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596年发生的另一突发事件，是意外抵达日本的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San Felipe）。在与殉教事件相关的文献中，几乎所有记录者都将它视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这一年9月，原本计划前往美洲的西班牙船只圣菲利浦号因海难事故不得不于进入土佐的藩浦户港。接到报告后，丰臣秀吉立即派遣亲信增田长盛（右卫门尉）前往处理，准备没收船上货物和船员们的财物。

与该期的许多事件一样，文献对西班牙船只“圣菲利浦号”遭遇的记述出入颇多，但他们都对日本人强行没收船上货物一事极为不满。在1597年11月17日于澳门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件中，马丁斯主教就曾愤怒地指责道：

另外还发生了圣菲律浦号的悲惨事件。该船从吕宋出发，在前往新西班牙途中遭遇暴风，船体全部破损，不得不漂流到日本的土佐港。在拖往港内时，由于恶意的日本引水员的指引而坐礁于沙滩上。装载的货物全部被太阁没收。包括西班牙人衣物在内的随身物品也无一幸免。这样一来，他们遭受了海难与骚扰的海陆双重灾难，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

按照主教的说法，虽然圣菲律浦号在途中遭遇风暴，但它的触礁与坐滩则是由于日本引水员的恶意指引，而丰臣秀吉（太阁）没收船上货物则更像是趁火打劫的海盗行径。不幸的西班牙人因此遭遇了双重打击，成为日本人巧取豪夺的牺牲品。

然而，根据弗洛伊斯（Frois, Luis）在1597年3月15日撰写的报告，船只遇难纯属意外，日本人没收船上货物，亦是根据多年来的惯例。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在报告中声称：

去年（15）96年（11月18日），有一艘船（圣菲律浦号）漂到了土佐国（日本三个最大岛屿之一，福音的光芒尚未照到那里）。船是从菲律宾驶往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但途中的一阵阵风暴使得船体破裂，失去了船舵、桅樯和其他的必要资材。船只入港后，当地的国主（领主长宗我部无亲）立即写信给太阁，报告船上满载商品。（太阁）为防止有人伸手夺去如此众多的捕获品，便下令自己政厅中第一级的奉行（增田）右卫门（去长崎）检查船只，并以国王政厅的名义制作船舱中所有货物的目录。因为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漂流）船上的货物都归当地国主所有。

与葡萄牙人的记录相比，西班牙人的记录稍有差异，商人阿维拉·吉龙（Avila Giron, Bernardino de）在作于1615年的《日本王国志》中声称，圣菲律浦号的遇难是由于受到日本地震的波及，但在抵达土佐浦户之后，船员们遭到了非人待遇，而前往京都交涉的西班牙人也遭到厚颜无耻的勒索。其曰：

（地震）破坏不仅限于日本的领域，因为这次天变还波及当年从马尼拉驶往新西班牙的卡莱翁船圣菲律浦号。由于剧烈的风暴，帆柱、帆和船舵全都破损了。到达这个王国，10月18日，刚抵达四国名为土佐（Thoca）的岛上，马上就有几艘小舟（Funeas/M: Funes）出来，看到对方因海难受损，便允许他们入港。在此时，航海长奥兰德（Franclsco de Olandia）和船长马蒂亚斯·兰德乔（Matias Landecho）在并非本意的情况下进入了名为浦户（Urando）的城镇，但由于那里的浅滩，船只搁浅在三普拉萨（约6米）半的沙滩上，于是，日本人的小船（Funes）为了拖它而来，不一会儿，就来了更多的人。由于所有的衣服和大炮被一点不剩地搬出，船只孤零零地留在那里。这些衣服都被放入仓库，与其说是仓库还不如说是用粗大圆木围成的库房里。官员（Tono）在获得西班牙人的报告之前，已经通知太阁和该王国的奉行。因为土佐（Toça）的领主长曾我部（Choçongami）故意扣押西班牙人。结果，指挥官要求马拉贝尔（Don Antonio Malaver）和梅尔卡多（Cristóbal de Mercado）给太阁带去价值20000杜卡特的礼物，但在他们到达（京）都时，应当已经开始停止卸下船货，该王国四奉行之一的伏见城主右卫门尉（Uyemonoxo）得到任命。

