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法度与水平：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

先生云：今人都谈周文、武（西周）、周公的礼乐刑政，谈儒家的仁义王道仁政，却忽略了一点：其实西周的军事实力和组织制度（水平）也是一流的，甚至尤应予以特别的注意和重视（礼乐制度即是一种严密精巧的组织制度）。举凡历史上的大帝国，未有不在军事实力和组织水平上有优异表现而能成功的。世界没有国家则罢，大家都做逍遥自在的葛天氏之民就是了，但倘有不同文化之国家，便有国家间竞争，便须有军事实力作开国立国的前提与基础。因为单靠王道仁政或可取得国内之和平安乐生活，却难保野蛮外国不生觊觎侵占之心；故欲保民而王，不但须在国内行王道仁政，还须有先进的社会组织水平（当然要合理，符合人性之常，为了人民的利益，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与基于其上的先进军事组织水平和军事实力（当然，也包括科技实力）。

西周前之社会状况因文献不足征故不敢论，若以此考察西周，则可见其在社会组织、军事组织以及科技水平、道义水平等方面的高度先进性，并因此而可征服商王朝，封建各地（或亦可曰为武装殖民各地——此亦拜先进军事、社会组织能力所赐——除开先进的道义、文化水平之外）、驱攘四夷、开疆拓土、以夏变夷（华夏化）、改土归流等。我们看西周的井田制（或曰为孟子之设想，未必真的是历史事实，然绝非异想天开，必于上古西周之现实做法有所资鉴，并非空穴来风）、兵农合一（农事与武事，农具与兵器）、士农将兵、狩猎车战、射御巡狩、乡亭里县党等之相应行伍军事组织、公侯伯子男、“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及各种表示兵器及用具之丰富文字，便可知其时之组织水平、军事实力、技术水平与文明程度。以周边民族之原始组织水平或（军事）无组织状态，当然难以抗衡，而纷纷臣服归化。

质言之，先秦中国之成功，乃综合实力之成功；先秦中国之开疆拓土，亦综合实力之作用，而既为其组织水平与军事实力之先进与成功也，又有其文化、道义之先进，故开国后又可守之长久、垂之久远也。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有严密有效之军事组织和军事能力，而给予中原王朝以极大军事压力，甚至入主中原；但在道义体系、文化深广度、社会组织水平上，却依然远逊于其他民族[中原民族很早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而周边少数民族则往往是游牧文明乃至渔猎文明，每多靠天吃饭（逐水草而居，游牧），在思维方式等方面，尚不能跟上先进农业文明的思路]，故其有一定军事实力或军事组织能力者，尚或先在文化上一定程度同化于中原民族，进而统治中国，如鲜卑、满族，或但逞于一时威暴，而终于旋起旋灭，如其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等，而其他文化、军事、组织和人口实力等都不强的，往往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先后以不同方式同化和融入于中原民族之中。

空有仁义、王道仁政，而无先进有效之社会组织、军事组织与实力（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性的各种便民组织、制度、政策筹措和工程等），则即或立国亦难守难保，弱不能支；空有军事组织和实力，而无道义、文化及包括社会建设与组织建设在内的合宜合理之常态化和平社会规划，即便开国亦只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西周既有兵戎军事组织构建组织，又有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之（社会）组织；既有兵农合一、士农合作之兵戎军事组织构建，又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井田社会组织；既有射御，又有礼乐；既有先进军国组织，又有先进社会组织、先进政教典章制度、仁义礼乐文明……自然一枝独秀、独步天下矣！之后之士人儒生只谈仁义道德、王道仁政，不谈组织、军事与器技，真是一得之偏，一孔之见、一隅之学而误人不浅，害国极深矣！

其实早期学问本来就是整体的，后期则道术为天下裂，法家得其组织能力——比如管子、商鞅、荀子、韩非等，皆可视作继承了早期整体学术中的某一方面，尤其是注重组织和制度这一点——儒家得其道义，等等。故今当将这些各得早期整体学术之一偏的后来的学术流派，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乃成中华文明之新的整体形态，中华文明乃有更生重光之一日也。

