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指出：“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通过逐步废除现存占有方式和改变现有生产关系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向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不仅保证了苏联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还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概念界定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马克思曾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看作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不断革命”，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宣称：“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在许多场合也持类似观点。十月革命后，1919年5月27日，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中谈道，“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19年10月30日，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还强调：“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即使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有时还把过渡时期理解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比如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但是，本书中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是指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还未建成。如列宁所言：“我们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后直到一国社会主义建成为止，都可以视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断定过渡时期是客观存在的，他批评说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说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史前史，列宁也曾强调：“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即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历史时期。列宁曾把这两个过渡时期作了明确的区分，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也明确地认识到有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1930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通常叫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在一九一八年叫做过渡时期，那时列宁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第一次阐述了这个时期及其经济生活中的五种成分。它在目前，在一九三〇年也叫做过渡时期，这时这些经济成分中有几种已经衰老，快要灭亡了，而其中有一种，即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新成分，却在空前迅速地增长和发展起来。能不能说这两个过渡时期完全相同，它们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呢？显然不能。……很明显，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很明显，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成分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杠杆。”毛泽东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得更为明确：“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另外，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既包括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过渡，也包括使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过渡，即“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本书所谈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只局限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包括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对于苏联而言就是自1917年11月至1936年12月。

二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新经济政策的关系

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虽然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也曾实行了一些类似于后来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政策，但这些过渡政策还处在萌芽时就被国内战争打断了，因而不能被称为独立的和系统的过渡政策。而战时共产主义由于使“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又不能被称为正确的和有效的过渡政策。在经过了现实的教育后，列宁承认了要从之前所设想的直接过渡政策退却，“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因此，列宁提出要用改良主义的方式和审慎迂回的办法，即“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只有采取这样以退为进的策略手段，才能够在力量准备充分的时候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

在1922年3月底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地把新经济政策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途径，“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之所以要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所以，“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和新转折）”。

总之，本书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苏联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一系列正确的和有效的政策总和。

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仅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有多种说法，比如，“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又如，“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再如，“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另如，“新经济政策的计划或思想或实质是什么？（α）国家掌握土地；（β）也掌握生产资料方面的一切命脉（运输等等）;（γ）小生产领域中的贸易自由；（δ）在吸收私人资本（租让和合营公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在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因此，本书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所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方针。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工农经济的结合为基础。列宁反复强调：“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为了使全党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列宁还多次指出：“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斯大林说：“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通向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 新经济政策的持续时间

新经济政策普遍被认为始于1921年3月，以列宁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作为开端。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时间，有不同看法。这主要是因为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新经济政策历史断限的判断标准不同，本书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完成就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苏联在1936～1937年前后宣布在一国范围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可视为新经济政策的最终结束。但在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所以也可以把1932～1933年前后视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本书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也依此说法。也就是说，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17～1936）和新经济政策的持续时间（1921～1933）存在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建成社会主义是一条很长的路，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只是这条路中的一小段，尽管是很重要的一段”。也正是这样，本书才把名字定为《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

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大多数研究文献都集中在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观念上，很少集中到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因而这种研究或多或少地具有列宁所批评过的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本书力求深入苏联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发展、消亡的阶级动因和社会根源。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把新经济政策放在经济基础上来研究。

列宁曾用了“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总结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时所用的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正如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纷纭杂沓、五彩斑斓，社会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科学研究必须从社会现象深入社会本质，因此，这就需要在众多社会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上，就是要基于由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交换关系的变迁来理解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逻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几条抽象的法令，更需要处在具体社会条件下和生产过程中的现实活动着的人们去执行。换言之，历史不是脱离了具体活动着的人们的“客观精神”。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考察就不应该只是通过对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后，简单地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几条可以适用于一切历史条件的抽象原则，而是应该把它放在生产关系的具体条件下，特别是放在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关系上。不仅如此，这种考察还应注意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先前存在的关系和矛盾推动随后产生的关系和矛盾的发展。要正确地说明这些旧有关系的消灭与新的关系的建立，就需要采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新经济政策而言，就要从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入手。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谁战胜谁”的历史课题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农民私人经济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因而，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以及决定这些关系的所有制关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研究对象的确定，就要求把新经济政策看作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

第二，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过程的集合体来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要求通过对过程本身的历史进行研究来发现决定和推动这个过程发展变化的内在矛盾，并揭示这一矛盾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即“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时，正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一个“过程的集合体”，通过研究它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通过对基本矛盾的揭示而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它的任务才“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也应该如此，运用这种方法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停留在归纳出新经济政策的几大措施或原则上，停留在把它看作这些“事物的集合体”上，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过程的集合体”，即首先要把它立在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对它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来总结出一条社会主义过渡经验，并且还要尽可能把它上升到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上，通过对这种基本矛盾的考察来指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一旦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一方面必须深入推动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只有当这个内在于新经济政策的特殊矛盾存在的时候，新经济政策才有存在的理由，假如斗争着的矛盾双方由于各种原因使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便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宣告结束了；另一方面，既然新经济政策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就必须把新经济政策当作中介来看，当作一个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来看。

