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5～16世纪的所谓大航海时代，紧随着西方列强全球扩张的步伐，欧洲的天主教士们也随之走向世界各地，传播天主信仰的福音。在被称为远东的亚洲东部的中国，由于封建王朝的强大势力和明朝政府厉行海禁的对外政策，外国势力较难进入，因此，天主教修士们便将目光投向尚未统一、正处于“战国年代”的日本列岛。

最先抵达日本的传教士是以反对宗教改革和域外传教闻名的耶稣会士。自从沙勿略（Francisco Xavisr）在1549年进入日本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耶稣会传教士相继进入这个东方国家，利用王权式微、豪强争霸的政治形势，以对外贸易的世俗利益为诱饵，换取传教的许可。由于采取被称为“文化适应政策”的成功策略，耶稣会士在日本的努力颇有成效，短短30余年，他们便建立起规模可观的远东教区。根据作于1580年的第一份日本教区年度报告，当时耶稣会在日本共设立有三个传教区，并创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除了75名耶稣会神父和修士，各地住院中还有500名同宿和仆人协助传教或是照顾传教士的生活。至此，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事业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整个日本教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俨然天主教海外传播的东方典范。

然而，踌躇满志的耶稣会士心中一直藏着一个隐忧，即他们独占日本的企图还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由于缺乏必要的地理知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在1493年5月3日以亚速尔群岛至佛得角以西100海里的经线为基点，划分出贯通南北的“教皇子午线”（Demarcacion）时，并未明确位于远东尽头的日本究竟是归于葡萄牙王室属下的东印度，还是西班牙王室领有的西印度。由于葡萄牙人的船队率先在1541年抵达日本，因此，无论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主观理念中，他们都已将这个东方古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东印度的范畴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鼓励世俗王权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宗教传播，教皇在为之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还采取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措施，即所谓的“保教权”（Padroado）制度。按照一般性的理解，这项制度赋予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特殊的权益和义务：前者是指他们不仅在自己领属的区域内拥有指定主教人选和教务职禄的特权，而且前往那里的所有天主教修士亦必须以国王的名义，于里斯本或马德里出发，前往东、西印度的广袤领地进行传教；后者是与之相适应的义务，即两国王室及其殖民地官员必须为传教士们运送人员、传递书简、提供经费和各种后勤支持。这种保教权实际上将天主教修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出于利益竞争的本能，东、西印度间模糊而混乱的边界线实际上与地理概念没有多少关系，它已经成为势力范围的代名词。基于利益之争的现实需要，葡、西两国王室都将保教权推衍至内含丰富而广泛的综合形态，除了严禁对方船只进入本方属地的港口贸易之外，还不允许受别国控制的天主教修会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免遭到他国势力的渗透。

在这一情形下，天主教的不同修会大致拥有自己专属的习惯传教区域。正如西班牙王室控制下的托钵修会即多明我会、方济各修会和奥古斯丁会的修道士们最早将注意力投向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等地那样，受到葡萄牙王室保护的耶稣会士们则主要沿着葡萄牙的东方航线，从印度一路向东，依次抵达暹罗、安南、中国（澳门）以及位于东方尽头的日本列岛。虽然这种划分并不严格，也有一些修会的传教士因为种种原因进入对方的海外属地和势力范围，但从理论上说，各修会也严禁其他修会进入自己的传教区域，国家层面上的保教权问题在各个修会之间延伸并逐步衍化成传教权之争。

在有关传教权之争的现实情境中，耶稣会士在日本的地位最为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由于葡萄牙王室的庇护和大力支持，耶稣会士抢先一步，进入日本，并迅速取得了可观的传教成果，于是，他们便理直气壮地认为日本属于自己的传教范围。而为了履行保教权的承诺，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iusⅩⅢ）在1576年1月23日发布大敕书（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正式在葡萄牙人租住的中国澳门设立首个主教区，并明确将日本和中国纳入其管辖范围。

然而，耶稣会士捷足先登的优势地位很快因为欧洲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而面临新的危机。由于葡王恩里克去世后无子嗣继位，西班牙国王菲律浦二世（FekupeⅡ）在1580年兼领了葡王尊位，在他的治下，庞大的联合王国幅员辽阔，几乎涵括了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虽然新国王为避免引发葡萄牙人的不满，一再许诺葡萄牙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但当葡、西两国归于一位君主的名下之后，新的王权政体毕竟对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势力版图和耶稣会士独占远东地区的企图构成了潜在威胁。

为了预防并杜绝可能出现的挑战，耶稣会东印度教区视察员神父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未雨绸缪，他在1582年首次巡视日本教区时写给总会长的特别报告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振振有词地列举了其他天主教修会不宜前往日本的诸多理由：