阿维拉·吉龙还说：

右卫门尉回到浦户后，首先做的事就是在某一日的早上，下令再用栅栏围往仓库，只开了一扇门，将乘坐在船上的全体黑人和白人关在仓库中，随后让他们脱光衣服，走到外面，仔细地检查他们的身体，甚至想从双脚之间找到一些黄金。然后，连一条卖鱼的毛毯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所有东西都拿光了。把船上装载的一切都记录下来，郑重地盖上封条后，把它们交给预先带来的番卒，自己带着数额巨大的黄金返回（京）都，这个王国的奉行们看到该船带来的巨大财宝，马上就提议夺走它们，变为己有。

然而，根据日本官方的记录，当局对圣菲律浦号的处理尚属温和的，虽然他们依惯例没收了船上货物，将它们据为己有，但还是向西班牙人提供了必要援助，官方不仅修缮了船只，而且还向船员们提供大量食物，并最终将他们礼送出境。《通航一览》之《南蛮吕宋国部》辑《杂话烛谈》及《武家评林》有曰：

庆长元丙年九月八日，土佐国葛木浜（属吾川郡），吕宋船漂着。丰臣太阁没收其荷物，给薪水食物等，使其归帆。彼蛮物配分禁里及公家诸大名等，东照宫亦受其配分（中略）。

庆长元丙申年，蛮舶流来干土佐桂浜宇罗户凑边之浜，国守长曾我部元亲闻之，驰小艇问其事实，则南蛮商贾往来之船，被甚风触，而桅摧樯折，昆仑儿（名黑厮，俗号黑坊）二百五十人，商人三十人许，凡五百余人皆溺死，幸免者今仅漂泊于此。元亲怜之，与粮米酒肴，翌日驰书于增田长盛告秀吉，秀吉大悦曰，长盛乘轻舟驰至，命工人记其舟之广狭，其长三十间，其横二十二间，长盛即欲检舟中之所有。时通事言曰，若欲悉检之，则可费五六日，即出目录而示之。长盛见之，归而与元亲及通事议曰，欲献之于秀吉，而如何之可。通事曰，载之于小舟百五十艘而到大阪耳。长盛无亲同之。悉聚四国近边之船以捆载之。长盛监之乃到大阪，以其目录先呈秀吉，乌捌丝五万端，木棉布二十六万端，金襕纯缎子五万端，白丝，十六万片（斤），印子金千五百箇，麝香一箱，生麝香十头，生猿十五头，鹦鹉二翼也。秀吉悦，捧生鹦鹉一匹，麝香箱及金襕纯缎子二万端于禁中，其余摄家清华云客诸侯大夫各颁赐之。又分畀于京都大阪泉堺奈良庶人有差。而取其价银几千万矣。且赐银五千枚于元亲，银五百枚于长盛，又赐米谷八百人之料，酒肴炭薪每日五百人之用于船中之南蛮人。乃命船工修补其番船，而使归于本国。船已成矣，蛮人来谢，且告归暇。秀吉使人问其所欲，蛮人答曰，米五百石，豕二百头，鸡二千只，大樽百箇，杂肴五十盛，馄饨粉五百石。长盛受命悉调以与之，蛮人大悦而即归。

据此记载，日本官方对西班牙人的处置并无不妥，没收货物亦属依律行事，而且还礼尚往来，向遭遇海难的船员提供了令人咋舌的大量食物。所谓虐待勒索诸事，根本无从谈起。

由于双方的记录出入太大，我们还无法判断相关指控的事实真相，但基于本文的主题，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菲律浦号事件中的一个关键细节与此后殉教事件的直接联系，即西班牙船员在面对没收货物的厄运时，信口开河、夸夸其谈。许多人都认为，正是由于这番难以置信的荒唐对话，才直接导致了方济各会士的殉难。