以前，在对“事物的集合体”的研究上只需要找到并指出前一个事物与后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即可，并且还可以把后一个事物当作理想状态从而要求前一个事物在不同于后一个事物的地方做出适当的改变。这种把“事物的集合体”当作研究对象在历史观上的反映就是历史目的论。它一方面把现实社会看作具有诸多特征的“现有”集合体，另一方面又把理想观念看作具有另外特征的“应有”集合体，从而要求现实社会去适应理想观念，历史也就成为一部现实社会逐渐实现理想观念的历史，或者说是理想观念逐渐改变现实社会的历史，即“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而一旦把研究对象从“事物的集合体”转移到了“过程的集合体”上，把变化的历史而非既定的事物当作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发掘出决定和推动这一历史变化背后的内在矛盾，正是历史中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规律可循，而这也就要求必须把新经济政策放在历史必然性中去加以研究。

第三，把新经济政策放在历史必然性中去研究。

自从唯物史观被发现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再把重点放在设想或推论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放在决定未来的现在的矛盾主要有哪些，“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从社会现象上看，历史好像完全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但实际上，历史是以辩证的方式实现其必然性，历史中的必然性表现为一种相对的必然性。在历史中，也像“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历史的相对必然性中展开的。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具有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实体”——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具有了实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就不能不考虑它是在旧有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且还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要成分的落后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这种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要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在经验上成为一种必然，那就需要一系列中介。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一个中介，它一方面是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制定的过渡政策，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当时“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和根据等等”。新经济政策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失误和挫折。但“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

总之，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重点是，考察现有的前提是如何产生这个政策的条件。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抛弃对历史进行抽象归纳的方法，采用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抛开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来抽象地研究新经济政策。

第四，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就要求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既要注意反映当时历史面貌的客观数据和历史事件，又要充分估计列宁和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对这些客观历史进程的分析和判断所形成的文本著作与决议汇编的价值；既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来总结历史实践经验，同时又要考虑当事人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这段历史不同以往的地方就在于，当事人不仅自己在创造历史，而且还是自觉地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创造。因此，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就不能像马克思分析法国历史那样，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相反，这里要证明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怎样依据苏联社会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局势和条件，怎样把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并把无产阶级推到时代的最前沿和历史的最高峰。或者说，这里要证明的是无产阶级领袖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怎样使无产阶级胜利地完成了自己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第五，除了从方法论的高度上来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那段历史外，还要从学术规范的层面具体地运用一些方法来对文献进行解读和整理。

本书主要采用原始文献整理法。除已被翻译过来的苏联人的著作外，主要有久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E. H. Carr，他的多卷本历史著作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详细展现了从1917年到1929年的苏俄历史，其中很多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关于那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著作中。另外，还有声名远播的英国经济学家Maurice Dobb，他的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本书受其影响很大。另外，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Charles Bettelheim的三卷本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对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两位学者，即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和科恩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英国学者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波兰学者多伊彻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日本学者上岛武的《新经济政策后期的情况与“右倾反对派”》等著作，对厘清那个时期的联共（布）党内斗争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虽然，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但由于立场派别不同，一些文献材料是相互矛盾的，这就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甄别，至少要有两份不同的文献出处才可引用，另外还要分析提供这些文献材料的主体意图，分析这些文献材料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或所反映的态度等。除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外，还要从理论上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找出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研究时隔近一个世纪的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今天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从“搜集材料”转变到“整理材料”上，用科学的方法对前人留给我们的文献材料加以整理综合，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前后连贯的历史画面。

创新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但要想科学地阐明这一历史规律，就必须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上，即“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入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理论的发展总是依赖于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点“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适用的，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苏联共产党用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从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来讲，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竞赛，但是从“谁战胜谁”这个角度来谈，“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形势迫使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实行一系列战略退却，而在新经济政策快要结束的时候，却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发起了全线进攻。因此，本书有意识地把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升到对社会主义过渡经验进行概括的理论高度上。除此之外，本书的创新点还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本书把新经济政策主要理解为执政党的政策。研究新经济政策，就不能不研究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执行及反馈的全过程，因而就不得不涉及政党与群众、阶级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自从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后，它就开始成为苏联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带领全体劳动人民所执行的长期政策。领导人思想和执政党政策的实践性是不一样的，领导人的思想一旦上升为执政党的政策，那么就会大大增加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当然，把研究对象聚焦在党的政策上，绝不意味着要把党的领袖和党分开，恰恰相反，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必须以党的领袖和党保持内在一致为前提。具体而言，是要极力避免“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与此同时，还应注意这一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以及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党内争论。

