响，而无法真正把握鲍德里亚。

为此，鲍德里亚郑重地告诫人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当劳动和生产终结（再次提醒人们注意，这里所说的生产的终结和劳动的终结，不是说，人们不生产或者不劳动了，而是说，人们的生产和劳动没有工业化时代的那种意义了）了的时候，生产没有目的，劳动没有目的了，这就如同能指的符号没有所指的对象了。过去的符号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区分的基础上的，他们虽然也承认能指和所指的不确定性，比如，所指也可以变成新的能指。他们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辩证法，并在这种辩证法基础上理解语言。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话语，那么话语就是能指符号的线性的展开过程。而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符号，比如“生产”已经无法按照这种能指和所指辩证法来理解了。同样，政治经济学强调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并强调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这种辩证法，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交换价值不断积累的过程。这是商品生产不断增加的线性过程。但是如今，使用价值已经在生产中终结了。因此，商品生产的线性维度终结了，话语的线性维度终结了（鲍德里亚从这种终结中看到了颠覆资本主义系统的可能性。参见我对本书前言的导读）。这也是生产时代的终结。鲍德里亚没有对这个终结了生产的时代进行规定。我认为，这个时代就应该是后现代社会。但是鲍德里亚似乎不用这个概念。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都用“当代”这个词来称谓这个“生产终结的时代”。

那么，在这里究竟谁终结了劳动呢？谁终结了生产呢？鲍德里亚说，这是资本本身（在讨论生产的终结的时候，我们再具体说明）。资本把劳动、生产、工资、货币本身都变成了一种仿真的存在。而这种仿真形式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控制形式是仿真的控制。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的控制策略。

第三，仿真对价值的颠覆。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仿真形式到处存在。这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层面上所发生的变化。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仿真的劳动，看上去是真劳动，而实际上没有真正劳动的意义，比如，仅仅为了扩大就业而产生的劳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就是非劳动。这就是说，仿真意义上的劳动等于非劳动。既然仿真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中都存在，那么在一切仿真形式中都存在着这种价值的颠倒。这种价值的颠倒在政治领域、时尚领域，经济领域都普遍存在。比如说，在新闻传播中，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非常多，于是出现了一个信息太多而对信息的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就如同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太多，而需求不足（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于是人们就需要刺激需求。或者说，新闻对人要有吸引力。于是人们会选择那些更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一些血腥、奇特的东西都被捕捉过来，以吸引眼球。这些东西是“新闻”吗？既是“新闻”，又不是“新闻”。它是新闻，因为，这确实是人们新听说的，它不是新闻，因为，它没有多少切实的社会意义。当新闻为了吸引眼球而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它是真的，也是假的。它是真的，它确实发生了，又是假的，只有新闻的形式，而没有新闻的意义（假如某报纸报道说，一只狗长了两个尾巴。这是新闻，但是有新闻的社会意义吗）。或者它只是抽取了猎奇的片段。在这里，真假可以互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代码的符号没有确定的意义。既然一切符号没有确定的意义，那么真假、美丑（关于美和丑的关系，我们在讨论超级现实主义的时候再进行说明）之间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近代（modern）以来，人文主义所确定的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就完全被颠覆了。或者用鲍德里亚本人的话来说，在这里，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被中和了（neutralize），中立化了，没有原来的价值趋向了。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根本标志。为此，鲍德里亚强调，“一切都变得不可判定，这是代码统治的典型效果，它在各处都安居在中和与随意的原则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仿真现象，鲍德里亚充满了愤慨，把这种社会现实类比为“妓院”。在“妓院”中，女人是人尽可夫的，对男人是不加区分的。在这里，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也不能被区分开来，而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这与辩证法不同。辩证法是在承认两者对立基础上的转换，而仿真是超越真假对立的。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成为仿真，成为没有确定性的符号。这种仿真现象在文化、政治、艺术领域早就出现了，甚至在性的领域也早就出现了（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新闻，至于政治、艺术、性等方面，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领域。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仿真现象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既然生产是仿真的生产，那么经济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了。仿真的经济不是真实的经济，而是一种控制人的新方法。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已不可能。既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无法区分开来，那么经济基础的决定地位也不成立了（在这里，鲍德里亚要颠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他来说，好像上层建筑领域首先产生仿真现象，而后经济领域才出现仿真现象）。而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关系也是如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也成为仿真的性（当性受到压抑的时候，人们用性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可能的。但是当这种压抑不存在了的时候，在性得到解放的今天，仍然用性压抑来解释，那么这种性就是仿真的性）。在他看来，如果说在生产终结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已经过时，那么在性泛滥的今天，弗洛伊德的解释也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