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研究和评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1．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

陈斌开等（2014）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中国存在着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关于中国居民消费较低的原因，国内文献研究对此观点各异，提出最多的原因是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袁志刚、朱国林（2002）指出，收入分配会影响总消费，合理的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助于提高总消费，具体来说，在总收入固定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社会总消费呈正向变动关系。臧旭恒、孙文祥（2003）指出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城镇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是引发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马强（2004）表示，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在于消费主体和消费环境。在消费主体方面，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渐趋同步，而农民收入增速却持续在低水平徘徊，从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王青（2005）认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显著影响了城乡消费需求差距，从而也影响了城乡居民对城镇工业品、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差额。娄峰、李雪松（2009）认为，城镇居民收入是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由此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樊纲等（2009）表示，长期的储蓄和消费失衡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吕冰洋、毛捷（2014）发现，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加将推动投资消费比的上升。

其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包括投资出口增速过大、制度缺失以及政府消费过大等。秦晖（2009）认为，市场化改革、政府权力扩张与责任缺失，弱势群体无讨价还价能力、利益受损，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俞建国、王蕴（2010）认为，投资和净出口高速增长是2000年以来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中国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呈现“疲软”状态。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大大超过消费的增速，迫使消费在双重挤压下败下阵来。李永友（2010）在分析了中国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之后，认为需求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体制、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内生等引起的。由于财政政策更加热衷于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财政政策选择失衡与需求结构失衡陷入结构锁定状态。陈晓光、张宇麟（2010）指出，中国居民消费波动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信贷约束和政府消费波动。其中，政府消费波动是引发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重要波动源。田青（2011）指出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下降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以外，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以及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其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这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以及居民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预期不断增强有关。李永友、钟晓敏（2012）认为，财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同时，也抑制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即使财政政策保持着高强度运转，也没有改变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状。

2．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也逐渐成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基于不同模型和不同的经济理论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挤出效应方面，黄赜琳（2005）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对改革后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胡蓉、劳川奇、徐荣华（2012）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并且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较城镇居民低。李永友、钟晓敏（2012）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没有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为负。彭晓莲、李玉双（2013）在Bouakez and Rebei（2007）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支出冲击的DSGE模型，指出中国财政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对总产出有促进作用。但是通过增强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间的互补性，可以将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变成挤入效应，从而财政支出增加能够同时带动产出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挤入效应方面，胡书东（2002）指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整体上看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即政府支出对民间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的基础上推出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指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积极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方面。潘彬、罗新星、徐选华（2006）通过研究中国1995～2004年的时间序列资料和城市与农村家庭资料得出，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并且互补程度基本相同，互补程度系数的范围大致为0.32～0.38。李树培、白战伟（2009）认为政府支出每增加1%能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约1.03%，但这种促进效应的水平却经历了一个倒V形的变化，而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效率一直高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率，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杨子晖等（2009）利用面板协整检验等方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跨国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赵蓓、战岐林（2010）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消费决策的模型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得出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所以在经济衰退时，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有力地促进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

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挤入挤出效应不是绝对的。石柱鲜等（2005）根据财政支出分类差异指出，一方面，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政府投资支出则挤入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则挤入了居民消费。王宏利（2006）表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政府消费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而政府投资支出会促进居民消费。王延军（2007）以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指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在长期内，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因此，在短期内，政府通过增加支出促进居民消费是有效的，但长期内则不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楚尔鸣、鲁旭（2007）认为，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官永彬、张应良（2008）在代表性消费者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78～2006年的经验数据，得出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时期决定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并且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较大这一结论。王玉凤等（2015）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取决于生产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二者冲击作用的相对大小，若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强度大于消费性财政支出，则财政支出挤入居民消费；反之，则挤出居民消费。杨翱、李长洪（2016）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城镇（农村）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出效应，在长期表现为挤入效应；政府城镇（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入效应，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