让日本人放弃他们的宗教，让他们动心并进入我们宗教的动机之一，就是见到日本人诸教派之间以及同一教派僧侣之间的差异。而另一方面，我们宣扬的教义则完全统一，没有丝毫不同。因此，日本人便得出结论，他们诸教派宣传的教义是虚伪的，是人的作为，而我们的教义则是极为确定的，是神的旨意。如果现在有其他各修会身着各色修道服，以不同动作和各种意见赴任日本，即便这些差别无关信仰，其他修会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与日本各教派间的差别并非一回事，不了解其中缘由的日本人必定会认为我们是不同教派的人士，我们的宣说也同样是人的作为，同样是不确定的。……

……前往日本的各个修会无法以适当方式与耶稣会步调一致，当然，他们与我们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别和不一致是毫无疑问。这也许是缘于我们的操行不足，相关证据已在所有土地，尤其是我们在印度的经验中得到充分证明。无论是否出自于旺盛的激情，各修会总是在进行改宗时与我们发生争执，反对我们的做法，并试图加以迫害。即使是在日本，也会出现或在将来发生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特别事情，从而演变成产生大量矛盾的难以补救的温床。……

我们不清楚其他修会前往日本的人数是多是少，但如上所述，如果是少数人，或许毫无效果且弊害甚大。而如若人数众多，就必须有大量收入。根据各种原因，不能期待依靠日本人的捐赠生活。在目前阶段，向日本人寻求捐献是有害的，会引起混乱，是极不恰当的。因为日本是极贫穷的土地，那些基督徒也是新的，对他们不能有任何期望。……

在这一章节的最后部分，范礼安毫不隐讳地坦言，他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受到西班牙王室大力支持、位于马尼拉的各个托钵修会。其曰：

根据以上各种理由，我们认为，除我们之外的各修会前往日本是非常危险的，有害的。基于所有这些理由，向教皇圣下和国王陛下提出上述建议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立即实施。因为其他修会的人并不了解发生在日本的情况，他们只是听闻我们收获的成果，以及耶稣会获得的荣誉与评价，在中国港口（澳门）、吕宋（菲律宾）以及印度的各修会会员正希望前往日本，因为他们所处土地的居民能力低下，就连新西班牙（墨西哥）的人也萌发了前往日本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应当获得国王陛下的命令以及教皇圣下的大敕书。根据上述理由，如果没有国王陛下和教皇圣下的明确命令，耶稣会之外的任何修道士都不得前往日本。我觉得这些指令应当在前往日本港口的中国澳门以及吕宋的菲律宾群岛加以公布，国王陛下应命令各位总督和司令官，以重罪处罚（违反命令者），我还希望教皇圣给吕宋和中国的各位主教下令，除耶稣会员之外，不允许其他修会的会员们前往日本，并以破门罪处罚他们，并以同样的惩罚，禁止修道会员们前往日本。……

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范礼安在1582年2月结束对日本教区的首次巡视后，还别出心裁地挑选了四名日本少年，组成名为“天正少年使节团”的代表团，前往欧洲，拜访葡萄牙国君和罗马教皇。此举一方面是向欧洲人宣扬耶稣会在东方取得的传教成果，同时也力图向罗马争取更多权益。

或许是得益于范礼安的精心设计，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公关活动之后，代表团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教宗格利高里十三世（GregoryⅩⅢ）在1585年1月28日发布敕令，全面禁止除耶稣会之外的传教士进入日本传教。不久后，接替格里高利十三世的新教宗西克塔斯五世（Sixtus Ⅴ）在即位后的第二天接见了使团，并不顾教廷大臣和其他修会的反对，于1585年12月28日再次确认了耶稣会独占日本的传教权。

可能是因为罗马教廷的上述特许，已经兼顾葡萄牙国位的菲律浦二世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他在1585年4月致信印度副王，发布了与之相同的禁令。印度副王在1586年4月12日通知澳门司令官，5月2日又致信澳门主教，传达国王敕令。命令在5月底6月初到达澳门，同年7月底8月初被送达日本。

然而，就在天正少年使节们在欧洲风光无限地四处巡游，并激发起社会公众对于遥远东方的美好想象与憧憬的同时，遥远东方的日本教会却在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打击下，从欣欣向荣的繁荣迅速滑向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1586年，萨摩军队的入侵迫使传教士们抛弃府内的教堂与住院，逃往相对安全的山口。翌年6月，随着被称为“基督教国王”的丰后领主大友宗麟的去世，一度兴旺发达的山口教区亦迅速化为乌有。1587年7月24日，刚刚统一日本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在博多发布著名的传教士驱逐令，要求所有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面对急转而下的传教局势，不久前还沉浸在美好向往中的传教士毫无思想准备，陷入混乱和绝望的境地。有人惊慌失措，有人相互指责，推卸承担后果的责任；有人开始筹划潜伏日本的计划，准备以死抗争；甚至还有人异想天开地向马尼拉求救，寄希望于西班牙人的武力干涉。曾经蓬勃兴盛的日本教区迅速进入了一个转折期，传教士面临的主要挑战已不再是他们的异教对手，而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封建王权。