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老年虐待/忽视筛查工具回顾

一些学者认为老年虐待/忽视的自我报告是不可靠的，他们考虑到受害者也许因为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或是由于认知障碍而不能报告（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识别和报告老年虐待/忽视的责任主要取决于第三方观察者，包括社会服务专业人员和警察。这些第三方观察者需要借助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筛选工具。为了满足不同机构的需要，已经开发出了多个访谈者管理式的筛查工具来检测老年虐待/忽视。

Johnson（1981）开发了一个主客观评估工具来分别采访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照料者。这个评估工具包括三个部分：（1）主观访谈；（2）客观观察；（3）评估老年虐待/忽视类型（即忽视、经济虐待、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主观访谈是询问家庭生活、社会支持以及各种形式的虐待证据。客观观察包括对老年人（比如他们手臂上的淤青）、照料者（比如他们的身体能力和心理素质）和他们的互动（比如老年人表现出的害怕情绪）的观察。这个评估工具的优势在于，它能评估出导致忽视和身体虐待程度的因素，这可能直接影响未来针对这种情况的社会工作干预。然而，这个评估工具中的主观性可能会使识别老年虐待/忽视变得困难，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可能由于想象和误解而错误地报告虐待。此外，访谈者的客观观察可能会受到他们自己的主观性影响（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

Ferguson和Beck（1983）开发“H. A. L. F. ”量表（Health，Attitudes towards Aging,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Finances）来评估老年人是否受到他们的成年子女虐待。问题包括被照顾者和照料者的风险因素、家庭对衰老的态度、居住安排、经济虐待和其他相关的变量。自1983年以来，社会科学出版物就没有使用过“H. A. L. F. ”量表（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

Fulmer和Wetle（1986）为所有的临床情况开发老年评估工具（EAI），评估可能的忽视、经济虐待、遗弃等。要求访谈者评估：是否有老年虐待/忽视的证据，比如“用商品交换服务”（从无证据到证据确凿）。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必要计算EAI的总分，或是用定量的方式解释它们，因为任何积极的证据都能帮助发现老年虐待/忽视。EAI已经被用于在急诊部门检测老年虐待/忽视，并且它的可行性已经在该部门中被证实了（Fulmer, Paveza, Abraham& Fairchild, 2000）。

虐待指标量表（IOA）是由Reis和Nahmiash（1998）开发的，用于在家庭环境下检测老年虐待/忽视。访谈者对照料者指标（比如药物滥用问题）和被照料者指标（例如认知障碍）进行评估。访谈平均持续2～3个小时，需要有经验的熟练访谈者。“这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似乎有巨大潜力，但在大多数医学、社会服务、成年人保护中心或者监察专员实践中都太冗长了。”（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 300）

然而，一些学者质疑访谈的质量，更倾向于老年人的自我报告。Comijs和他的同事们（1998）对由有经验的访谈者进行的老年虐待/忽视受害者访谈录音进行了分析，发现访谈者跳过了4.2%的问题，4.4%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因此质疑了访谈过程的质量问题。

Hwalek和Sengstock（1986）开发了一个15个问题的Hwalek Sengstock老年虐待筛选测试（H-S/EAST），从老年人的自我报告中筛选老年虐待/忽视的事例。例如，用来检测身体虐待的一个问题是：“最近有没有亲近的人想伤害你或打你？”Neale和同事们（1991）检查了H-S/EAST的有效性，包括其内容有效性、共时有效性和结构有效性，在社区的服务机构中，为盎格鲁撒克逊和非裔美国人的适应性提供了证据。通过进行功能分析，有学者提出了一个仅有六个问题的简易版的H-S/EAST量表。此外，一个改进的版本被用于中国老年人样本（Dong, Simon & Gorbien, 2007）。除了H-S/EAST量表中的问题，Dong和同事们的研究还包括与性虐待和遗弃有关的问题，如“你有任何不愿意的性接触吗？”和“有任何家庭成员曾在诊所、医院或其他公共场所遗弃你吗？”Schofield和Mishra（2003）也指出，老年人有可能在访谈者面前隐藏他们的老年虐待/忽视经历，一份安全的自我报告问卷调查更让人放松。因此，他们开发了一个包含12个问题的，基于澳大利亚妇女健康纵向研究的易受虐待筛选量表（VASS）。易受虐待筛选量表有四个因素：脆弱性、依赖性、沮丧和胁迫。