苑德宇、张静静、韩俊霞（2010）通过构建居民消费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动态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具体影响，表示科教文卫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政府消费性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经济建设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居民消费等。郑筱婷、蒋奕、林暾（2012）利用匹配的倍差法研究了中国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家电下乡”政策，指出“家电下乡”并未使试点县户均消费增长高于非试点县。限定期限补贴某一种产品会使农民的家电消费提前，信贷约束下的农户会减少其他产品的当期消费。郑尚植（2012）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显著挤出了居民消费。另外，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影响。胡东兰、夏杰长（2013）利用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财政收支结构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指出转移性支出率对居民消费率有积极影响，购买性支出率对居民消费率有消极影响。

3．财政支出政策的总体效应研究

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压力下，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策实施时间将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从众多学者的多项研究成果可知，大家在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李永友、丛树海（2006）在证明了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互补关系后指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波动具有较为显著的稳定效应，这种稳定效应的微观基础来自中国存在较高比例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刘宛晨、袁闯（2006）认为相比于城镇居民来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并且财政支出挤入居民消费也更加明显。因此将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向农村，对振兴农村消费市场具有重要作用。董直庆、滕建洲（2007）采用小样本可靠的Bootstrap仿真方法，考察了1952～2003年政府支出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可以熨平经济波动。方红生、郭林（2010）利用虚拟变量法考察了中国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证明了财政政策在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分别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和凯恩斯效应。胡永刚、郭长林（2013）认为，当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超过财富效应时，财政政策扩张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

同时，在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周期性效应方面，国内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检验。如蔡江南（1990）对中国1950～1988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刘金全（2005）通过研究财政政策作用机制和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相依性之后指出，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方红生、张军（2010）考察了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稳定效应，认为在经济衰退期，增加政府消费会导致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在经济过热时期，增加政府消费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吕炜、储德银（2011）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政府消费、税收和转移支付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指出无论是财政紧缩还是财政扩张时期，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都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在紧缩时期，这一效应产生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转移支付对私人消费的总效应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付敏杰（2014）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从严格顺周期逐步走向非周期，宏观调控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财政支出用于资本形成的比例过高，是导致财政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呈现顺周期和改革开放后逐步告别顺周期调控的主要原因。

在国外经典文献中，检验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效应的模型一般有三种：宏观经济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三种模型各有利弊。其中，大型宏观经济模型对不同部门的相关价格和数量做出了解释。SVAR对数据的要求较高，主要依赖于时间序列方法，表现为一系列的变量（如产出、税收和政府购买）对自身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因为没有说明政策影响产出的途径，所以就无法区分是政策影响产出还是产出影响政策。而DSGE主要基于宏观经济基础。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

4．财政政策的走向研究

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运用财政政策时不断相机抉择，充分保证和发挥了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所以财政政策在应对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在两次经济危机后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也并不明显，需求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因素。由此，未来财政政策的走向历来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闫坤、程瑜（2009）认为，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应形成以扩大内需和保证居民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减少税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调整收入分配等方面。何帆（2009）表示，未来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继续放在刺激经济、防范风险、保证政策时效性以及争夺制高点等方面。魏杰（2009）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注重使用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减缓高储蓄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可通过增加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兼顾公平与效率。另外，财政政策通过举债也可以达到启动经济的目的。吕冰洋（2011）指出，中国财政扩张政策与供需失衡之间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供需失衡是财政扩张的原因，以间接税为支撑的财政扩张是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并将积极财政政策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矛盾问题。李义平（2011）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较为严重，需要出台各种财政政策措施，但应注意其产生的外部效应。李永友、钟晓敏（2012）认为，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注重调整财政收支策略，用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和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卞志村、杨源源（2016）认为，不同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在进行财政宏观调控时应区别对待、审慎选取。他们同时指出，财政政策中，减税效应要优于财政支出效应。何代欣（2016）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中国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依然要立足于扩大总需求，而调结构的财政政策则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李晓嘉、蒋承、吴老二（2016）提出，为了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区域间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合作，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性。

