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尊师重道”

先生云：孟子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此语乃基于当时之历史现实情境而言，即基于对于当时理想的先王之制之文化先进性和有效性而言之，并非故步自封、冥顽不化。故孟子继之曰，“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则其以文化文明之高下为标准而定夺因革之意甚明。孟子于政治上固然讲究所谓民本主义（王道仁政），却未必是狭隘之民族主义（当然，当时文化语境中的所谓“天下”本来就是指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民族或中国民族，诸侯国皆中国民族和东方民族也，所以其实当时的天下主义即中国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而于文化上则尤不斤斤拘泥于古旧，每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名世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而仍主张应有创造维新之作为者。今人昧此，狭隘理解和株守孟子那时因缘因事之论辩之语，冥顽不化，奉为教条，亦厚诬古人矣！以孟子之贤，每念怀柔远人，岂于天下万民有所轩轾哉！特疾恶暴君暴民无礼禽兽之出处耳。“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乃膺惩其残暴无道侵虐，非膺惩其可能之仁善之万民也。

先生云：先秦儒家，师徒本基于道义，以道义相感召砥砺，故孔门师徒间有一种活泼泼正道相与之情态。故《论语》中每记“子路不悦”“鸣鼓而攻之”等事，皆一本于师徒传承道义之心志与精神。道义在，师徒在；道义亡，师徒亡。道义先于师徒，道义造就师徒关系与情意。师徒间因此道义乃有一种情意，而非因功利、权力而有情意，后者必然成为或逐渐沦为一种专制特权、结党营私、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收买利用之关系，与政治上之党同伐异、结党营私正在一毫之间而顺势可立至也——实则此两者在中国古代科举体制下，确实往往互相转化，互相加强，本质上乃二而一也。师道至此，污浊不堪（当然，此时师道的失格，并不能证明师道本身无其价值），哪有一丝一毫儒家孔门之以天下大公道义相承传、感召砥砺、敬爱的正气情意呢！“重道而尊师，尊师以重道”，若夫道之不存不行，何来其师，则曰无师而有党而已。今之学校或有知识，然无道义（之提撕熏染），故只有知识买卖活动，并无师道师徒，而所谓师生关系往往不过商人与顾客之间的买卖关系罢了。如此怎么能要求顾客（学生）付了钱还要额外地尊敬礼遇商人（老师）呢！完全没道理呀，应该反过来才对呀。今日大学中除极少数秉持道义、正直醇粹之学者以外，所谓师生关系大多不过买卖关系、交换关系、利害关系而已。故吾并不提倡给予此等“老师”以什么特别的或额外的尊重与礼节——当然，给予其特别的尊重与礼节，是否会促进此等人稍自矜慎谨饬，而有利于真正师道之渐渐树立，则是另一回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以道义与求真热诚而爱吾师，吾师于此有失，则匡正诤谏之（然吾师仍是吾师，不敢稍存不敬之意）……”在正向道义、价值观念与制度砥砺制约下，父母当然爱子女，君王也当仁爱子民，老师尤其正道提撕学生，如此，则父母子女之亲爱，君王百姓之仁民拥戴，师生之爱敬，皆自然而至之事也，但如果走向极端，宣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君王，天下无不是的老师”，则皆可能沦为愚民、奴役、专制、特权之帮凶也。

先生云：缺乏道义前提及其制约的师生礼节（及其交往规则），是造成古代中国独裁、专制、特权、腐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流毒极广极深。任何不先强调公义、大节、道义的对师生不平等礼仪的强调，都是在为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张目，或打下伏笔……（佛僧当有佛僧的戒律，然后能得信徒之尊重信从；儒当有儒的戒律，而后能得百姓之尊敬；君王士官当有君王士官的戒律，然后能得民之信任；师当有师之戒律道义，然后能得生徒之敬重；等等。片面强调礼仪权力，不强调对等礼义与责任等，久之就会堕落退化。）

先生云：中国文化的根本首在于天理道义公德，而非等级制礼乐与礼仪，等级制礼乐只有建立在天理大道德义的前提与基础上才有意义。不谈天理大道公德仁义，而只谈礼乐与礼仪，亦皆将为专制主义张目也。

先生云：因无道义道统学问，现今有些学阀等招收弟子只是招收门生、家奴、打手、党徒耳，而非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选拔学术文化人才或培养国士也。本意在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选拔人才之制度化大学教育体制，遂皆被此等私心昭著之大学教师篡夺之。

先生云：师生关系乃中国社会极重要之社会组织资源（方式）之一，惜乎大学学术公器亦往往堕入私人之手，而起反作用（社会学之反功能）。学术与文教公器竟亦成为教育行业无良之徒的权力寻租之手段，真可哀惧！但倘若本来便为民间办学或私人讲学，则另当别论，或以道义相感召而成师生敬爱之特别情意关系，或成知识传授、买卖关系，皆无所不可。西方因另有法治制度，以法治保证各人之权利与最基本之道德，故不必强调老师的人格化道义性，而只强调有专业知识即可（其他皆一准于法律取向或法治准则），师生关系亦可以是普遍之公民关系，不需要公民礼仪之外的特别礼仪（当然，宗教的道德训导、情意关联及其社会组织连带等，仍在西方社会中发挥极为重要之作用）。中国因每欲施行贤人政治，而相对忽略法治制度建设，故每要求老师必须秉承道义，以学术与文教为天下之公器，而不可变为私人之权柄或权力工具。然事实乃有大谬不然者。

先生云：因为大学并非民间书院，乃国家教育机构，选人亦有制度化正式程序、机制与标准，故教师并无过大或过分之择生主动权，故学生之心志、品类和兴趣皆可多元化。若夫古代之民间书院或私人讲学（比如孔子等），则先生老师有自主选择权（学生亦有选择权，所谓的“投名师”，或寻师访友等），故可选择相互投契或有特别心志、才华之生徒而培养之，师生关系当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正式之大学制度固然亦可做到，但当以大、中、小学教育制度之合理化为前提，故并不妨碍建立现代尊师重道之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