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测量和政策
- 崔岩
- 15字
- 2020-08-29 05:08:51
第二章 现有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社会质量概念的起源和基本界定
随着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社会建设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成为决策者和学者的关注重点。然而,不同于经济发展可以通过GDP等指标进行简单测量,社会发展如何界定、如何测量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以往的一些指标,例如社会进步指数(ISP)和人类发展指数(HD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一些层面,但是,却没能有效地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区分。
“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核心的基础是社会结构下个体的能动性空间。换言之,社会质量理论充分体现了社会学意义中“社会”的内涵,完整表现了“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与“国家”、“市场”的不同边界。社会质量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作为由社会人组成的集合,与政府之间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相反,社会质量理论中的“社会”是在国家权力保障和制约下,以公民自治为原则,公民合意为其合法性基础,以集体行动和公众舆论为形式来制衡国家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理性沟通。因而,在倡导建立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质量理论中的公共领域(结构)与个体(能动)互动是社会建设所植根的深层社会基础,为社会发展的测量提供了基础。因此,通过对社会质量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本土条件进行重新建构,可以有力地提供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框架和指标。
一 欧洲“社会质量”的提出和理论发展
“社会质量”作为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其在欧洲国家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我国。其理论分析架构和测量指标体系也对我国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我国当前对“社会质量”的讨论,其主要起源是欧洲的社会质量研究。1997年,欧洲学者在阿姆斯特丹欧盟会议上,提出了“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这一概念,并通过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希望欧洲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来使欧洲成为具有较高社会质量的社会。”(Amsterdam Declaration on Social Quality, 1997)正如《宣言》所指出的,社会质量作为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其根本动机是:“考虑到所有市民的基本尊严,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目睹日益增长的乞讨者、流浪汉,我们也不希望面对数量巨大的失业群体、日益增长的贫困人群,以及只能获得有限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人群。这些以及其他指标都表明欧洲社会为所有市民提供的社会质量不足。”(Amsterdam Declaration on Social Quality, 1997)
就社会质量研究的机构来说,1997年6月欧盟成立了“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EFSQ)以推动社会质量的研究。1997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出版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欧洲社会质量》(Beck et al. , 1997a),对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领域、政策取向等进行了探索。并且,自1999年起开始出版的《欧洲社会质量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质量的学术论文。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在2001年形成了“社会质量”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并出版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第二本著作《社会质量:欧洲愿景》(Beck et al. , 2001),着重阐述了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和政策相关的问题。2001~2005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上,形成了由95个指标构成的完整的指标体系并进行经验研究。2006年以后,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则致力于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上拓展社会质量研究和以此为核心的政策取向的推广(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2012)。
如有学者指出,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黄新锋,2013;赵怀娟,2011;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2012)。首先,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地位在欧洲有所上升,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间的不均衡关系日益强化。新自由主义理念将社会政策置于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地位。“在欧洲语境下,社会政策通常被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地方当局等同于社会管理,通过收入转移以维持社会经济保障,最初是雇员的社会经济保障,后来扩大到全体公民的社会经济保障。”(沃克、张海东,2010)在这种经济价值观主导下,“经济系统中运行的问题被方便地定义为‘社会问题’并被化为‘外在性’问题”(沃克、张海东,2010)。而社会质量的提出是对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现象的纠正,是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是对忽视社会整体福祉增长的批评。“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批判以“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措施,倡导选择“可持续的福利社会”的改革思路。其次,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表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共体的成员国迫切需要在设立社会标准方面做出努力,以关注民众的社会福利、社会参与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高社会质量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其所代表的是欧洲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的范式转变,其核心是摒弃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目标,重新强调“社会”取向,注重社会发展的整体品质,为建构“社会欧洲”提供理论基础(黄新锋,2013)。
综上所述,就“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产生而言,正如黄新锋在对沃克的理论评述中所谈到的,“社会质量理论形成的推动力可以概括为本体论的、方法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伦理的四个方面……推动社会质量诞生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在于,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从社会科学中的消失……社会质量的提出正是对个体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重申;其次,社会质量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是为了建立一套宽泛的、具有整体性的框架来解释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的大规模转型,以弥补现存框架的不足;再次,社会质量是为了改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功能失调的不均衡关系;最后,社会质量是为了改变社会性和社会政策遭到新自由主义的排斥以及欧洲的最贫困者和最弱势者受到威胁的局面……由此可见,社会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欧洲概念,它形成于欧洲社会的语境当中”(黄新锋,2013: 48)。
二 社会质量概念的界定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对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测量,以个体在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的保障水平、融入程度、发展机遇和能动能力等方面为视角,对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从而考量社会发展的质量(Beck et al. , 1997b)。就Beck等的定义而言,社会质量被界定为“个体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来自社会等各种限定性条件下为提高个体生活和潜能所具有的能动空间”(Beck et al. , 1997b, Beck, et al. , 2001)。从Beck等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这一理论也对欧洲社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92年,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洲各国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希望通过制定一些政策从而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在1997年,欧盟委员会指出,不能仅仅依靠经济促进政策来解决各国出现的问题,以经济政策为中心不能解决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只有重新审视社会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欧盟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Flynn, 1997)。同时,随着欧盟国家的整合,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经济优先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应当同步,而不应当一味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Fairweather et al. , 2001)。正如Beck等所述(Beck et al. , 1997b),社会质量理论就是力图建立重新平衡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发布了《社会质量阿姆斯特旦宣言》,《宣言》指出,欧盟各国必须要致力于提高各国的就业水平,减少贫困,提升公众所能享有的医疗和社会资源。在这一《宣言》指导下,提升社会质量成了欧盟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同时,《宣言》中明确指出了社会质量的四个指标性构成方面,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迅速阶层化的倾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同时受到市场和非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以前单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研究,对“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内涵,如何测量社会质量,以及如何提高社会发展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2012)。社会质量问题的提出,标志着社会发展学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理论层面而言,社会质量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从经验层面而言,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也从对单一的经济社会增长的量的经验性总结提升到对社会作为有机体,在增长过程中的质的变化的讨论,从而掀开了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崭新的一页。
综上所述,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其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提供如何全面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自从库兹涅茨1934年提出GDP理论以来,GDP便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测量标准,但是由于其不能反映非经济性活动,因此GDP指标本身不能全面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指数为联合国采纳并作为国际比较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一指标仍相对简单,不足以覆盖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鉴于这一理论和实践上的空白,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众多欧洲国家按照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各自国家的社会质量,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目前,这一理论范式已受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与逐步采纳。社会质量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几个方面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测量,以下将进行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