（二）国外文献综述

1．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

鉴于国内外经济体制不同，本书根据研究重点，暂不分析国外对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因素的研究，但由于很多政策具有共通性，所以笔者从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出发，对国外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国外文献关于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居民消费增加，即政府支出会挤入居民消费。新凯恩斯模型和新古典主义模型通常预测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挤出关系，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减少。众多学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在挤出效应方面，Bailey（1971）最早通过一个有效消费函数指出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Barro（1985）在Bailey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在中长期会挤出消费。Ahmed（1986）利用一个跨期替代模型估算了英国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Baxter and King（1993）利用标准的RBC模型指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通过降低家庭的永久收入而产生负的财富效应。为了避免消费水平的大幅下滑，家庭会增加劳动供给，但是这种替代效应小于负的财富效应，从而导致消费下降。Ramey and Shapiro（1998）通过研究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得出政府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的结论。Edelberg et al.（1999）对美国政府购买外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进行研究后发现，这种增长在带来就业水平、产出水平和非居民投资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带来工资水平、居民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Coenen and Straub（2005）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欧元区政府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的效果进行了重新评估，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的可能性相当小，这一方面是由非李嘉图式家庭所占的份额较小所致；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支出冲击的高度持久特征所带来的较大负财富效应引起的。Furceri and Sousa（2011）对145个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的效应，既不同于标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得出的结论（挤出居民消费、挤入居民投资），也区别于IS-LM模型的分析（挤入居民消费、挤出居民投资），即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他还指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大约是1.9%，其中1.2%是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当期变化决定的，0.7%是受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滞后期变化影响的。另外，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地区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Afonso and Sousa（2012）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所实施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挤入效应方面，Karras（1994）通过研究一系列国家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反应后发现，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即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并且这种互补关系的强弱和政府规模的大小成反比。Devereux et al.（1996）观察了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后发现，增加政府消费会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会提高真实工资水平，使居民以消费替代闲暇，从而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增加。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和VAR模型指出政府支出会挤入居民消费的文献还有Fatás and Mihov（2001）、Blanchard and Perotti（2002）、Perotti（2004）、Gali et al.（2005）、Biauand Girard（2005）、Hepke Falk et al.（2006），以及Giordano et al.（2007）。虽然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挤入效应违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关于政府支出增加会使居民消费减少的理论，但Gali et al.（2005）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研究宏观经济中财政冲击的一个合理框架。

Linnemann and Schabert（2004）利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家庭的效用函数后指出，政府支出增加可以导致居民消费增加，如果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那么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并且会抵消对居民消费的负财富效应。Nieh and Ho（2006）在研究扩张性的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之后，指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对价格存在着一种线性的协整关系，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是互补品，即前者没有挤出后者。Schclarek（2007）对19个工业化国家和21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冲击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凯恩斯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萧条时期不会恢复。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凯恩斯效应更大。Tagkalakis（2008）对OECD 19个国家1970～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具有非对称效应，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会因经济发展的繁荣或萧条而存在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萧条时的财政政策比经济繁荣时的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对于消费者信用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Ganelli and Tervala（2009）基于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的互补性关系得出，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反应是积极的。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和挤出效应是不显著的，即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Perotti（1999）表示，在经济繁荣时，政府支出和税收冲击具有凯恩斯效应，会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在经济萧条时，政府支出和税收冲击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其他相关文献还有Burnside et al.（2004）、Mountford and Uhlig（2009）以及Afonso and Sousa（2011a）。很多学者将上述不同的结论归因于选取了不同的年份样本区间、不同的计量方法和不同的政府定位等。

2．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研究

（1）财政政策的周期性研究

关于反周期性，最经典的理论是凯恩斯（1936）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疲软时，市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这时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政府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会对产出和消费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发达国家对财政政策的立场普遍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倾向于逆周期运转，在经济繁荣时倾向于顺周期运转。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的很多文献都对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阐述。