周公制礼作乐，然而周公岂不整军备战、整顿行伍耶？孔子只得周公之礼义文教，未得周公之武备戎阵，故只是素王。孟子虽尤重仁义、王道仁政，然亦言及井田等社会组织立法，犹或得周公之遗意之大半矣！故曰：军事、组织、典章、政教（王道仁政）、道德仁义礼乐、祭祀、经济财政，皆儒生必备之学业（然次序当详审），诗赋辞章之学，则为锦上添花者也。

今之强分所谓“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之偏执，即便先不论其心志纯粹与否，亦皆或未窥先秦儒学儒者之全貌也。虽然，若夫能各本正道正义，而在各分支领域做一番合理合宜之筹措规划，相互协调，不违天心大道，共襄中华文明更生重光之事业，则亦有功于兆民，中国乃至天下也。（不过，就以上分析而言，古代之儒家确带有严重之精英主义色彩，儒家乃所以培养通人式国家治术人才；今天而为民主时代，而为工业文明时代，而为信息文明时代，而为社会分工时代，一定程度和领域内的学术分科与社会分工或亦是不得不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之儒家教育亦当有所随时因革创制也。故心性儒学与公民儒学，或可与西方之公民教育等对接；儒家通人教育，又或可以和西方之通识教育、自由主义教育乃至法国之国家行政学院的立学命意作一对照，等等，兹不详论。）

先生云：军事组织、典章、政教等皆当以仁义为本，然以（乱世）开国保国论，又当以军事、组织为首；欲军事实力发挥作用或持之久远，又须综合考虑财政、政教、仁义礼乐等。历代开国统治者，皆深谙军事、组织之法，然一旦取得天下，因为采取君主专制之家天下政治，便对此种务实之学问讳莫如深，不欲令士子民众习谙，恐其威胁自身之独裁统治也。又往往将谙熟军事、组织之法之功臣追杀殆尽，于是无知兵、知组织者（即或知之，又或不能真正亲身将兵、治社会，不能不断实践修正，渐而流于空疏），而通过科举制度等方式，引士人于无用之意识形态上用功和论争（比如历代儒家的许多争论），不务实学，于是乎，国民士子之空疏无用，与乎将领军事之衰弱与沦落亦便可知矣！

法家知兵，知组织法度，然为独夫之独裁专制张目，非利于国家人民之知兵、知组织也，适成国家与人民正当组织、福祉之毒瘤。黄老亦知兵，然流为神秘主义、操纵主义、阴谋主义，且亦往往为专制独裁张目。儒家不屑于谈兵，真乃对周文、武与周公之退化也。《尚书》或可作儒家论兵之书之渊薮也（至少其中内容包括论兵者），比如，“爰整其旅”、“思辑用光”，等等。今当发明《尚书》之尚武精神、重军主义而宣扬使知晓之也。此之所谓“《书》以论政论兵”。

先生云：后之士子，熟读经书，而未必能知武事与社会组织之事，此真经书之失责也。今之组织之事，有议事法（比如《罗伯特议事法》），政党政治，社会自治，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等公民参与，公司组织等许多方面。异日或可撰“古今组织方法汇集一览”一书。（其实经书中未必无组织法度方面之知识资源，如典章制度，如《周礼》、《仪礼》、《礼记》，如君臣父兄之礼仪等，皆是也，然尤须简明务实。）

先生云：因为不论兵战，不讲军事兵戎之学，不重逻辑自洽之制度规划，不习组织实事，故儒士皆成文士，成百无一用之书生（喋喋逞口舌、辞章之能，文饰浮夸），偶尔出得一两位能讲习军事和将兵之道、从事实事而成其事功如王阳明者，便惊为天人（而王阳明犹深自悔责早年之溺于任侠，可见亦受唐宋之后文人化与道学化之儒学观念影响至深），实则此本来便为儒士之本职也。

