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唐宋时期岭南疍民文化的产生
唐宋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南北经济、社会交往频繁，特别是岭南梅关的开凿，使中原经大运河、赣江、梅关、北江到广州的出海通道逐渐成为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行政管理上，唐代在岭南设立了45个州，并划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东道治广州，西道治邕州（今广西南宁，下同），而宋代改名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通过行政机构设置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和推进开发。农业方面，稻作耕种得到改进，到宋代，中原人带来的水稻种植技术加速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双季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开始有粮食储备和稻米输出；手工业制品种类多，主要有陶瓷、藤器、竹器、木器等；特别是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与波斯、大食、天竺等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贸易频繁。
随着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唐宋时期的疍民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社会分工，疍民文化由此产生。
3.2.1 唐宋时期岭南疍民的活动空间
唐代初期的行政机关设州、县两级，并在边远地区设立都督府，岭南的45州即属于广州、桂州（今桂林）、容州（今广西北流）、邕州、安南（今越南河内）等5个都督府，其中在广东境内设有25州、96县，但州县分布很不平衡，粤东只有潮州、循州（今惠州、河源等区域），而粤西及南路则有15州。行政设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密度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反映了疍民文化的空间分布和规模，说明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影响疍民分布的主要因素。唐代关于岭南疍民的记载散见于名人传记、史志、诗文等，其中以个人传记、诗词比较集中。唐宋诗人所写诗歌中，涉及疍民的地域遍布岭南各主要州府，虽然关于数量的记载极少，但部分诗词反映了疍民的社会生活。中唐时期，韩愈（768～824）在《送郑尚书赴南海》诗中有“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字句，描写广州“龙户”的生活，宋廖莹中校注时注释：“龙户，采珠户也，南海亦谓之蜑户。”这里“龙户”即蜑户，应该是疍民的别称。当然，唐代的“蜑”也并非专指疍民。如韩愈被贬岭南，在其《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云：“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蜒当作蜑，南方夷也，蜑音诞），守条死要，不相渔劫……”柳宗元（773～819）曾在广西柳州为官，在其杂记《岭南飨军堂记》中也有“胡夷蜑蛮”的记述。这里的“蜒” “蜑”指广西容州、柳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也有可能包括疍民在内。容州当时是都督府，在唐代张九龄疏凿大庾岭之前，从中原到岭南的主要通道是走湘江、漓江、浔江经过容州抵南流江往北海出海，并在梧州分叉顺西江而下往肇庆、广州，因此，应该有不少疍民在这条水上交通要道中活动。
海南岛以及靠近南海的雷州半岛，虽然远离中原，但在唐宋时期也是疍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文忠集》记述了岭南恶劣环境下民生的艰辛：“岭海去国万里，民生甚艰，蛮蜑之与居，瘴疠之是虞。”《太平寰宇记》也记雷州：“唐开元户四千七百，皇朝户主一百一，客五，蜑户二。”均说明上述地区存在疍民群体。
在粤东潮州、汕尾等地，唐代疍民的活动空间较上述区域范围小，但也有一定的规模。《海山存稿》之《今为昌黎书院》写道：“翠筱苍梧露气新，崇台还傍古宜春。去辞蜑户八千里，来拯佣儿七百人。”反映出疍民以运输和捕鱼为主业的生产状况。
由以上文献分析，最迟在唐代，岭南各地疍民已经成为官府统治对象中的固定族群，疍民“亲水”文化特征突出。
到宋代，随着岭南沿海人口大幅增加，疍民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岭南疍民第一个主要名称“蜑户”从此大量出现在各种史料中。唐玄宗开元年间广州辖13县，有人口64250户，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达143261户，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时达185713户，当地人口规模比唐初扩大了近2倍。疍民人口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疍民相关的描述资料在有宋一代大幅增加，如北宋诗人陈师道（1053～1102）在《后生丛谈》卷四中记载：“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蜑人。”说明舟居疍民在两广广泛分布。