对于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很多学者认为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财政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会在经济繁荣时增加，在经济萧条时下降。但是欧盟组织（2004）通过对欧元区的研究，提出了在经济繁荣发展时期，欧盟财政框架对于消除顺周期偏见并没有发挥作用。最早提出财政政策顺周期的学者是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Gavin and Perotti（1997），后来的学者如Talvi and Vegh（2005）、Catâo and Sutton（2002）、Manasse（2005）、Kaminski and Reinhart以及Alesina et al.（2008）通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Vegh（2004）指出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不仅存在于拉丁美洲，而且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会遵循看似次优且可能会增加经济不稳定性的顺周期财政政策，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国家政体所依赖的信贷效应。在经济萧条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借贷，或者只能通过高利率的方式取得贷款，因此他们不能运用赤字工具而只能削减开支；在经济繁荣时，他们会更容易利用借贷去发展经济，并增加财政支出。Ilzetzki et al.（2008）构建了一个包含49个国家1960～2006年数据的集，利用工具变量、联立方程和时间序列，通过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得出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是顺周期的这一结论，同时也表明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Alesina et al.（2008）进一步用政府结构管理解释了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顺周期性这一政策失灵现象。他们认为，理性的选民可能会不信任腐败的政府，在腐败的民主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更加明显。Tornell and Lane（1999）、Talvi and Vegh（2005）、Woo（2005）、Alesina et al.（2008）等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除了金融约束外，政府出台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顺周期财政政策的原因在于该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Antonio Fatas（2008）通过建立模型并分析1960～2000年91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后指出，财政政策被明显的规则和隐含的限制所约束，影响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前者如预算赤字，后者如政府决策的性质和选民否决权的存在。

（2）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

财政政策及其效应的研究在政策实施初期就会被人们所关注。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Fatás and Mihov（2001）指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是扩张性的，但是会导致私人投资的增加，而这超额弥补了私人消费的下降。Blanchard and Perotti（2002）表示扩张性的财政冲击会增加产出，对私人消费有积极影响，对私人投资有消极影响。Perotti（2004）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财政政策效果，发现了其对私人消费具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对私人投资基本没有影响。De Castro and Hernández de Cos（2006）以西班牙为研究样本，指出政府支出和短期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中长期内，扩张性的政府支出只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低的产出。Hepke Falk et al.（2006）以德国为样本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支出的积极冲击会增加产出并对私人消费具有正面影响，但影响力度较小。Giordano et al.（2007）以意大利为研究样本，认为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和私人消费具有积极和持久的影响。Tagkalakis（2007）对OECD 19个国家1970～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后认为，财政政策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经济萧条时比经济繁荣时更加有效，这种效应在消费者信用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时，当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时候，会消费自己从未预期到的减税和政府支出增加中所得到的多余收入。

质疑财政政策效果的经典理论主要包括卢卡斯批评和李嘉图等价。卢卡斯（1976）认为政策的稳定效果可能会被理性人在观察到政府的政策进程后的预期和行为削弱。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投资可能会下降，居民会预期政府将会出台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消费不会随着所得税的减少而做出同方向的变化，因为这种税收减免被视为暂时的，所以税收减免的财富效应就会很小。李嘉图等价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深层次的怀疑。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后，Shafik Hebous（2010）指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并产生多种效果，但是这些效果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及其经济体的汇率体系。第一，在封闭经济中，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产出，因为货币需求取决于产出，从而提高利率，再反过来会挤出私人投资，而挤出效应的程度取决于私人投资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最终政府支出增加引起产出、总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以减税为主要方式的财政扩张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效果是相同的。但是税收乘数比政府支出乘数小，这是由于在减税时，个人增长的部分会以可支配收入的形式储蓄下来，而不会被花费掉。第二，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由于汇率是灵活可变的，财政扩张会对利率产生压力。如果资本是完全可流动的，并且利率固定，那么当资本流入市场时，会增加对国内货币的需求，结果导致名义汇率上升。由于价格是具有黏性的，所以真实汇率会上升，从而净出口下降，贸易平衡的负面效应会弥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所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小型开放经济中是无效的，小型开放经济并不影响其他国家。对于具有固定汇率的大型开放经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介于封闭经济和小型开放经济中间。财政扩张会对汇率和利率产生上行压力，货币供给被迫增加以保持固定汇率，最终使得产出增加，所以财政政策对于刺激产出是有效的。第三，在一个混合经济体中，国内财政政策可以影响国外的经济，特别是对处于货币联盟的国家，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国内产出的增加会额外增加该国对贸易合作国家的进口，从而促进贸易合作国收入的增加。在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财政刺激会被实际汇率的上升和贸易平衡的恶化所抵消。