其次，在研究结论上，本书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在工农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而实行的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策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能不能带领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解决这个任务的关键就在于新经济政策能不能实现工农经济的结合，实现列宁所预言的：“只要把力量联合起来，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就能巩固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能建立作为苏维埃政权支柱的两个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只有这一经济联盟才能保证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换言之，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还不仅仅局限于党的政策本身，同时还应对新经济政策产生和实施的经济基础进行考察。如果要探究苏联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那么就应该深入由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阶级变动中去寻找，即应该从当时苏联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由这种对比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动中去寻找。因而，本书把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围绕新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党内斗争主要归结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通过对1923年销售危机和1928年收购危机的具体分析来理解党内两次斗争的争论焦点和发展脉络。通过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变迁的具体考察来理解当时激烈的党内分歧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以及这一党内斗争又如何决定新经济政策下一步的走向和实施。

最后，研究新经济政策可以厘清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经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总是把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是当代的新经济政策。但是，新经济政策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其目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它的历史任务是要把俄国现存的其他经济成分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但早已经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在历史起点上就是不同的，其次历史任务也是不同的。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使国民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来，因此就要制定、实施逐步消灭和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却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中国又好又快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由于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主体地位，改革开放政策就不必把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作主要任务，而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总之，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过渡政策，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实际上，苏联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相似之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

本书结构

马克思曾说：“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第一个问题与马克思一生的科学研究有关，第二个问题与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实践有关，而第三个问题则是马克思留给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有了现实可能性。在经过国内战争时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之后，1921年3月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正式吹响了向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战斗号角。但要消灭阶级，首先就需要消灭产生阶级的经济根源，而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就是私有制。因此，本书的主线就是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具有两种私有制经济，即资本主义大私有制和农民小私有制经济，因而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消灭资本主义大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是改造农民小私有制经济。关于第一个任务，瞿秋白很明确地说：“‘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期间所采取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进攻的步骤。”关于第二个任务，刘少奇则具体地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根据苏联当时的具体条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整个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于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人阶级能够运用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来使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以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实际上这两个任务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大私有制经济才能顺利改造农民小私有制经济，也只有改造农民小私有制经济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大私有制经济。

既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运用国家机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所实施的社会主义过渡政策，但由于在各个时期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和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不同，从而使新经济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第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无产阶级退却，实行战略防御的策略。这一阶段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国营工业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经济结合，利用私人资本在商品流通中的促进作用，因而允许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但同时也要利用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对私营商业进行排挤。第二，在国家工业化时期，党领导无产阶级开始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表现出战略僵持的局面。这个阶段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为壮大公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服务，无论在质量、数量还是速度上，只有在国有经济壮大的前提下才可能把消灭私有经济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不然就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行。第三，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党领导无产阶级开始积极进取、展开进攻，从而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大幕。这个阶段的新经济政策把彻底消灭私有制作为主要任务，只有在工农经济结合的基础上，在与中农建立牢固联盟的基础上，同时在无产阶级大工业的帮助下，农民经济等小私有制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而才能彻底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根源。

列宁曾讲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经济政策是在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后才向前推进的。第一场党内斗争主要是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俄共（布）中央的斗争，第二场主要是布哈林集团与联共（布）中央的斗争。每一次党内斗争对新经济政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虽然每一方都坚称自己拥护新经济政策，但每一方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都不同，因而就使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异常复杂，再加之其中还交织着权力斗争，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因而研究新经济政策，不能不把这两次比较重要的党内斗争的脉络梳理清楚。

依据以上内容，本书的章节和内容安排如下。本书开篇为绪论，首先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等做了概念的界定，然后指出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本书的结构。第一章主要阐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经济政策起始阶段的目标和具体措施，以及由这一目标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一时期的重点是运用新经济政策对商业加以改造。第二章主要围绕新经济政策的进退之争来梳理反对派与俄共（布）中央的争论实质。第三章主要阐述在国民经济改造时期，新经济政策调整阶段的目标、具体措施以及经济后果。这一时期的重点是运用新经济政策对工业加以改造。第四章前半部分的党内争论虽然是围绕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展开的，但实际上也跟新经济政策有关。否认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意味着实施新经济政策是无效的，是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其本质是以取消新经济政策为目的的。后半部分是以布哈林集团和联共（布）中央的争论为主线，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攻守之争来梳理党内斗争的发展过程。第五章主要阐述在国民经济转变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阶段的目标、具体措施以及经济后果。这一时期的重点是运用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加以改造。在对农业的改造过程中，同时又使工农业的经济结合从消费关系发展到生产关系，并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建立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本书得出了结论和启示。书末附相关争论，以使论述和视野更为周全和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