冲突策略量表（CTS）或修正冲突策略量表（CTS2）最初用来测量亲密伴侣之间的冲突（Straus, 1979; Straus, Hamby, Boney-McCoy&Sugarman, 1996），但是现在经常在老年虐待/忽视研究中使用（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 Sooryanarayana, Choo &Hairi, 2013）。冲突策略量表和修正冲突策略量表用于筛选情感和身体虐待，但不筛选经济虐待、性虐待或忽视（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

以上量表是为了在一般人群中检测老年虐待/忽视，因此它们可能不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少数族裔群体。然而，现有的量表提供了多个指标，可以作为老年虐待/忽视评估的“指标库”，具有借鉴意义，但不能完全照搬。我们可以从中选择适当的问题来测量华裔美籍老年人中各种各样的老年虐待/忽视。此外，本研究探讨了具有文化适应性和语言适应性的老年虐待/忽视指标。

对美国的一般群体进行的老年虐待/忽视的研究，尤其是对老年虐待/忽视的两项全国性的研究（Acierno et al., 2010; 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揭示了美国老年虐待/忽视问题总体趋势，提出了个人层面与人际层面的风险因素。然而，针对某一特定族裔群体的老年虐待/忽视研究仍需要“因果研究”（Kosberg, Lowenstein, Garcia&Biggs, 2003）。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中的老年虐待/忽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这两个少数族裔群体的研究表明，在这项研究中，某些社会文化因素仍有待检验，例如文化融入和社会支持因素。

对华裔美籍老年人的老年虐待/忽视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只有一组学者（Dong et al., 2011; Dong, 2014）专门关注华裔美籍老年人的老年虐待/忽视，尤其是居住在芝加哥的老年人。芝加哥是美国比较古老的华人聚居地，大约有42060名华裔聚居于此（U. S. Census Bureau, 2010）。然而，在有唐人街的城市或中国移民大量集中的城市所进行的研究，也许并不适用于美国的其他地区。在没有大量华人聚居的城市，华人之间的非正式支持，以及社区的正式支持可能较少。因此，有必要在这些华人较少的城市，或者没有唐人街的城市做进一步研究。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区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大量华人聚居的社区，只有7270名美籍华人（不包括台湾人）（U. S. Census Bureau, 2010）。

此外，之前关于中国老年人或华裔美籍老年人的老年虐待/忽视调查使用了修订版CTS2（例如：Dong, 2014; Dong, Simon和Gorbien, 2007; Yan和Tang, 2001），评估老年虐待/忽视的普遍度，或使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Katz et al., 1963）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IADL）（Lawton & Brody, 1969）来评估“老年忽视”（即不满足日常生活需要）。CTS最初是用来检测美国普通民众的亲密伴侣暴力问题（Straus, 1979; Straus, Hamby, Boney-McCoy & Sugarman, 1996），该量表用来检测中国人或华裔美国老年人的老年虐待/忽视的有效性需要被证实。ADL和IADL量表常用于测量老年人自身的身体机能，有可能捕捉到老年人的日常需要是否被忽视了。但它并非是老年忽视的有效测量工具，因为它没有涵盖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一项探索性研究来了解华裔美国老年人对老年虐待/忽视的看法，给这一群体开发一个具有语言适应性和文化适应性的老年虐待/忽视量表。

已有研究对中国人或华裔美籍老年人的老年虐待/忽视问题调查发现了老年虐待/忽视和老年人特征的关系，如高龄、女性、低收入、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身心健康水平和更少的社会支持（例如：Dong, 2014; Dong和Simon, 2008; Dong, Simon, Odwazny和Gorbien, 2008; Wang, 2006; Yan和Tang, 2001）。然而，除了一项调查传统主义对香港人老年虐待/忽视影响的研究之外（Yan & Tang, 2003），并没有学者探究家庭支持对老年虐待/忽视的影响和老年虐待/忽视的文化解释。Yan和Tang发现更传统的中国人有更强的老年虐待/忽视倾向。这似乎违反直觉，需要进一步研究来了解其中的影响机制。老年虐待/忽视和老年人的传统主义之间的联系也有待检验。在本项研究中，文化变量（即传统主义和文化融入）被用来衡量老年人对美国价值体系的同化水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从程度；家庭变量（即家庭支持网络和家庭凝聚力）用于衡量华裔美籍老年人中家庭支持的可得性和重要性。

本研究探讨了居住在凤凰城社区的华裔家庭中老年虐待/忽视的普遍程度，并根据已有文献，探寻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本书在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强调家庭变量和文化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