或因事关重大，马丁斯主教在前引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亲笔署名信件中亦有涉及，其曰：

该船离开马尼拉前往新西班牙的途中遭遇风暴，漂流到日本国，关白（按：丰臣秀吉）立即决定没收船上货物。他以掩饰暴虐和强夺的口实，声称船上的西班牙心怀不轨，是作为侦察者和征服者而来此地。因此，他们首先将异教徒变化基督徒，带来神父和修道士，然后组织基督教徒征服该国。他们还说，在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而在土佐港浦户，当右卫门尉寻问如何征服秘鲁和新西班牙这样远离贵国的国家时，一位西班牙人也有同样的答复。

按照主教的描述，为了掩饰没收船物的粗暴行径，丰臣秀吉毫无根据地污蔑西班牙人图谋不轨；并且将如此可怕的阴谋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指控他们与基督徒都是西班牙人征服别国领土的内应与帮手。令人回味的是，主教在信中没有说明丰臣秀吉此言有何依据，但他含糊不清地承认，在日本官员即右卫门尉抵达现场，向西班牙人询问他们如何在美洲征服秘鲁和新西班牙（墨西哥）时，一位西班牙人也做了相同答复。

在作于1587年3月的报告书中，弗洛伊斯神父为这番关键对话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描述，是愚蠢的西班牙人为避免没收货物，主动宣扬西班牙王国的赫赫声威以及西方人征服日本的可怕计划，从而激怒了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其曰：

漂流到土佐的来航船上的人们说，你还不知道墨西哥与菲律宾已经臣服于西班牙了吧。他们现在正试图用同样的方法与理由将日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侦察（日本国的）不同地域，为了通过传教夺取民众，首先派遣自己的传教士，然后他们将率领强大的舰队来航，在预先准备好的基督徒的帮助下开战，夺取所有的领土。我禁教已经有十年了，耶稣会士们听从我的命令，但看到新来的（方济各会的）人们如此作为，传播我不希望的教义，这不是要日本国颠覆并灭亡吗。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事。

无独有偶，另一位名叫席尔维亚（Silva, Juan Lorenzo de）的证人也就此事提供了相似的证词：

当（增田）右卫门尉来浦户港接受上述西班牙人货物时，让上述商船圣菲律浦号的水手拿来海图。并要求他们中的一个人前来见他。证人提供了从北海到南海的自己的地图。右卫门尉看到地图后，询问国王为获得秘鲁、新西班牙和菲律宾采取了何种方法。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中的一个人（由于他不想被法庭传唤，这里就不提他的姓名了）回答说，国王派遣所有修道会的修道士，去传播神圣的福音，如果该国人都得以改宗，西班牙人就会进入，夺取该国，于是该国就被征服了。这番说词决不会给右卫门尉留下好印象。证人还说，在听到那个西班牙人做出这一回答时，他（右卫门尉）表示了极大遗憾。

有意思的是，在作于1775年的著作中，一位荷兰商人也对此做了类似描述。这位新教徒绘声绘色地告诉读者说：

这艘船上的引水员为了炫耀西班牙国王的势力，向当地领主出示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证据，图上标明了地球上属于这个君王的全部国家。当日本人对如此广阔的版图表示惊讶、并寻问用怎样手段才获得如此霸权时，这个傲慢而愚蠢的西班牙人回答说：这很简单。我们的国王首先将圣职人员送到想要征服的各个国家，由这些人使民众皈依我们的宗教。当这些人获得显著的成功后，再送军队去那里。军队在新信徒的协助下很容易平定剩下的人民。

考虑到荷兰人在宗教情感和竞争意识上的诸多因素，我们或许可以对他的证言表示怀疑，但不可否定的是，虽然上述记录的细节略有差异，但基本情节却大体相同，即圣菲律浦号的西班牙水手犯了大错，他们向日本官员吹嘘西班牙国王在全世界拥有广阔领地，而他拓展领土的主要手段，就是首先派遣传教士去那里传教，当土著居民的改宗者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派遣军队，在基督徒的帮助下占领这个国家。