南宋时期，在广西任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的蔡戡曾力图使包括疍民在内的各民族关系和睦，他在奏议广西等地民间暴乱时认为：“军士疲于征戍，州县困于供亿，缘边溪洞，濒海蛮蜑，万一扇动，岂不可忧。”西江中游浔江支流的容州由于地处中原经灵渠、桂江逆流往合浦（今北海）、交阯（今越南）的通道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朝廷加强了对该地的控制。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水路交通要道成为疍民活动的主要区域，南宋李光在《有怀念一兄三二弟》有“晩堕容江侧，蛮蜑且杂居”的诗句，是广西容县一带少数民族和疍民杂居的生动写照。
疍民还通过参与战争的方式寻求社会地位的改变，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南宋祥兴二年（1279），宋帝赵昺及下属张世杰、陆秀夫在新会崖山海面利用疍民组织水师与元朝军队抗衡，将千余艘战船列成阵势，与元将张宏范决战，结果宋军大败，随宋军作战的几千疍民也命葬崖门。光绪《广州府志》记述了南宋末代皇帝赵昺于祥兴二年二月被元兵围困在崖山，“有乌蜑船千艘救帝，舣于北”的事实，间接说明当时疍民数量之多。而宋军向海逃亡的队伍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人散入当时的沿海，成为疍民群体的一员。
在珠江流域的东江、西江等河流，疍民已在当地社会成为独立的经济群体，有关记述文献多体现在文学家的诗词中。如苏轼在宋绍圣元年（1094）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赴任途中改惠州安置，同年九月赴惠州途中经过广州，遇上珠江阴雨水涨，赋诗《连雨江涨二首》，在其脚注中对疍民的称呼和特征做了描述。苏东坡后经东江、西江，写有《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丙子重九二首》等诗，描述了其所经水域疍民舟居、吃槟榔等习俗。《东莞县志》也记载广东东部沿海在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末年有疍民数万户，成为疍民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
从上述历史记载分析，唐宋时期的疍民在岭南各地广泛分布，具体区域范围主要有广西合浦、钦州，广东南海、清远、广州、新会、肇庆、博罗、潮州、汕尾、雷州，海南琼山、万州、文昌、陵水、三亚等地。由于人口统计和疍民的流动性，唐宋时期疍民人口的规模很难估算。
3.2.2 唐宋时期疍民文化特征的定型
唐宋时期岭南疍民已经广泛分布于江海，其中以珠江三角洲的疍民分布最集中、人口最多，疍民的文化特性也基本形成并定型。
（1）以捕鱼为业，以江河、海为田，以船为家是疍民文化的主要特征
唐宋时期，疍民仍然以捕鱼为主要谋生手段。疍民善于捕鱼，因而有“蛟人”别称。唐代诗文中多以“蛟人”称呼疍民，如唐末文学家皮日休的《初夏游楞伽精舍》、温庭筠的《张静婉采莲曲》、唐彦谦的《无题》等。当然，虽然大部分是文学写作，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不足以据以考究疍民的详细生活状况，但也可以大概推断疍民以捕捞为主的生产文化特征。苏东坡《鱼蛮子》诗歌写的是渔民，并没有指出其是疍民，但系对疍民文化特征的具体描述，诗曰：“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苏东坡比喻自己的身世不如渔民自由。诗歌也是对疍民饮食、居住文化的形象描述。
疍民的上述文化特征在岭南各地均有体现。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谓广西玉林、合浦一带疍民以采珠为业，同时“能辛苦，常业捕鱼”。《铁围山丛谈》是蔡绦流放广西白州（今玉林市）时所作笔记，是宋代有名的笔记体史料书籍，其关于疍民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太平寰宇记》记载钦州疍民“不种田，入海捕鱼为业”，记新会疍民“随潮往来，捕鱼为业”。新会的崖门是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江海交汇，鱼类资源丰富，有利于疍民谋生。作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该地疍民的生活，被学术界认为是关于蜑户名称及生活的最早记载。在这一带生活的疍民数量也不少，并凸显了捕鱼、舟居的文化特征。
（2）疍民在生产文化上出现了社会分工
唐宋时期，疍民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钦州疍民有三种：“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卷七“珠池”条记合浦疍民擅入海“没而得蚌，剖而得珠”。《桂海虞衡志》也有类似记述。疍民的生产劳动从单一的捕鱼，发展到多种职业，从事捕捞的疍民主要捕鱼和在海边捞取贝壳类动物，为造船等服务的疍民上山伐木。在海洋生产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珍珠等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珍珠采集业的发展，岭南的广西北部湾一带成为珍珠的主产地，而这一地区的疍民也以采集珍珠为主要职业。上述情况说明，至少在宋代，疍民的社会分工已经基本形成。
另外，在制度文化方面，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强化对疍民的统治，如唐代开始按照丁口对疍民征收税赋。宋代实行比较宽松的海洋管理政策，设置了市舶司，管理外贸商船，也促使疍民的活动地域更大，从事生产的范围也比以前更广泛。同时，统治者也利用疍民熟悉水性、水环境的优势加强统治，征疍民为兵，在制度上实现了对疍民的管理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