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0年代初期，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那时，我形成了自己对于哲学探讨的苏格拉底式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一直认为，最为深沉的哲学困惑恰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并应该帮助我们阐明这些经验。回望骇人听闻的20世纪，任何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说到恶。许多人都相信，20世纪所见证的恶，超过了过去的历史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极端事件（种族灭绝、大屠杀、酷刑、恐怖主义袭击、无故施行的痛苦刑罚）作为恶来谈论。我们有一种直觉：根本恶（radical evil）有别于更为常见的不道德举止。但当我们停下来思考与追问我们所说的恶是什么意思，我们称一个人、一个行为或一个事件是恶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又是在说什么，我们的回答常常是软弱无力、缠夹不清的。谴责某件事是恶的，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说明我们所说的恶是什么意思，要求我们具有提供概念性论述的能力；这两者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转向20世纪所实践的道德哲学，我们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于道德哲学家来说，讨论对与错、好与坏、公正与不公正要远比谈论恶更为轻松。“恶”似乎已经从大多数道德哲学家的词汇表中删除了，尽管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话语中，“恶”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我们乐于将现象归类于恶，并加以声讨；另一方面，我们显然缺乏一套智性的话语来澄清恶的意义、种类及变迁；困惑于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便开始做本书中的研究——这一系列的探询活动。最初的推动因素是对汉娜·阿伦特的思考，她是20世纪非常少见的一位思想家，一直在设法确定20世纪诸恶的特征。对阿伦特所做贡献的反思，引导我去追问：关于恶，我们可以从现代哲学传统中学到什么？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我踏上了一段智性的旅程，本书就是这一旅程的结果。我以康德对根本恶的理解作为本书的开头，在研究中选择了几位特殊的、我一直关注的思想家，在“导论”中我解释了我这样做的缘由。本书文稿完成于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几周。但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日子所出现的事件，证实了本书的几个主要见解。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命名为恶，几乎没有人会有所犹豫——事实上，这是我们时代恶的缩影。然而，尽管那一天的事件引发了复杂的情感与反应，但是，称之为恶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关于“恶”，有一种太过常见的通俗措辞，在如此危急的时刻，这种措辞已变成一种时尚，然而，实际上，它混淆并阻断了关于恶之含义的严肃思考。它用“恶”剥夺了思考的声音，它用“恶”将我们不愿理解的东西化成了妖魔。

本书完成于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的美妙一年（2000年至2001年）。这家高等研究院是一个学术乌托邦。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思考与研究。不仅每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悉心的照顾，而且全体员工都极具热情友好、宽宏大量的精神，由此使得这里成了如此不同寻常的工作场所。高等研究院让我受益良多，尤其是那些来自各个学科、致力于各样问题的同仁在学术上的相互激励、相互协作。在这一年中，我与许多人建立了新的友谊，但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作伙伴迪特·亨利希，感谢他在哲学上所提供的那些有益的建议和谈话。柏林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城市，在再次成为大都会的过程中，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历史自觉的城市。过去，尤其是动乱不安的20世纪，即便是在其沉默与缺席时也总是得到生动的呈现。柏林原就是一个探索20世纪根本恶的适当场所。

关于书中男性代词的使用，我想做一个简要说明。起初，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语言策略，以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但是，本书所考察的所有大思想家，他们在谈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时候，都使用了男性的表达方式。出于文体上的考虑——尽管也有几处例外——我遵从了他们的这一做法。“根本恶：自相矛盾的康德”一章，其早期版本发表于玛丽亚·皮娅·拉腊主编的《重思恶》（Rethinking Evil,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列维纳斯：恶与神义论的诱惑”一章，其早期版本发表于罗伯特·贝尔纳斯科尼和西蒙·克里奇利主编的《剑桥指南：列维纳斯》（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manuel Lev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劳琳·帕克，她认真、辛勤地校阅了交付出版的原稿。我也要感谢让·范·阿尔特纳，他以敏锐的感受性与良好的判断力对原稿进行了编辑。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一直受惠于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研究生院的同事与学生给我的激励。我们有一个活跃、紧张、共同参与的哲学共同体。对我的同事阿格尼斯·赫勒来说，哲学是一种生命的激情，同她之间的讨论、争辩、密切合作，是我在新学院教书时所体验的快乐和智性刺激的主要源泉。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