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代聚焦下的历史思考

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论争在时而激越时而平缓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迹。不同社会、政治与学术背景的学者在观察乡村社会以及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路向的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基点与理论认知。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正是异见纷呈的理论、趋向不同的见解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或者凝聚为社会共识，或者累积为理性资源，从而构成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乡村发展理论走向的思想前提。

历史沉积的思想成果富含着人类走向成功与希望的真知灼见！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许多论题虽然在物换星移中褪去了时代色彩，但有一些论题的思想魅力至今仍存，甚至在超越时代的局限中拥有了新的意涵。

当我们将问题呈现的镜头摇向历史时，顿然惊叹于历史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21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从1926年王骏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到21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时代条件不同，所聚焦的主题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背后却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三农”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问题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不会如此集中在“三农”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问题在于，是怎样的相关？如何揭示二者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并寻求最佳的或最有效的协调方略？

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始终伴随着城乡背离式发展趋向前行，从而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成为一种显性社会不平等。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先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反观我国的情况，在1949～1979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事实上农民成为低人一等的群体，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3年的33%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分享了工业化的一点红利，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不景气加大了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难度。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与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结论。

“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和时代特征，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的考量，或将既无法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恐也难以探寻到真正的求解之道。事实上，百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区域实验与社会实践，其丰富与多样、繁难与简约，已经有着足够的样本意义和理论认知价值。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思想领悟！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因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分歧依然为我们的历史反思和“长程性”考察提供了理性辨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