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发展传播研究的立场与责任

阅读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时，难以想象作者孤单一人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生活了将近4年。正是这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却成就了马氏详尽具体、没有偏见、卷帙浩繁的民族志研究，以及他作为长期田野工作（Field Work）创始者的学术地位。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在广西瑶山的田野调查中，身受重伤，妻子王同惠在寻求救援的途中失去生命。蛮荒异域或穷乡僻壤的田野调查，及其所引发的文化发现与文化震撼，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人类学家们放逐自我，忘却辛苦与寂寞。

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倘若没有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调查和全面了解，就可以推出洋洋万言的研究成果，那将是学术界的最大悲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劳伦斯·纽曼（W. Lawrence Neuman）所言，如果社会研究者不能在社会实践中应用社会研究，无法与日常的实践保持协调，他们就只能玩一种“象牙塔”游戏。不久，公众和社会就会对其失去信任、理解和支持。

关注欠发达地区和边缘群体的发展传播研究，更需要研究者以底层的立场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以悲悯的情怀观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及其命运。底层的立场，意味着研究者不是以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研究对象，而是将研究对象视为值得尊重的活生生的个体，从研究对象的切身诉求出发，呈现社会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即便是政策取向的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亦首先应基于对政策关涉对象的深入调查，和对相关事实的充分掌握；其次，提出的政策建议应从政策关涉对象的立场出发，以解决问题作为政策的价值取向。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盲区”所在，认识到所谓的“专家知识”仅仅是“专家的知识”，无法替代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乔哈里之窗（Johari Window）告诉我们，研究者所不知道的“地方知识”并不少于自己已经掌握的“专家知识”，“地方知识”与“专家知识”在研究者的认知领域各占1/4，还有1/4的“封闭区”（Closed Area）等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协作起来，共同去探索。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应时时自省、事事躬身，虚心向研究对象学习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并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以共同学习、平等协商的方式完成研究。

发展传播的研究范式与立场，源自“参与式发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资助下，“参与式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研究领域亦从最早的农业、林业逐渐扩展到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强调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参与，实现社区可持续、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有别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援助模式，“参与式发展”不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援助计划，而是动员被援助者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与研究者共同制定和实施发展项目的规划，并对实施效果进行监测与评价。正是有了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的参与，“参与式发展”才成为一种成果共享的发展；被援助者通过参与提升了自身能力，获得了“赋权”（Empowerment），从而使参与式发展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

作为发展传播学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参与式传播”近年来被研究者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发展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其实，西方国家的研究者早就发现，致力于改变欠发达地区落后面貌、实现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项目，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比如：联合国援助贫困地区的扶贫计划，在工作人员撤走后，这些地区再次陷入贫困；在泰国，尽管人们知道一些高危性行为的危害，但避孕套的推广一直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而非洲一些国家对女性的割礼、印度丧偶女性的殉葬习俗等，仍然不能完全禁止。为什么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之后，这样的陋俗仍旧难以移除？这是因为发展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赐予金钱、技术和物资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其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和语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媒介和传播的力量，通过媒介的有效传播，促进新知识、新信息的普及，提升公众素质。“参与式传播”不仅致力于通过信息的传递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还通过“参与”使弱势者获得自尊与自信，提升知识与素养，增强行动能力，并学会利用媒介发出声音，改变自身命运。

作为一项以社会边缘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媒介使用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负责人及成员除了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来了解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获知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及习惯之外，还将“参与式传播”运用到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行动研究之中。2012年7月、2013年7月，项目组分别在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梅河小学、河南省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开展了行动研究，项目成员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运用参与式传播的理念与方法，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媒介素养教育活动方案（包括内容、步骤等）经由两所小学的相关教师组织留守儿童提出想法和建议，以书面形式反馈给项目组，这是留守儿童参与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第一步。除了以课堂讲授、小组讨论的形式传播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外，项目组还借鉴了大型跨国研究项目CHICAM（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欧盟欧洲委员会资助，伦敦大学“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执行）的活动方案，设计了“镜头对着我”“我们的成长故事”“我会做广告”等活动，让留守儿童充分参与其中，通过参与唤起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并进一步地，使他们学会通过媒介发出声音，获得行动能力，进而成长为信息社会的合格公民。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对于本项目已经完成的工作，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将是我们持续探索的动力；同时，项目组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参与到农村留守儿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之中，共同探讨媒介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人的现代化”中的价值。

郑素侠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