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财政政策工具的比较

（一）财政政策工具种类

财政政策是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在调控经济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凯恩斯（1936）提出财政政策应利用财政支出和税收多种手段来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Zagler and Durnecker（2003）表示财政政策是一个短期问题，财政政策通过改变财政支出或税收，进而改变总需求以使经济接近于产出水平。陈共（1998）认为，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等调控工具，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郭庆旺（2010）指出，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公平和效率等诸多目标，政府可以利用以公共支出和税收为主要工具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等目标。由以上观点可知，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还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等目标。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支出、税收、国债和预算等，政府在调节经济时，需灵活使用各类政策工具。其中，财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是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税收的本质是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将居民和企业的购买力或对资源的控制权转移给政府，供政府直接使用或者转移给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是居民购买和消费公共产品所支付的价格。国债是中央政府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向社会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其发行目的包括平衡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筹措军费、借新债还旧债等。国债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政府预算是指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主要通过预先制订的计划和执行过程中的收支微调来实现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功能。预算政策调节经济的形态主要包括赤字预算、平衡预算和盈余预算三种。

（二）财政支出和其他政策工具的比较

1．乘数效应比较

在经济活动中，由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产出水平总量变化的程度称为乘数效应。财政支出和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都会发挥乘数效应。根据乘数效应，财政支出、税收、国债等政策工具都具有使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力，只是各种政策工具发挥的乘数效应有所差异。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分别通过不同的分析框架指出，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带动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从而使可支配收入增加，因此可以通过消费函数拉动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乘数不同，税收乘数是负值，表明增税或减税对国民收入的减少或增加效果。一般来说，税收乘数小于财政支出乘数。国债对经济也具有乘数效应，其变化同样会使国民收入随之变化。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如果同时采用减少税收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调节经济，就会产生较大的赤字；在经济萧条过后，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弥补赤字就会引起国民收入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债是政府的选择性政策工具，其乘数效应也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预算乘数一般受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影响，但由于财政支出和税收经常是同时变化的，所以预算的乘数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政府可以同时运用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两种手段来提高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也可增加税收用以弥补财政支出的需要。

由各种政策工具乘数效应的比较可知，财政支出是政府最有力的也是较为直接的调控工具，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政府增加一倍的财政支出会对经济总量产生数倍的扩张效果，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达到扩大社会总需求和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但财政政策工具乘数对国民收入的作用，只有通过市场的规范化运作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所以这又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有效性比较

财政政策工具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财政支出的来源一般是税收和国债，而三者又是预算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界有许多经典的文献阐述了四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罗所阐述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该定理认为，如果公众预期是理性的，则国债是延迟的税收，所以二者在筹集财政支出资金时所获得的效果是等价的，政府支出和总需求无关。李嘉图等价定理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托宾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违背了现实情况，国债不仅会通过影响私人储蓄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减少纳税影响居民的当期预算约束，使之增加消费；作为政策工具，国债对经济发展是有力的。由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是基于现实市场经济及各个主体所提出的，其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因此，曼昆等学者分别从代际财富再分配、消费者短视，以及借贷约束等方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提出了质疑。

与其他政策工具比较，财政支出一般具有刚性特征，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从长期看显示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任何一项公共支出都关系到公众的整体利益，都将对人们的公共需要产生影响。由于财政支出对社会总需求具有直接影响，政府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平衡和总量平衡。另外，转移性支出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有密切的关系，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缩小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因而，财政支出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将产生较强的社会效应（刘志强，2006）。税收政策是各国采取的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税收政策中的税率体系常常被看作财政政策的一种自动稳定机制。税收和财政支出对变量作用的方向相反，提高税率和减少财政支出属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降低税率和增加财政支出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广泛，调控效果较为显著，税收细则也凸显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但影响税率的因素较为复杂，税率的可控性和可观测性较弱，并且税收具有较长的作用时滞，这决定了政府操纵税收政策的有限性。国债是较为容易操作的财政政策工具，具有较强的弹性、有偿性，可以避免政府调节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直接的利益冲突。但国债的偿还大都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或借新债还旧债等方式进行，而且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工具，也是货币政策工具，所以国债调控经济具有明显的双重性。预算是财政政策稳定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支计划的预测。由于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所以预算的编制一般具有较强的政策针对性。政府可以通过对预算规模和预算结构的限定来控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如政府可以利用赤字预算政策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繁荣。

综上可知，财政支出具有影响范围广、政策导向性强以及宏观调控效果明显等诸多优点，因此也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频繁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

（三）财政支出增长理论

财政支出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理论方面，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研究了西方国家公共支出的历史之后，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理论，指出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导致了支出增长。其中，政治因素是指国家活动范围扩大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利用更多的财政支出保证政府职能。经济因素是指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需要利用更多公共支出弥补市场缺陷，消除经济运行的偏差。另外，提供市场无法满足的公共产品从而满足民众的需要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表现之一。阿道夫·瓦格纳认为政府应直接掌握获得财政收入的途径，并认为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瓦格纳学说的支持者继承并发展了公共支出增长理论，指出了公共支出过快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府消费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加强而增加、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对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人均支出水平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等方面。

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也存在着很多其他观点。皮考克和威斯曼提出了“阶梯增长说”，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正常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政府税收会相应增长，支出规模也不断扩大；但在经济发展的非正常时期，如战争年代或者经济危机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但对财政支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或举借债务，从而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私人部门支出减少。这种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替代”，使得公共支出从一个新的高度上开始逐渐增长。在非正常时期过后，公共支出水平即使有所回落，也难以回到其原有的水平上，这就形成了公共支出的“梯状”发展趋势。凯恩斯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增加的财富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总供求难以实现均衡，为此需要国家干预。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改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说”，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会大力增加投资，用于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和维护社会秩序等，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弥补市场缺陷，政府仍然会继续增加投资。经济规模的增加会对社会建设产生新的要求，包括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所以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进一步增加；在经济达到发达阶段之后，公共投资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财政支出的总额不会减少，只是财政支出投向更多用于改善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由此可见，理论界关于财政支出增长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