Kneller et al.（1998）对OECD 2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第一，扭曲性税收限制经济的增长速度，非扭曲性税收并不限制；第二，政府生产性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个结果和Barro（1990）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另外，Roberto Perotti（2004）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通过研究财政政策对OECD 5个国家在GDP、通货膨胀和利率方面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为：①财政政策对GDP的影响较小，这表现为政府支出乘数只有在1980年之前的美国才被估计出是大于1的；②没有证据表明税收减免比支出增加更为有效；③政府支出冲击和税收减免对GDP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减轻，特别是对于私人投资，在1980年后的一段时期，这些影响大多是消极的；④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证据表明政府支出对于长期利率有积极影响；⑤根据价格弹性的可似真值，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产生较小的影响；⑥财政冲击方差的下降和它们这种传输机制的变化都对1980年之后的GDP方差的下降产生影响。

3．财政政策走向研究

关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整，传统的凯恩斯学派一直主张政府应该通过政策的积极运作去平滑经济波动，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处于较弱的阶段，政府应减少税收，增加公共投资，从而为经济复苏做好充分的准备。简单地说，政府应该扮演逆周期的角色。凯恩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战之后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备受争议。根据Sargent and Wallace（1975）、Lucas and Sargent（1978）和Chari and Kehoe（1999）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最终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并鉴于以下原因，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稳定工具来运用的积极性普遍下降。这些原因是：①经济萧条可以自我修复；②财政措施的实施有较长的和不确定的时滞；③制度约束可能会阻止财政政策的及时应用；④财政政策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国政府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财政政策在学术界再次得到了激烈的争论。Spilimbergo et al.（2008）通过研究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认为政府政策目标应旨在修复财政金融体系和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并增强其消费信心。最优的财政政策应具备及时、广泛、持久、多元化、相机抉择、集中和可持续几个特点。通过对现存财政政策的观察发现，金融危机下政府支出的增长、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倾向于产生较高的乘数效应，而不管是针对消费者还是针对企业的一般税收减免或补贴，可能会产生较低的乘数效应。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方面，通过梳理研究文献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已经被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只是对影响的方向和影响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的争议。除此之外，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等，而财政支出还可以通过作用于这些因素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由此可知，通过分析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学者们不仅要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而且要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的间接影响。

第二，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经济运行情况，其经济目标也大多和国家的政治目标相关，所以财政支出政策在作用方向、作用力度和作用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加上众多学者在研究时选取的数据范围和样本区间也有很大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大相径庭的。

第三，在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研究上，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在价格刚性、乘数效应和菲利普斯曲线等假设的基础上，将财政政策看作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指出财政支出的增减和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派在李嘉图等价、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以及理性预期假设等理论基础之上，反对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同时，理论界也存在着其他介于干预和放任之间的观点。

中国国内已有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改进空间。①应重视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似完美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切实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内部的隐患有没有具体得到解决？另外，由于许多学者做研究所用到的数据都是别人给定的，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所以做出来的研究并不一定能促进居民消费。②应避免政策实施后的后续问题。比如，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政策有没有对扩大内需后所引起的通货膨胀采取预防措施？在进行农村建设的时候，所拨出的投资有没有切实地用于农业生产？在调节收入分配时，看似合理的财政政策在实施后有没有切实地缩小行业、城乡、地区收入差距？③应深化体制改革。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避免过度消费带来的经济过热，而且要避免过度投资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

在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的总目标一般是：保障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公平分配和资源最优配置等。国内外对于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研究重点不同，不一致的原因包括：①财政政策的目标不同。由于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所以政策重点大都是促进就业、应对债务危机、保持整体经济稳定，而中国目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在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同时，着力于缩小城乡、行业、地区收入差距，稳定总体物价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保持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②财政政策调节的范围不同。国外主要是依靠市场，而中国由于目前仍处于转轨时期，所以经济调节功能大部分还是靠政府来执行。这也纵容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使得国企的隐形特权较多，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竞争。③样本和样本区间不同。中国对内需不足的重视是从1997年开始的，可以借鉴的只是1997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经验，而国外政策可以研究的典型案例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储蓄和信贷危机、韩国和日本1997年对金融危机的应对等。在后危机时期，中国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借鉴国外关于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方面的经验，合理地制定好本国的财政政策。

总之，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调节经济的效率，对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内需不振等问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为此，今后应保证在吸取本国和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切实促进居民消费，使其稳步拉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