先生云：儒士又不喜言利，偶有一二言利如陈亮、叶适者，又纷纷斥为异端而排击之，殊不知儒家乃不言私利，而当讲求生公利、富民生之法也。此又误人不浅而不能适应现今之工商业社会也。今日不讲经济财政之学而可得为优秀之国士、治国人才乎？吾知其必不胜任也。而倘是一班逐私利者竞相攫取权位国柄，而逞其难填之私心欲壑，则又中国百姓之祸害。倘官员无逐私利之意，而有兴公利之心，则国大治。若夫逐利之心实亦人之常情，自可自由经商以逐之，或亦可间接造成社会进步（互通有无，通过纳税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家公共事业等），徒不可以公职公权逐之（私利）也。此则甚须讲明者也。或问：不以利益号召，然则何以吸引人才参政？则答曰：荣誉与适当、合理、合法之高薪也。又问曰：如何可保公职人员之公心？则答曰：士节之教育选拔与法治之督责也。

先生云：一个社会倘不能光明正大地表达、组织与结社，便必有各种阴谋组织、黑社会、秘密结社等，反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隐患，既可能造成民风、国民人格之堕落、阴险、狡诈、阴谋、操纵，不能正直、公正、光明磊落地进行表达、商议和行动，反致劣胜优汰，世风日下，同时也会造成每况愈下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社会之不稳定，国民与国家皆不能走上正当轨道，而往往更多产生阴谋家、独裁者、横暴独夫、枭雄、流氓、地痞等（及其流氓文化），被文明社会所嗤笑。故正人君子倘不知或缺乏正当组织之渠道法门，又不屑于偷偷摸摸、名不正言不顺之组织方式及组织实践，而小人奸佞则竞相以非正当、阴谋、诈力、流氓手段等乌合沆瀣，麇集杂凑，结党营私，仗势欺人，相互奥援勾结，驯至邪气歪风横行一时，嚣张凌驾于不知或缺乏或无法进行正当组织之正气正人君子与遵纪守法之民众之上，正不压邪，国、家、民遂皆沉沦于权力压迫的底层，乃至堕落愈下而已矣。

先生云：其实礼乐刑政一转而可为军法部勒，或行伍之指挥进退。或曰：礼乐刑政与军法行伍，本来一事，本来相通互出。后人不察，遂误以为儒家不讲究戎阵、行伍、军备之事。射礼亦稍有军礼军乐之遗制（后之鸣锣鸣金，与西周之“大武”等射乐，正同一意旨也），御礼尤是军礼也。若夫乡饮酒礼、朝聘燕享之礼，何一不是社会组织与社会建设之法，又何一不可助益于军阵行伍之组织，乃至本身即从军礼而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祀与戎，皆有相应之组织之礼法，而所谓戎礼，皆本来便为军事组织法度之一部分也。

然而，虽曰当重视组织之法，然尤其应当强调其正当性、正义性或民本性等方面，不可违背人性之常，不可违背民众个人权利，不可违背其自由意志，然后民乃乐从之，不然的话，历史上虽亦有善于严密组织如法家者，以苛酷之组织制度虐民害民，最后终于被民众所抛弃，此又须特别警惕也。质言之，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其心力、脑力都应当用在正当方向（正义与仁善），反之则不可。

另外，将来可以给你们具体讲：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是怎样具体推行此种社会各层面——军事、社会、学校等——之礼乐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比如人力、财力、动员、权力配置等。此皆当是具体征实之法，相当细密务实，便于实行，而不能是后之文人空疏、笼统或抽象之议论与理想设想也。

先生云：故亦须同时将礼乐视作一种基于正义、仁善之正当组织之法（故首先便是正当合理之文教组织及文教内容、体制安排等，如此乃有其人，包括领导阶层与参与阶层等，其实两者乃是一事，并无特权，特前者较为优异而拣择之而已），如此乃知读经之又一深意，而可行诸实事，为国为民也。读经而读成百无一用之书生，乃不知读经与错误读经之分别所以致之也，亦唐以来之科举制度徒以辞章诗赋取士所造成之文士化之恶果也。北宋胡安定先生经义、治事二分法，亦或真知读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