以现代人的视角看，西班牙人如此大言不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无论他们此举的目的是炫耀西班牙王国的强大实力，还是为了避免遭受货物被没收的厄运，但事实上，如此狂妄的言论只会触动丰臣秀吉的敏感神经，激起埋在他内心深处的隐忧，使得刚刚统一日本的独裁者下决心剪除隐患，对立足未稳的方济各会士痛下杀手。

可能是意识到西班牙水手的自吹自擂与此后殉教事件的内在关联，试图推卸责任的圣菲律浦号船员在事后提出的另一份报告书中又试图横手枝节，他们用一些含糊而模棱两可的词句暗示说，导致丰臣秀吉做出这一决定还源于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的谣言中伤和推波助澜。其曰：

（日本官员）通过我们的翻译向我们传达说，根据来自于京都的太阁（按：丰臣秀吉）的书信，我们被当作海盗，正如在秘鲁、新西班牙以及菲律宾诸省所做的那样，首先派遣方济各会的神父，宣说南蛮——我们被如此称呼——教，其目的或为夺取该岛而进行测量，或装载货物来此。此事是在京都的三名葡萄牙人告诉关白（按：丰臣秀吉）的。此或因前述关白闻说船载货财富，为夺之而作此口实。

细读上述文字，西班牙人模棱两可的含混指控显然并无真实凭据，充其最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但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中，一旦将殉教事件与葡萄牙人的挑拨中伤联系到一起，会在西方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可能是鉴于这一无端指控具有的可怕杀伤力，马丁斯主教在前引1597年11月17日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亲笔信件中力证清白地辩解道：

我证实以下传言是非同一般的谎言，即有人声称船只被没收是由于葡萄牙人的缘故，又说葡萄牙人在京都宣称，西班牙人的王不是葡萄牙人的王，西班牙人为征服日本而来。将这些谎言说成是葡萄牙人所言，是右卫门尉在浦户告诉西班牙人的。为什么说这是谎言呢，因为船只抵达浦户港时，安冬尼·卡尔塞斯（Antonio Garçes）和他的部下正在长崎，完全不在京都，当我和葡萄牙人一起来到京都时，已经是在右卫门尉已经为没收船货而前往浦户之后了。由此可见，在船只抵达时，没有葡萄牙人在京都。葡萄牙人说出那样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葡萄牙人对船只没收非常悲伤，因为这会导致来自澳门的商品价格低落，直到现在还卖不出去。

从主教列举证人姓名及其行动时差的自白推测，相关的传言可能还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具体细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可靠证据，我们无法判断这一争执的是非曲直，也不能确定类似谣言曾在多大范围传播，又对葡萄牙人造成了何种伤害。考虑到当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以及不同修会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西班牙船只突然来临之时，感到竞争压力的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在暗中动些手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如果再换个角度，那么相关流言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与水火不容。

在此前关于《殉教图》的解释中，我们曾提醒观者留意中景处的那艘孤寂帆船。就图中展示的形象看，我们很难断定它的身份。由于缺少高耸的舷首，且尾部低矮的船楼亦呈现为不同寻常的圆弧形顶部，这艘船的外形似乎与中国的平底船有些相似。但另一方面，船上的三根桅杆又与多数中国将克船的双桅结构明显不同。捆扎船桅中部的布质帆布，亦与可以折叠、通常横跨在船上、用竹篾编织的中式硬质船帆大相径庭。

在绝大多数纪念性作品中，景物设置绝非随心所欲的遣兴之作，而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叙事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一些并不明显但却令人回味的有趣细节：吃水极浅显的船体可能是暗示船上货物已被卸空，或许只是表明船只搁浅，而船上空寂无人的特殊状态亦与圣菲律浦号在土佐浦户港的境遇极为相似。可以相信，在《殉教图》中不多的背景物体中，作者将其置于醒目位置绝非画蛇添足，他应当赞同众多文献的分析：即“圣菲律浦号”意外抵达日本是导致殉教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才将它郑重其事地绘入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