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计量经济史学科开创与传入中国

目前,学界公认1957年9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顿召开的学术会议是计量经济史作为一个学派产生的标志。为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史研究范式,学界(也包括计量经济史学者自己)将其称为“新经济史”。后来“新经济史”阵营中产生了“新制度学派”,于是,“新经济史”旗下就有了研究侧重不同的两支人马,一支是福格尔领军的计量经济史学者群,另一支为诺斯领军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群。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尽管学界对新经济史是否引发了学术“革命”看法不同,但新经济史学派的产生无疑是经济学界的大事,对学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两位领军学者因此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突起之后,欧洲、日本等国学者都有跟进者,出现了一批计量经济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计量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相继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范式比较一致,国内理论经济学界很快就消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并有一批不错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问世。但由于国内经济史学界在研究范式上与计量经济史学派存在着较大差异,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停留在对计量经济史的介绍、呼吁、号召和质疑阶段,据隋福民考察,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最早的论文是著名经济学家罗志如和厉以宁于1982年合写的论文“西方的‘经济史革命’和新经济史学的产生”,该文对新经济史学产生的前提、新经济史学的特征及与传统经济史学的分歧都做了介绍和分析。后来,介绍和评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文献逐渐增多,较早的介绍和评述计量经济史的论文如:刘宏谊:《西方经济史学发展和美国新经济史学》,《世界经济文汇》1994年第1期;左建龙:《福格尔和诺斯:学术探索及理论和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邹薇、庄子银:《新经济史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厉以平:《新经济史学的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郑备军:《新经济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吴承明在《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一书中有专门节目评介(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罗涛:《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1期;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郭艳茹、孙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互相学习什么——论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范式冲突与协调》,《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除脚注罗列的文献之外,还有许多评述计量经济史的论著,恕不逐一列出。更值得一提的是两部著作,第一部是霍俊江的《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据作者自己介绍,该书是1987年国家教委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颇见功力,作为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似不为过。第二部是隋福民的《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该书对国外计量经济史文献的评介和计量经济史学来龙去脉的研究既到位又系统,堪称国人研究计量经济史的必读文献。但是,作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界计量经济史文献的述评略嫌欠缺,几乎未点评大作杀青之前已见诸中国期刊的计量经济史文献,而作者点评的某些“计量经济史文献”事实上却是非计量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传统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或统计分析方法的)。虽有些许遗憾,但瑕不掩瑜,隋福民的著作对中国计量经济史有很大的学术贡献。

若不计介绍和评论国外计量经济史的文献,国内学界真正研究计量经济史论著大都集中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回顾中国近代计量经济史文献,鲜见先前对计量学派研究范式做述评之学者的身影,就连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素养很高的霍俊江也没有继续笔耕示范。

台湾中兴大学副教授王良行1996年在大陆《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对1867~1931年上海的贸易条件做了研究,应该是中国大陆专业期刊发表的第一篇计量经济史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